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中共应该设立主席职务，防止群龙无首政令不畅

当前，中国台湾地区群龙无首，政党恶斗，族群撕裂，乱象丛生，弊案连连，经济停滞，生活滑坡，正气不彰，邪气横行，社会动荡，民怨沸腾。在这幅图画里，政客呼风唤雨，设陷阱搞暗算，你咬我我咬你，抹黑对手不择手段；“立法院”内攻击对骂、肢体冲撞成了家常便饭；执政党抛开执政责任，无视经济，冷漠民生，意识形态挂帅，一切围绕选举转；陈水扁身为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带头挑动族群斗争，一次又一次的“台独”言行把两岸危机推向危险的边缘，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诚信丧尽，寡廉鲜耻，前有靠两颗神秘子弹上台的疑团，后有面对百万“红衫军”民意和检方贪污指控而拒不下台的丑剧，如今在台湾已身败名裂，威信扫地；整个台湾，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都被卷入无休无止党派争斗的漩涡之中，社会处于被严重扭曲的状态。

有人辩解说，中国台湾地区目前的状态是“民主的阵痛”，也有人称“这是民主的常态”。但愿这是“阵痛”，不过许多人确信，这种痛决不是短期的“阵痛”，而是绵绵无期的“长痛”。至于说这是“民主的常态”，更是让人害怕，如果真是“常态”，那么这种民主除了给社会带来动乱、破坏、倒退以外，还能带来什么呢？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共同追求；政党政治也是当今世界普遍现实。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民主，要不要政党政治，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要什么样的政党政治。世界上没有抽象的最好的民主政治。最好的民主政治，就是具体的、适合本国或本地区社会实际的民主政治。

“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两党民主制在发达的、社会各方面比较成熟的欧美国家，可能运转得比较顺畅。但这不意味着在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有很大不同的东方，可以照搬。这已为许多实例所证明。台湾照搬过来的两党制民主（2000年后虽然出现了几个党并存，但分蓝绿两大阵营，仍可视为两党制民主模式），表面上看与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没有太大区别，其实以上列举的台湾政坛上的种种乱象说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变味变质的，换句话说两党制民主模式显然不服目前台湾的水土。

台湾的舆论生态也不利于正常的民主运行。台湾发达的传媒业在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这种作用多半是误导的、负面的。由于各传媒在尖锐的政党对立的社会中很难不受政党的影响，它们常常表现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在很多问题上很难做到公正、客观。有些媒体更是赤裸裸地充当政党的工具和打手，捕风捉影，传播谣言，无中生有，恶意中伤，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不断制造震撼焦点和舆论风暴，对政治敌手狂轰滥炸，使普通民众真假难辨，是非难分。由于受到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保护，那些故意制造混乱的媒体，从来受不到真正有效的法律追究。这种不健康的舆论怎能推动健康的民主政治呢？

中国大陆地区而言，和台湾地区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有同样的困扰。目前，在一些国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上，一些党员干部政府官员其觉悟与普通百姓的觉悟相比，都显得格格不入，令人叹息。之所以出现屡屡违规和对抗中央政策，与一些地方官员在政治上追求假大空和为个人和班子政绩铺路有关。其他不可告人的某些相关利益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值得全党干部和全体政府官员认真查找和及时纠偏。俗话说政通则人和，政通则国兴。政令不畅，小的说影响领导者的决策，大的说影响整个国家建设和进步，政令不畅可谓贻害无穷。

我建议中共中央设立主席职务，加强中央的权威，中国领导人要集权才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使令出中南海，现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当面向总理温家宝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他认为，夸张的顺口溜反映的虽然不是主流，但问题也的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

2015年4月15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亟需进一步简化流程，加快简政放权进程。“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这不是耽误时间吗？”总理说，我们出台的许多政策，中央和各部门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经过详细测算，并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执行方案，但却常常因为繁冗、拖沓的所谓“会签”，让一些好政策“迟迟落不了地“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上一年，这不是闹笑话吗？”

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习近平集权，让习近平担任党国主席和中国的全国人大委员长，让他拥有立法权及有监督一府二院的执政执法权。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中国决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

中国有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之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要打倒了君主，想搞西式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心中无主，国中就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无主，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现在的英国还有女王、日本还有天皇、泰国还有国王。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毛泽东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搞了一点个人崇拜。邓小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树立了一个核心。集权未必就不好。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应当设立主席职务并担任国家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领导人民选官立法，实行党主的民主政治制度。

中国应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由党领导人民举选官立法。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中央需要一位主席，集体领导会导致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目前；有些党内人士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长期稳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另外，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的民主模式。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举选官立法，依法治国。

另外，党中央不要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管的事很多，从各部委省市区一直管到县镇乡村，很累也管不过来，出了贪官还要被民怨，现在大多数地方官完全就是欺下瞒上的土皇帝，官僚腐败欺压百姓，中央想管无力，百姓想告无门，是极易官逼民反的，这就是我以前所说的不搞民主党会累死之道理。 地方官完全可以交给当地人民举选管理，中央要集权，把地方的权力分开，也就是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地方分权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不会出现藩镇割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党的政权会更加稳固，这是与我们国家的国情是相适应的。

各级行政司法候选官员可以由各党派及无党派组成去竞选。这样做与党政分开一样，官员干好了是中共的功劳，干不好了与中共无关，因是人民自已选的，人民不会怨中共的，人民不会怨中共，中共就能长期执政。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不贪不懒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中共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中华共和促进会主席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