陈中华：学历高低不能成为判断、是否为人才的主要依据

    当前：在评价人才时过分强调学历的作用，致使不少人急功近利，想方设法弄一个文凭，给自己贴上一张人才的标签，而非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在现行人才标准下，人们想的不是拼成绩、比贡献，而是拼学历、比职称。”造成假文凭泛滥成灾，已成为社会公害。“一些人为了获取更高学历，不惜弄虚作假；一些人为了评上职称，熬白了头发。这些现象的发生，与不科学的人才标准有直接关系。”

    据新闻报道：2019年上半年，上海GDP实际增速5.9%，北京是6.3%，广州是7.1%，深圳是7.4%，在一线城市中，上海GDP增速排名垫底，这是一个可以预料的数字，在各项政策不改的情况下，上海GDP增速和其它三个一线城市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从人口结构上来讲，2017年，上海户籍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315.06万人，户籍人口老龄化率为21.8%。4个一线城市中，2017年上海总体老龄化率为14.3%，北京为10.9%，广州是7.9%，深圳是3.4%。人口老龄化率的比例高低刚好和GDP增长排名反过来了。

    在农业社会，在耕种土地有限的情况下，人口过量增长是一种负担；而在工业社会，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是一种财富，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不仅仅是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社会的主要消费者。对比一下日本和德国，两个都是发达国家，领土面积也差不多，但日本的GDP却一直比德国高，就是因为日本有1.3亿人口，而德国只有0.82亿人口，没有人口的增长，谈不上社会的发展与财富的增加。

    2016年，为了控制人口，逼低端产业转移，上海开始大规模拆违，仅2016年拆掉5141万m2，2017年又拆掉不少于5000万m2，2018年拆违目标是3600万m2，估算下来，这几年相当于拆掉200万100m2的住宅，路边很多小店及工厂灰飞烟灭，对应的是上海走了24万人。除了拆违，再就是小孩上学，大概2012年以前，来上海打工的外地人小孩上学是很宽松的，但到后面，外地小孩上学慢慢要交社保，要本地有房子，对应的很多打工的人为了小孩上学只能离开上海；还有2016年开始更为搞笑的外地人买房政策，为了控制房价，外地人必须要连续缴纳满5年社保且要结婚之后才能在上海买房。

    本来，人才并没有所谓的高低之分，对于社会来讲，一个学历低的理发师、电焊工、泥水工、服务员与一个研究生学相比，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并不一定就低；在西方国家，他们的收入差距也是很小的，而在我们国家，学历的高低成为判断是否为人才的主要依据，这本来就不是正常的现象，一个城市的持续发展，人才层次也应该是金字塔形的，西方国家也没有哪一个城市全部由本科以上的学历人口组成。而且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小孩是未来的希望，小孩消费是一个家庭除买房以外最大的开销，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上海本地人一般只生一个，来上海的外地人生二胎的比较多，没有外来年轻人，指望上海那些爷爷奶奶再生小孩去增加人口吗?

    有时候很奇怪，和北京相比，上海不缺水，和深圳相比，上海不缺地，而且上海地势平坦，交通发达，为什么一定要限制上海的人口呢，解决城市拥堵、控制房价有多种办法，为什么要采用泼掉脏水就连小孩也一起扔掉的办法。目前上海每不到3个户籍人口中就有1位60岁以上的老人。根据当前上海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机械变动和自然变动情况以及上海城市人口总量规划目标2500万人等因素测算，2030年左右，上海常住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历史峰值，约为480万人，常住人口老龄化率为19.2%。

    发达国家的公务员队伍不追求高学历，甚至高技术企业也不追求高学历。比如，美国国务院招聘外交官要求极为宽松，只要求高中以上学历；而在美国一家大报一年刊登的3544则科技类招聘广告中，2799则没有任何学历要求，而要求学士学位的仅206则，要求硕士的仅77则。人才标准不仅应该包括‘显现’的人才，还应该包括‘潜在’的人才；不仅要涵盖有学历有职称的人才，也要涵盖没有学历和职称、但有专门技能的人才。“我们的人才新标准应当是：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