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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政令不畅司法不公,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陈中华:政令不畅司法不公,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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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检验一切、拷问一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明确“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以来,各级政府已经把疫情防控工作上升为一项不容有失的政治任务。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专门对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分别针对全国、全党、全军作出动员和部署。这也表明领导层对形势之严峻的评估。为了动员各级政府以最大的努力来抗衡疫情,中国高层也印发通知,要求“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的实际表现,作为考察其政治素质、宗旨意识、全局观念、驾驭能力、担当精神的重要内容”。


中纪委国家监察委也紧跟着印发通知,要求严格执行纪律,对“敷衍塞责、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等问题从严查处”,对“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消极应付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严肃查处、推动整改;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失职渎职、挪用救援款物等违纪违法问题,坚决依纪依法调查处理”。在实际层面,也已经在多个省市处理了包括湖北黄冈市“一问三不知”的卫健委主任在内20多名低层官员。


然而,如果深入到中国社会基层,人们所看到则是另一番景象。近日,亿万网民看到了极具戏剧性,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重庆和湖北黄石采购的口罩被大理市“紧急征用”了。当意识到这不是段子,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后,网民们开始了对大理“不讲理”的口诛笔伐,并发起#大理请把物资还给重庆和黄石#的话题。但这事没完。互联网上又传出另一份文件,是青岛方面要求青岛海关对等查扣沈阳的口罩!而在此前,据传沈阳海关先扣了青岛的口罩。原来,“口罩打劫者”不止大理一家。另据网友爆料,大理除了截扣重庆的口罩,还扣了宁波慈溪的口罩;云南蒙自扣了河南信阳采购的口罩……


老实讲,大理方面的做法真不地道。一是不符合法理。大理方面的做法涉嫌违法,因为《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政府,只能征用本行政区域内的物资。如果涉及全国范围或者跨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征用,应该由国务院进行。这批物资明显属于跨省级行政区域,征收权在国务院。二是不讲情理。重庆方面这些物资是抗疫一线使用的,其中还包括湖北重灾区委托购买的紧急物资!


一个地方政府,公然“截”了另一个地方政府的应急物资。大战当前,说好听一点,还算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说不好听一点,便是“前方打仗,后方捅刀”。这是一个极坏的典型。都已经是2020年了,“土司”遗风还在作祟。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治理,历来以“运动”应对之。而“运动”的前提便在于,需要改变各地常规的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封建做法,要有全局意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治国理政的成就便在于,形成“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有效机制。


疫情扩散以来,社会上每天似乎都有莫名其妙的东西在制造着恐慌,人们抢购着一切可以抢的物资,抢口罩、抢大米、抢酒精、抢护目镜、抢紫外线灯、抢手套、抢双黄连口服液,似乎天很快就要塌下来了,要尽可能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捐助物资的流通也成为了大问题,一方面是各地捐助的海量物资积压在仓库内分不下去;另一方面是疫情区物资短缺,得不到所需物资,医生护士只好套着雨衣垃圾袋上岗位。而负责接受和分送捐赠物资的红十字慈善总会总保持着沉默。湖北红十字会更是激起了民愤,那么重要的一个由官方支持的组织所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及一个民间人士组织(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所发挥的作用,民怨因此而沸腾。


疾控官员的行为更难以令人理解。理论上说,他们作为专业官员,应当是主角,无论是发现病毒、诊断病毒和向有关部门与社会公布病毒,都是他们的首要责任。但他们却抢先写文章、到国际顶尖刊物发表论文,这是为了抢先发表学术成果?还是只能到国际舞台上才能发声?武汉八名医生在疫情早期因为自行“散播”疫情消息而被地方公安部门约谈,甚至遭到训诫。


根据这一研究,去年12月中旬已经知道开始人传人了,但官方直到1月20日才告知民众。如果这群掌握信息的精英能够早些告知社会,哪怕是像那八个医生那样冒些风险,说不定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各级政府在经历了最初阶段的迟疑之后,终于投入了高度动员状态,但可惜的是只有政府在孤军奋战,而没有社会的有效参与。总体上看,社会力量包括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和企业家是缺位的。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也想积极投入抗御疫情,但始终找不到好的途径。


像新型冠状病毒那样大规模的疫情可以涵盖到整个社会,没有社会力量的参与,如果单有政府的努力,不管如何强大的政府都会显示其弊端出来。社会力量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如果能够动员社会的力量,类似家人被隔离而智障儿惨死的案例很有可能加以避免。不仅如此,社会的正能量发挥不出来,但负能量倒是被大大释放出来了。很多商人企业利用这个机会毫无道德底线地推销商品,想发一把国难财。这段时间以来,对某一种药品能够医治病毒的每一次炒作,无一不是商家利用民众的恐慌心理在背后推波助澜。一些人更是伤天害理,出售已经使用过的口罩。


凡此种种,社会普遍地表现出已经失去了人类行为的一般常识,社会很多方面充满着反智、民粹与愚昧,而这些又导致着社会的非理性和恐慌。实际上,任何社会,比疫情本身更为可怕的是疫情所引起的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如果这些行为仅仅局限于一般民众之中,倒也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同样的情绪蔓延在社会各界精英中间,使得社会失去了一个坚定的中坚力量。正因为如此,尽管中国社会高度组织化,但社会内部则表现为失序状态。危机下的非理性行为。


这些年,不少像黄冈市那位“一问三不知”的干部被提拔,甚至进入了领导岗位。另一方面,那些真正实干的干部因为经常得罪他人、影响他人的利益,而被一个个告下去了。如果不发生危机,一切好像完美无缺,但一旦发生危机,就丑态百出,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这个社会。更为重要的是,精英层已经失去了进步的观念。共产党是革命党,是近代以来进步观念的载体。但很多年里,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初心,没有了“野蛮”和“文明”、“落后”与“进步”的区别。没有了进步观念,也就没有了是非观,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种行为在这次疫情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前段时间,央视播出的新闻专题片《一抓到底正风纪》,讲述了主席对秦岭违建别墅的问题六次批示后才得以解决。“俗话说政通则人和,政通则国兴。政令不畅小说的影响领导者的决策,大的说影响整个国家建设和进步,政令不畅可谓贻害无穷,上传下达不能就会使上级不能很好的了解实情真情,言路不通政令不畅就会使决策者变成聋子瞎子,就会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能做到令行禁止。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当面向总理温家宝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


重案组37号2019年07月16日: 江西宜黄男子陈辉民当街持枪杀人后,经过宜黄县公检法主要领导运作后仅获刑三年半。出狱后,陈辉民和弟弟陈辉发广招“马仔”,购置枪支、刀具,成为当地涉黑组织的“老大”。起诉书显示,十四年间,该组织成员为谋取利益、排挤对手,共制造78起案件,致6人死亡、3人重伤、17人轻伤。在相关领导的包庇下,有13起案件被从轻处理,14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4起犯罪案件被枉法裁判。陈辉民等人被抓后,当地公检法系统的官员频繁落马。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充当陈氏兄弟涉黑组织“保护伞”的官员有:宜黄县公安局原局长邹奇良、检察院原检察长陶英华、法院原院长杨新等8人。各地司法部门在处理司法案件过程中,出现唯权不唯法、唯私不唯公、唯钱不唯理的问题,并不只是个别现象。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 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司法不公了,钱是法,权也是法,黑白全靠钱、权安排。法律成了金钱的奴隶,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人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法领域腐化堕落、失职渎职、徇私枉法、执法犯法、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前些年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吃了原告吃被告”,说的就是枉法的法官。一旦出现司法腐败,解决社会纠纷的法院就开始在制造新的纠纷。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造成的恶劣影响不可低估,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司法不公,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中央集权,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举选官立法依法治国。目前党内有些人士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长期稳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另外,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的民主模式。


党主民主,首先党中要有主,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中国决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司法不公。 中国有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之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要打倒了君主,想搞西式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心中无主,国中就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无主,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现在的英国还有女王、日本还有天皇、泰国还有国王。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毛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搞了一点个人崇拜。邓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树立了一个核心。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中国的领导人要集权才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令出中南海。


另外,党中央不要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管的事很多,从各部委省市区一直管到县镇乡村,很累也管不过来,出了贪官还要被民怨,现在大多数地方官完全就是欺下瞒上的土皇帝,官僚腐败欺压百姓,中央想管无力,百姓状告无门,是极易官逼民反的,这就是我以前所说的不搞民主党会累死之道理。 地方官完全可以交给当地人民举选管理,中央要集权,把地方的权力分开,也就是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地方分权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不会出现藩镇割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党的政权会更加稳固,这是与我们国家的国情是相适应的。各级行政司法候选官员可以由各党派及无党派组成去竞选。这样做与党政分开一样,官员干好了是中共的功劳,干不好了与中共无关,因是人民自已选的,人民不会怨中共的,人民不会怨中共,中共就能长期执政。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中共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北京法健咨询服务中心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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