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该死的孙小果不死、该活的张扣扣不活

新华社昆明2019年11月8日电（记者罗沙、王研）11月8日，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公开开庭，对孙小果等13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一案当庭宣告一审判决，以被告人孙小果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妨害作证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于2019年10月1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孙小果强奸、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再审案件，法院将依法择期宣判。

孙小果恶行累累:1994年10月16日，当时身为武警学校学生的孙小果等二人伙同4名社会无业青年驾车游荡，在昆明环城南路强行将两位女青年拉上车，驶至呈贡县境内呈贡至宜良6公里处将其轮奸。1997年4月的一天晚上，孙小果在茶苑楼宾馆908号房，强奸了16岁少女宋某  。6月1日，在昆明茶苑楼宾馆906房间有其他人的情况下，孙小果不顾张某某反抗，当众强奸了张某某。6月5日，孙小果在茶苑宾馆906房间，强奸了女学生波某某。6月17日晚，在兴绍饭店301房间，孙小果欲强奸幼女张某，张不从，孙小果指使崔凯、冉智对张毒打威胁，并强行留张在房内不准回家。 《中国法律年鉴》，1997年8个月内，孙小果及其团伙就有至少8起犯罪，涉及强奸罪、故意伤害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寻衅滋事罪等 。

判决书还透露，1997年11月7日，孙小果为让17岁少女张某某说出其表妹张玉萍和男友汪贵庆的下落，纠集指使另外6名被告，将她带到夜总会“温州KTV”包房内。在包房里，孙小果等人对张某某殴打、侮辱，轮番拳打脚踢，并用竹筷和牙签刺张的乳房，用烟头烙烫张的手臂，逼迫她用牙齿咬住大理石茶几并用肘猛击其头部。次日凌晨，孙小果等人又将张某某及其男友挟持到昆明市本豪胜娱乐城啤酒屋二楼，在公共场所又毒打二人，再次逼张用牙咬住大理石茶几边缘，用手肘击打她的头部。凌晨4时许，孙小果等人将张和男友带至昆明饭店大门口，轮番对张拳打脚踢，致其昏迷。孙小果的另外两名同党还解开裤子，将尿冲在张某某脸上，她经法医鉴定为重伤。此外，孙小果还因和他人争抢小姐，在昆明当地娱乐城发生争执，用刀、砖头将对方打成重伤；在火锅店无故寻衅，把饭菜倾倒在隔壁店里就餐的女性头部、脸上，拿起桌子上碗、盘子、玻璃杯等物砸打该女性头部和身上，致其左手中指被打断，头部两处被打破，缝合6针。

从相关报道看，这个一会名叫孙小果、一会又称李林宸的人，神通确实不一般。他第一次涉案被抓，虽被判刑，却从未被收监执行；他二次被抓名扬当地，复又领以重刑，也仍然在刑期未满就出狱开场子挣大钱，不避风头……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对这种进出牢房如履平地的人，谁能不怕？谁就敢肯定他叒被抓判之后，就一定不会像以前那样叒次复出招摇过市？而最最让人恐惧难消的，其实正是孙小果当初为什么没有被收监执行刑期，又为什么被从死刑改为死缓，叒为什么从死缓改为有期徒刑，叕为什么连以法理推算的最短刑期都没服完，以及为什么父母皆为公务员的出牢人员立刻就有大笔资金这开一个场子、那建一家俱乐部……等等如此多的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就是司法部门的腐败分子利用手中职权为自己谋利益。他们把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利做为谋取利益的工具。只要能捞到好处，在他们眼里，那里还有什么天理良心、公平正义。一切昧着良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逼良为娼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司法部门的腐败分子和其他部门的的腐败分子相互勾结形成利益共同体。他们心照不宣，相互勾结，互相包庇，互相袒护，订立攻受同盟，结成铁板一块，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他们对待中央反腐败的政策采取阳奉阴违，表面应付，实际抵制的态度。使得中央反腐败的各项措施不能落到实处。他们对腐败知情人员提供的举报线索予以扣压，不办、不报。甚至对举报人员进行打击、陷害和报复。

另据中共中央纪委中国国家监委网站客户端报道，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孙小虹在孙小果案二审过程中，将对孙小果的刑罚由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党纪代国法仅按违反工作纪律处以党内警告。孙小果案被查涉案公职人员还有云南省高院原院长赵仕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梁子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田波、云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原副总队长杨劲松、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许绍政、云南省司法厅原巡视员罗正云等20多人也不见依法从严惩处。

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社会底层是最大的受害者。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毫无保护，社会中的个体更没有得到保护。2019-07-18潇湘晨报报道，张扣扣被执行死刑父亲接受媒体专访，张扣扣的父亲张福如称，张扣扣被执行死刑后，在火葬场执行了火化，让自己去把骨灰匣子拿回来，但自己没要，甚至见都没见。张福如还表示：自己不要，放在他们那里，他们这是冤案，自己不服气，并且永远不要把骨灰拿回来，以示抗议。

潇湘晨报：您认为张扣扣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张福如：二十年前，他们胡说八道，二十年前那个杀人凶手现在还活着呢。潇湘晨报：您是说当年动手的是（王家）二儿子？那时您在现场吗？张福如：对，是老二打死的不是老三，老三是顶罪的。他们家院子门口到我们家院子门口就走几步就到了，当时他们家老二，拿个棍子就趁不注意就（把张扣扣之母汪秀萍）给打死了。

潇湘晨报：你对以前的判决也不满？张福如：不服。老三判了七年，坐了三年半就出来了。他大儿子当年就是当地的庙坝乡政府任党政办主任。后来提拔为了庙坝乡副乡长。潇湘晨报：退一步说，张扣扣杀错人了，你有没有觉得报复过度了？张福如：这都是有原因的，我家孩子提议盖两层楼房，目的也是为了结婚，但是，一直说媒不成，是王家人在从中作梗，他们找人去女方家里胡说八道。

潇湘晨报：传言未经证实，对方错不至死啊，还有其他原因吗？张福如：判决要赔偿我们家的钱，我都没收到，我60多岁了，我就一个儿子，只有一个人生活，要养老了。我也没收到过道歉。潇湘晨报：张扣扣是个什么性格的孩子？张福如：事发之后他就不怎么爱说话了，不怎么和身边人说话。初中毕业后没钱供了，他就去当兵，表现都很好。当兵是政府让去的，说是当了兵，回来就给安排个工作，回来之后就又不给了。后来去打工，经常给家里寄钱。他打工时四五年才回一次家，过年回来也待几天就走了。

看了以上报道后，我认为；张扣扣案不是他杀人有问题，而是他妈被谁打死的问题，另据央视曾引述张扣扣的姐姐张丽波披露，当年用木棍打死汪秀萍的是王家二儿子王富军，不足18周岁的王正军疑被顶出戴罪。此外，王家长子王校军当时在当地为官，不少村民为王家做假证，随着张扣扣被执行死刑，陕西汉中“除夕杀人案”并未尘埃落定，围绕案件的讨论并没有就此结束。希望最高人民检察院尽快立案侦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任何法院判决任何案件都应既要符合法律的规定，也要符合普通民众的一般认知，司法应该有一只善听的耳朵，倾听民意，在法律提供的自由斟酌幅度内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合理的民意应该尊重，公正司法才能真正实现。司法领域的民意，具有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性这一首要特征。基于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认识，民意对司法的关注，往往体现在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上，包含着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期望。司法的本质在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反映的正是民意的目的，因此，从应然状态而言，民意的目的正是司法所追求的结果，二者应该是统一的。

民意的表达是对司法的有力监督，亦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需要。监督是一种约束，它可以制约被监督者滥用权力，保证监督者目的的实现。由于司法实现公平正义的本质与民意的目的一致，这使得民意监督司法成为必需。民意也只有对司法进行监督，才知道司法是否实现了其目的。司法过程是一个适用法律的过程，通过立法表达的民意能否在司法中得到实现，这是广大民众关心的问题。当司法的各项活动置于民意的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地公开审判过程，最为详尽地公开裁判理由，最大范围地公布法律文书，使整个司法活动公开化、透明化，司法过程中的不公就会得到最大限度的遏制，司法也必然会朝着体现民意的公平正义道路前行。

绝不能孤立地看待张扣扣案。如果孤立地看，他连杀三人，当然极其血腥暴力，活该枪毙。血亲复仇也绝对不是暴力杀人的理由。但张母被害案的判决是否伸张了正义，王家的权势是否影响了司法判决，王正军是否顶罪，这才是张扣扣案的原点。道理很简单。现代社会禁止血亲复仇，就是要用法律代替家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所以，法律必须确保自己是公正的。否则，禁止血亲复仇就变得毫无意义。司法若然不彰，就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说的“法不治时代”，民众就有理由索回自然法的复仇之权。

实施自然正义时就不可能精确计算，要么实施过度要么实施不足，无论过度还是不足，都会毫厘不差转化为高昂的社会成本。张扣扣就没有精心计算，仇家只杀了他妈一人，他却一气之下宰了父子三，这就叫自然正义实施过度的巨大社会成本。但这能怪张扣扣吗？不能，因为有限理性也是人性，其本身也是自然正义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为了降低自然正义的社会成本，就需要一个能够精确计算正义的公共法官，这个公共法官就叫国家。如果国家这个公共法官从不缺席，张扣扣还会过度酿造手刃父子三的社会成本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鉴于审理原案的南郑县法院判决书有多处疑点，判决书中列举的七名重要证人中，王富军被张福如、张丽波指为真实凶手，而杨桂英被爆料实为王氏兄弟之母，其可信度实在值得质疑。当年原案的疑点既然引起舆论哗然，国家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对张扣扣案提起再审，排查是否有司法不彰现象。复查必须严格，绝不能敷衍了事，应当从孙小果案看张扣扣案。

前段时间，昆明当地媒体不无兴奋地报道，打掉了一批有影响的涉黑涉恶犯罪团伙，其中专门提到“孙小果”。因为“孙小果”这个名字，让这则本不出奇的新闻迅速成为热点，“孙小果”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波澜，乃是有人发现，这个被点名通报的涉黑团伙头目，与20年前因强奸、侮辱妇女、寻衅滋事等罪被判处死刑的“昆明恶霸”孙小果疑是同一个人，后经媒体求证：正是此人。

20年前，孙小果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昆明一霸”。1998年1月9日的《南方周末》曾在头版以“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为题，全方位揭露了孙小果在昆明“令人发指的暴行”。文章用“愤怒的昆明和恐惧的昆明”来形容孙小果对昆明公共安全的影响。一个月后，孙小果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孙小果曾不服判决，上诉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但被驳回。孙小果的案例，还曾被最高检官员作为典型写进了1999年的《中国法律年鉴》。

然而，吊诡的是，孙小果接下来的命运是：被改判死缓，又于2001年9月份改判为18年零6个月，多次减刑后，居然在2012年刑满释放。刑满释放后，孙小果迅速“东山再起”，成为昆明多家夜店股东，直至本次被扫黑除恶拿下。当然，不能说被判了死刑的人就不能改判，不能减刑，关键是：改判的依据是什么，减刑的依据又是什么?

这样的波诡云谲，在上世纪孙小果作为昆明一霸时，已经有了“前科”。根据当时南方周末的调查报道，在孙小果1997年制造出一系列黑恶案件之时，已经有办案警察非常惊讶地发现，孙小果本不应该有作案机会的，因为在1994年，孙小果就曾因一起轮奸案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刑期应该是从1994年10月28日到1997年10月28日。但实际情况是，孙小果没有进过一天监狱，更诡异的情况是，轮奸案本应是“从重处罚”，作为主犯的孙小果，不仅只获刑三年，而且还是整个团伙被判罚最轻的。

这个孙小果到底有什么样的能耐?从20年前《南方周末》的报道，到今日一些媒体的关注，都提到了孙小果的家庭背景：其母亲曾在昆明市某区公安分局刑侦队供职，父亲(继父)在1998年就担任昆明市某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孙小果在当地也有“孙衙内”之称。孙小果的法外逍遥，是否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关，在没有足够证据情况下，我们显然不能妄自揣测，但是，这中间显然绕不开权力魑魅的胡作非为。

还有，恩施日报以《公然在大街上杀死一个人，竟然只服刑6个月》为题，报道了严金2010年12月因暴力讨要赌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后被建始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3年6个月，其间获得监外执行并减刑一年，实际在狱内服刑6个月。出狱后不仅不思悔改，反而继续无恶不作。”案情一度让纪委监委办案人员震惊。

如果事实证明，张母被害案的审理完全合乎正义，未满18岁的王正军就是凶手，张姐张丽波、张父张福如的指控毫无根据，那张扣扣就是一个偏执的、被仇恨冲昏脑袋的杀人凶手，当然应该由法律实施最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执行死刑也不为过。但如果复查结果表明，张母被害案的审理是有瑕疵的，没能实践司法正义，殴死张母的并非王正军，而是另有其人，那张扣扣的行为起码应该获得一定的谅解。

报复性反应是是任何生物在自然界生存竞争的基本需要和本能。任何物种不具有这种本能，都将被自然界淘汰。畏惧他人报复会减少对他人的侵犯，报复本能为人类创造了一种博奕论意义上的合作互不侵犯，从而使人类进入了“文明”。而复仇本质上就是报复。报复是即时的复仇，复仇是迟滞的报复。根据现代法律，如果当场反击、即时报复，有可能会构成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从而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而复仇之所以被现代法律禁止，理由之一是被侵犯者有时间寻求公权力救济，可以寻求司法替代。国家垄断合法暴力，个人复仇行为被法律强制转化为司法程序。

而复仇之所以具有迟滞性、后发性，往往是因为当时不具有即时报复的能力。年仅13岁的张扣扣当时也曾想上去“拼命”，但被父亲阻拦。据张扣扣姐姐陈述，母亲被打死后，张扣扣抱着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发誓：“我长大要为你报仇。”当时的力量对比悬殊，张扣扣经过理智权衡，选择在自己“长大”后再去报仇。

张扣扣的复仇心理过程可以概括如下：（1）王家对其母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2）眼睁睁看着母亲在自己的怀里断气、死去；（3）目睹母亲的尸体在马路边被公开解剖；（4）内心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羞辱；（5）内心的愤怒被激发，心理失衡，产生强烈的复仇欲望；（6）王正军被轻判，王家没有道歉和足额赔偿，复仇的欲望未能排遣；（7）社会融入不畅，社会支持系统缺乏，强化了复仇欲望；（8）暴力反击，复仇欲望发泄，心理恢复平衡。

现代法律之所以禁止私力复仇，是因为提供了司法这样的替代选择。然而公权力并非无边无际，他在伸张正义的时候也必然存在各种局限，有其无法抵触和覆盖的边界。当公权力无法完成其替代职能，无法缓解受害者的正义焦渴的时候，复仇事件就有了一定的可原谅或可宽恕基础。

无论是儒家经典的“荣复仇”，还是众多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中的快意恩仇，复仇某种程度上就是民间版的自然法。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对复仇行为要么赦免其罪、要么从轻处罚、要么予以嘉勉，但从未进行从重处罚。而人伦天理和法制统一的矛盾冲突在王朝社会就已经存在，并非今天才有。

诚然，现代的社会基础已与古时不同，现代的法治理念已与之前迥异，但儒家经典和传统律法背后所反应的人性基础和善恶观念仍然延续至今，并未全然中断。今天的我们是由过去的他们所塑造，今天的司法又怎能轻易地与传承千年的历史一刀两断？正如美国联邦大法官卡多佐所说：“不要支离破碎的去看待法律，而要将法律看作是一个连续、一往无前的发展整体。”审视和处理张扣扣案，历史的维度和民间法的维度不仅不是多余的，反而是必不可少的。

正义必然是个体化的、分散化的，司法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如果完全摒弃民间的立场，完全忽略个体当事人的感受，有可能会导致正义的错位甚至正义的窒息。23年前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正是由这样的原因导致的。23年后，我们还要再一次重蹈这样的错误吗？

张扣扣这次动机很纯粹，就是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杀死杀母亲的仇人!中华大地之所以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的母亲，她们不是简单的数字，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是千千万万每个家庭，简单说是孕育自己的孩子，说大了就是孕育整个中华民族!如果一个男人连孕育自己乳汁的母亲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捍卫家园，保家卫国?我相信天理！世间自有公道！但是这公道天理迟迟不来！这社会不能没有公道！苍天不能没眼！于是张扣扣就自己来处理这件事，维护天道!如果当年有公道，今天张扣扣就不会替天行道！苍天必须有眼！不然这社会真的就乱套了。犯罪分子就会目无党纪国法更加肆无忌惮欺压百姓。

该死的孙小果不死、该活的张扣扣不活，这无疑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虽然张扣扣已被法院杀死，但我还是认为，在当前法治仅是精神的时候，有了张扣扣们，才能使权贵们不敢仗势欺人胡作非为。去年我发表了《张扣扣愤杀杀母人自首，司法机关应当尽快释放》的文章，受到了中国法制日报和新京报的指责，说什么“点赞”张扣扣，为杀人嫌犯叫好，看似打着正义的旗号，实则混淆了一个法治社会最基本的是非观。但新京报又说在法制不甚健全的社会，或许行得通。这无形中也赞同了我的观点。

当前，中国的法律是有，但并无实行，而且司法还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就当作实行了，“任何刑事案件也都并非孤立的事件，司法机关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张扣扣是在杀母凶手得不到法律相应制裁的情况下才去杀凶手的，法院不杀张扣扣，才能震慑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犯罪分子。当个体无法得到法律的公平，自然法则，就是最后的正义。

既然法律无法保护我，我何不自己来？这就是全世人的心理。张扣扣杀人无非就是如此。这不仅仅是大家讨论的法律问题，也不仅仅是以暴制暴的社会问题，还包含人性善恶问题，以及何为正义、如何维护正义的思辨问题。比如，我们可以因为外族入侵而合法杀人，那是为了正义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壮举。而同胞杀人却不能得到惩罚，受害者就不能用同样的暴力拿回正义？扪心自问，如果是我，也许我也会视生死不顾，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拿回属于我的正义。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我看来，这其中“执法必严”是最重要的，因为古人早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执法的公平性是最重要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能他偷个自行车，拘留十天，我偷个自行车，就判我五年，这不公平。所以，张扣扣一案的重点就在于：当年对王家人的判罚，是否公平？如果王家人当年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按照当时的法律，已经给予了足够的量刑，那么这个案子就结了，张扣扣没有复仇的理由，他今天的行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人犯行径，他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但是——我要说但是了，如果22年前，也就是1996年的那个秋天，王家人依靠自己的势力摆平了司法，根本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那么张扣扣今天的行为，就充满了正义感：他是在替司法说话，他是在完成当年法律没有完成的事情。他隐忍了二十年，以自己的行为告诉了世人，什么叫“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你们杀了我的母亲，那么不管过去多少年，你们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平。如果连这个公平都达不到，那么我们每个人的母亲，都可以被随便滥杀。所以，如果当年的判罚不公，那么不仅是王家三人，还有当年参与办案的人，那些徇私枉法的人，他们都该死。

人生在世，有两大仇不可不报：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就是一条狗，你踩了它，它还要跳起来咬你，何况一个人？如果我们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连狗都不如。张扣扣的行为，充满了绿林气息，他求的是一种江湖武侠式的“公平”，就像郭靖拿着剑对郭芙说：“你伸出右臂来，你斩断人家一臂，我也要斩断你一臂。”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种公平，本来是应该由法治来给张扣扣的。

但现实，逼着他走出了这武侠的一步。相信很少人会有这种体验：在十来岁时，亲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而且凶手还得不到法律相应的惩处，这种仇恨，恐怕就算过上十辈子也无法消弭。但张扣扣背负着这样的仇恨，还是守住了自己的底线，他不杀一个女人和孩子及无关人员。他说：与你们无关，我只杀他们。只惩罚该死之人。如果当年的司法不公，那么，张扣扣的行为就是公正的司法程序。

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法院无疑就是这道最后防线的终极守护者，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有些法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判决造成了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申诉，申诉再申诉，导致信访局门庭若市，造成有些状告无门的人而滥杀无辜报复社会。

是否冤冤相报要取决于、司法是否维护公平正义。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法院无疑就是这道最后防线的终极守护者，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有些法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判决造成了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申诉，申诉再申诉，导致信访局门庭若市，造成有些状告无门的人滥杀无辜报复社会。由于利益驱动和监督缺失，司法腐败行为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潜规则”。前些年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吃了原告吃被告”，说的就是枉法的法官。一旦出现司法腐败，解决社会纠纷的法院就开始在制造新的纠纷。一些遭遇不公的当事人甚至直接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危及整个社会的极端举动；又或者利用自己的某种关系解决纠纷，向“黑社会”求助，这将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冲突。

当前，唯权不唯法、唯私不唯公、唯钱不唯理的问题，并不只是个别现象。司法腐败了，能让该死的孙小果不死该活的张扣扣不活。钱是法，权也是法，黑白全靠钱、权安排。法律成了金钱的奴隶，依法治国便无从说起，更成为笑谈。司法腐败是最可怕的“社会毒瘤”，更是以法治国的毒瘤。它的可怕之处在于无限增生，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公、检、法和政府机关在内，以执法为幌子，以攫取钱财为目的。一些有权人、有钱人搞花钱捞人、花钱买命、提前出狱，为什么能得手，原因就是政法队伍中存在腐败现象。有的干警同黑恶势力串通一气、充当保护伞，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一些黑恶势力杀人越货，不但没有被惩处，其头目反而平步青云，甚至戴上“红顶”，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干部，后面的保护伞很大!政法机关和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

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种“泛化”显然是长期积累的叠加效应。被媒体曝光的司法不公案件已不计其数，但是当徇私枉法、司法不公层出不穷时，我们的惩戒、问责制度却刚性不足，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就会日积月累、逐级升级。而由于过分的容忍，徇私枉法者对法律、公平的敬畏也逐渐荡然无存，极有可能为更严重的司法不公埋下“地雷”。 有案不立、有法不依、执法不公，法律就是一纸空文，依法治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一个重要原因是少数司法干警缺乏应有的职业良知，许多案件，不需要多少法律专业知识，凭良知就能明断是非，但一些案件的处理就偏偏弄得是非界限很不清楚。

公正、公平是法治的生命线，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每一个从事司法工作者基本职责。公正的司法制度和操守是筑牢社会公正之根、国家法治之基。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司法腐败是司法反腐工作的本质所在。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行。对执法司法状况，当前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还是比较多，主要是不作为 、乱作为，特别是有法不依、执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比较突出。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权力运行不见阳光，或有选择地见阳光，公信力就无法树立。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人们的社会联系广泛，上下级、亲戚朋友、老战友、老同事、老同学关系比较融洽，逢事喜欢讲个熟门熟道，但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权力领域，就会带来问题，甚至带来严重问题。现在，一个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到处找门路、托关系、请客送礼，不托人情、不找关系的是少数。过去讲“有理走遍天下”，现在是有理的也到处找人。这从另一角度说明，老百姓要办点事多么不易，不打点打点，不融通融通，不意思意思，就办不成事!这种现象一定要扭转过来!

司法就象一个风向标，它会引导着社会风气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健康的司法是惩恶扬善，引导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司法结果是惩善扬恶，它将引导社会风气向坏的方向发展。司法腐败是导致社会道德堕落，社会风气恶化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司法腐败使得的社会正义无处伸张，人们有仇无处报，有冤无处伸。让人们对社会的感觉是一片黑暗。在司法腐败的背景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就会层出不穷。

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乃至安全。

司法也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信任的基础制度。在这个中间地带，发生矛盾或者冲突的社会角色，可以进行协商、谈判、和解，并且得到第三者(司法)公正的保障。在传统规模很小的地方共同体里面，人们可以通过日常经常性的互动建立社会信任。但在比较大的共同体尤其是在现代流动性社会，社会角色之间信任的建立和保障都必须依赖于法律，尤其是司法。

司法在当前中国社会中的价值，远未达到其应有的水平。无论是党政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都经常可以藐视司法，把司法当儿戏。这里主要是司法的政治化问题。法的特性是一致性和普遍性，即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政治化的特性就是多样化和特殊性，不同的人在法律面前有不一样的待遇。如果有钱者可以通过钱、有权者可以通过权把司法过程政治化，那么无权无势者则可以通过花样繁多的形式例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包括自杀)来寻求问题的解决。而这正是今天社会的现实情形。

公正司法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 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任何社会，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不公了，钱是法，权也是法，黑白全靠钱、权安排。法律成了金钱的奴隶。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造成的恶劣影响不可低估，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法律的权威性就在于它的公正。倘以损害法律的公正为代价，以达到保护谁谁谁为目的，无疑是饮鸩止渴，不是将对方就是将其他民众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在法律面前，我们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个是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你别无选择。不是以法保护，便意味着法律天平的倾斜，在一架倾斜的天平上，谁能站得直立而稳？

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是早有结论的，但是如今许多人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反面的例子是清末的多次对外应战。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

司法不公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机体内的病毒，如果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党的政权，“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一定要知道，任可人伤害老百姓的人权就等于伤害党的政权之逻辑。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对司法机关不公正的裁决，绝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知法犯法、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中国的司法决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对知法犯法、违法执法、贪赃枉法的公检法官员必须要依法从严惩处。

北京法健咨询服务中心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