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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政府打压上访人民，完全是在自掘坟墓
一年一度的两会又将召开，各地方政府的维稳工作也又将展开。为了党国的前途命运，我旧文重发。据新京报报道，两名女子进京上访，被白元乡党委书记卢某和派出人员接回，当晚却被曝出死于派出所内。而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是两名女子在候审室内点燃物品导致的火灾。对于事件的本身，官方公布的消息实在少之又少。但是，因为牵扯到上访、派出所内死亡等敏感字眼，网上已经开始疯传这件事情的过程了。对于网络上的传言，官方消息尚未公布，自然不能妄下结论。但是，却有许多问题需要追问。 派出所的候审室，如此轻松的就点燃了物品，并引起如此大的火灾。不知道，派出所内的民警为何没有做出正确的应急措施呢?女子如此轻松的就点燃了整个候审室，为何候审室内没有民警陪同呢?事情发生已经过去了四十多个小时，为何官方的回应还如此滞后呢? 因为本次事件有上访和拦访等敏感词语，事件本身就让人感到很多的疑问。又因为里面涉及派出所内死亡等事情，更让整个事件充满了很多让人担心的元素。就网传的女子先是被殴打致死，然后放火焚尸的言论，更让人细思极恐。正因为整件事情的敏感性，更加需要真相的公布，来让人知道整件事情的经过。但是，官方公布的消息显然太过滞后。尤其是，整件事情已经成为网络热点话题之后，官方的真相还是一副“毫不着急”的态度。 当然，对于整件事情的调查，绝对不能只有当地派出所的自说自话，还应该有权威部门的介入。女子究竟在派出所做了什么，以及执勤的警方为何没有成功阻止物品的燃烧，都应该有更多的解释。以及，相关事件的录像，都应该及早的公布，别一副拖着态度。 因为这件事件本身的敏感性，相关部门更应该要积极应对舆论，真相究竟如何，应该要官方的权威真相，别等到谣言满天飞的时候，再来发声。当然，整件事情是否和传言一样，相关责任人该如何追责，以及警方凭什么抓捕两名上访女子，还需要真相的及时到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曾就做好信访工作，妥善处理信访突出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综合施策，下大气力处理好信访突出问题，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曾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完善解决思路和措施，认真处理信访反映的突出问题，同时注意完善体制机制，努力化解矛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党政机关要加强风险研判，加强源头治理，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避免一般性问题演变成信访突出问题。但是，目前信访问题仍然突出。我认为：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党中央国务院犯了官僚主义，对相信党中央国务院的访民拒之门外，不直接派人查处，当中转站，把访民的诉求转回当地查处，甚至放任各地政法人员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信访局门口抓捕访民压制上访，党中央国务院无形中变成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我认为：压制上访，必定激化矛盾，作为人民的政府，理应“执政为民”以人为本。遗憾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不为人民服务也就罢了，更是人为设置民意诉求的“堰塞湖”，堵塞民意。正是这种压制和不作为，乱作为，把问题堆积发酵，最后造成矛盾激化。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让每个公民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畅通，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 可以说，大多数访民都是热爱国、爱民、爱党的，有冤不吵不闹，依法从地方一级一级理性地向政法机关申诉。可是，官僚的各级政法机关总是官官相护不给雪，难道要逼得他们向贾敬龙学习自己执法吗？难道非要逼得他们向胡文海学习滥杀无辜百姓雪恨吗？ 2016年11月15日河北的贾敬龙因告不倒村霸而自己为民除害被法院杀死。胡文海因承包煤矿失败，上访村支部人员贪污未果，而于2001年10月26日晚上持枪杀村干部及与之有过节的群众，致14人死亡。还有北京的杨佳因与警察纠纷控告无果于2008年7月1日在上海公安分局内杀死六名警察伤名警察和一名保安人员受。范华培因拆迁补偿不公问题，于2016年5月10日持刀扎死三人，扎伤一人。 2014年8月22日，山东的徐孝福因妻子去讨要安置房而死于龙口经济开发区政府办公楼下，儿子不知所踪得不到解决而放火焚烧公交车辆，造成无辜群众三人死亡、六人重伤、五人轻伤、五人轻微伤。 2016年1月5日，宁夏马永平因三十多万元的劳动报酬，经三年多的多方讨要无果却火烧公交车造成18人被烧死32人被烧伤。据媒体统计，2005年以来，中国至少已发生过15起公交纵火案，导致147个无辜者遇难。 据澎湃新闻2020年1月2日报道，疑因拆迁纠纷，中国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原村干部杨某荣的女儿被人持刀杀害。嫌疑人为同村村民，事发后自杀身亡。仪征市公安局1月2日通报，该市1日19时许发生一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经查，彭某林（男，48岁，刘集镇人，无业）有重大作案嫌疑。1月2日9时许，仪征市公安局发现嫌疑人彭某林自杀死亡。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早就不算是新闻了。前几年福建陈水总在公交车上烧人，成47人死亡、34人受伤。还有浙江公交纵火案。彻底点说，整个中国都成了一个随时可能被点燃的公共汽车其中原因都是凶手状告无门而滥杀无辜报复社会。政府维稳不维权的政策，导致恶性案件就会层出不穷，不但人民人人都会有危险，政府政法机关也难独善其身。 2011年5月26日上午，江西抚州发生三起爆炸案。爆炸时间分别为9：18、9：29、9：45——30分钟内发生3起爆炸案，先是检察院，接着是临川区政府，最后是临川区药监局附近。三点之间爆炸的时间前后相差最多20分钟左右。爆炸造成3人死亡。分别为区政府死两人，检察院死一个保安。 2012年9月3日早晨8时许，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政府大院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官方媒体称伤者人数为6人。死者是沟曲家村的村民曲华强，因公伤高位截瘫，由于相关部门对伤残事故处理不公，他多次上访维权无果。曲华强曾写道：“如果这样低要求都做不到，那我只有一个字——炸！” 当前，少数地方政府使用暴力等手段拦截上访者进入上级党政机关已是公开的事情，这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劫访”。有些地方党政对上访人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可谓是触目惊心，抄家、没收财物、关押、拘留、劳教、判刑以及雇佣黑社会报复等手段极为常见，甚至演化成“安元鼎”类似的恶性事件。地方政府在赴京的路上设置了重重关卡，在国家信访局和其他中央国家机关附近也密布各地驻京办的眼线。 此外，地方还采取各种措施将赴京上访和越级上访者进行管控，如对访民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的亲戚朋友采取“连坐法”，只要访民上访，便处置其在机关工作的亲人朋友，促使其紧盯上访者。中西部一些省份由于法治比较落后，地方政府甚至采取将接回的访民进行劳教、拘留或强制性送往精神病院等极端措施。公安机关针对到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周边、驻华使馆区(驻华相关机构)、中央领导人住地等非信访接待场所的“非正常上访”行为，也制定了严厉的处置规定。 从理论上讲，暴力打压毫无疑问是对公民权利与法治建设的践踏。人身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非经有权机关依法定程序作出有效裁定，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随意剥夺。一些地方政府的作为不仅严重恶化了其在公众心中的政治形象，而且导致极为激烈的抗争活动也时有发生，带有聚集性的游行、示威和集会对国家政治安全造成了一定威胁。这些地方政府在信访治理问题上采取的措施不是着眼于解决访民的问题，更不是建立长效规范的信访治理机制，而是以阻止访民进入上级信访机关为目的，具有浓厚的短视色彩，难以长久维系。在此过程中，暴力的专断权力使用得越多，软性的合法性权威就流失得越多，而没有权威的政权是无法有效地约束其治下民众的。 从实效来看，暴力压制在实践中也未能有效抑制信访量的增长，反而制造出越来越多的上访事件，这在越级上访和进京上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谋利型上访者本属无理和非法上访，地方的暴力行为侵犯了其人身权利，反而成为了上访的正当理由，其身份也由谋利上访的机会主义者变成了“理直气壮”的“冤民”，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舆论同情与社会支持。同时，也引发了其他无直接利害关系者情感上的联系和共鸣，并转化为对政府的不满，使得政府在日常工作中成为被抵制、批评和攻击的对象。近年来爆发的社会泄愤事件充分展现了这一趋向，与当前政府行为不计社会影响不无关系。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地方政府各种不择手段的行为极易被新闻媒体曝光和披露，其扩散效应放大了政府的负面形象，在整个社会形成非常恶劣的影响。“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的逻辑使政府行为失去了原则和公正，侵蚀法治权威的同时，也消解了自身的合法性，为更大的社会暴力等产生埋下了隐患。 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为应对突发性事件，从中央到地方组建了多层次的应急管理机构，不断加大人力与装备投入，但这种着眼堵与防的应急管理，实际上是治标不冶本。近年中国政法机关力量空前强大，武警人数与装备不断提升，公安局权力与职能急剧扩张。而各地制订的所谓应急管理方案，更多是怎么样对付民众聚集，怎么样对付媒体，怎么祥打击领头者，怎么样应对国内外相互勾结，应急管理失去了原有意义，而这些措施并没有根本减少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 实际上，以上访民众为主体的弱势群体近年来反体制的情绪愈来愈激烈，对政府的信心愈来愈淡泊，反抗的手段也愈来愈极端，类似自杀、爆炸、自焚等事件也层出不穷。中国之所以发生如此多、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伴，主要是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出现问题，待别是部分官员代表权贵集团的利益，践踏与蔑视弱势群体的利益，具体表现在贫富分化、吏治不清、司法不公三大方面。如果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任何应急管理都是徒劳无功，只会激化予盾。 高度尊重民意、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前提，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中不让人民越级上访，我认为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目前，中国的官员都不是真正由人民选举的，而都是上级安排的，造成只有上级才能管下级的制度，人民有冤时，没有上级的督促，是根本得不到解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意见，看似是维持秩序，实则是给民告官等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分明是在打压告状，是‘恶官’的保护圣旨。民向上级告不了，你又怎么“追责”？更管不了官场‘抱团’腐败。不能越级上访，何来的上访？是把人往死里逼，是把人往反里逼。 不支持、不接待越级上访；这个文件是对人民群众的亵渎，是自我否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自�?耳光，是一个政党，一个政府自掘坟墓的体现。文件大言不惭的说要创新群众工作，要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可如果能在基层解决的问题谁要花钱拼命告御状。这些年的维稳难道不是越维越乱吗？希望中央高层不要忘了为人民服务的承诺。法治社会，依法治国，基层政府应身体力行“学法律、讲权利、讲责任、讲义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践踏法律，依靠强权压制上访，都可能激化矛盾，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前些年，在公安部的部署指挥下，经北京、天津、黑龙江、山东、福建等多地公安机关缜密侦查，日前，备受关注的翟岩民、吴淦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又有最新进展：公安部部署指挥北京等地公安机关集中行动，摧毁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自2012年7月以来先后组织策划炒作40余起敏感案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犯罪团伙。至此，一个由“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分工精细的涉嫌犯罪团伙浮出水面，其以“维权”“正义”“公益”为名、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之实、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种种黑幕也随之揭开。 我不禁要问，为什么“维权”沦为了非法？我认为源于中央官僚，目前人民群众有冤上告到中央也是转回当地查处，这样的信访制度，中央无形中变成了违纪犯法分子的保护伞，中央官僚致使违纪犯法分子有恃无恐，有些地方官员竟说，你别说告到中央，你告到联合国去我也不怕，最后还得转回来当地查处。这也给律师违法维权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果人民有冤有处申，就不会与律师勾结违法维权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必须要吸取中国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政权，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严格依法治国，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全心全意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决不能犯官僚主义，更不能腐败，对腐败官僚的党政干部和侵害人民利益的人一定要严惩，决不能手软。对人民群众提出的诉求要及时解决，决不能拖拉不管，党要取得民心，才能巩固自己长期执政的领导地位。 得民心者得下，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政府打压上访人民，完全是在自掘坟墓，中共中央一定要知道谁伤害老百姓就等于伤害党自己的道理。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的政法人员必须严惩不贷。目前的信访制度对中央自身也很不利的，中央领导人若看不到听不到人民的状况与一个眼瞎耳聋的人无异，下面人干什么都不知道，就有被架空的危险。现在的中国国家信访局不但当了中转局，还放任各地政法官员在中国国家信访局门口非法抓捕上访人，你说老百姓到何处说理？在状告无门的情况下，社会的自卫就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 政府应该把大量的维稳的人财投入到为老百姓维权上，化解社会矛盾，国家的发展才能稳定，民众的生活才能幸福，党的政权才能长久。 中央高层应密切联系群众，畅通民意诉求渠道，要直接查处，决不能犯官僚当中转站，人手不够可以招聘，起初工作量会大些，过段时间就会少了，只要中央直接查处，各地就不敢做不公正的事。各地不敢做不公正的事，就不会产生访民。当前，基层政府宁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截访拦访，也不愿意扎实工作，把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消灭在萌芽之中。大禹治水，宜疏不宜堵，这是古老的祖训。现在国家巳规定不允许截访，当地政府为什么还明知故截，这说明了中央的政令严重不畅，地方政府心目中根本没有中央和党纪国法。 现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当面向总理温家宝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他认为，夸张的顺口溜反映的虽然不是主流，但问题也的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 2015年4月15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亟需进一步简化流程，加快简政放权进程。“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这不是耽误时间吗？”总理说，我们出台的许多政策，中央和各部门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经过详细测算，并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执行方案，但却常常因为繁冗、拖沓的所谓“会签”，让一些好政策“迟迟落不了地“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上一年。 解决中央无威政令不畅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习近平集权，防止群龙无首各行其是。让习近平担任党国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让他拥有立法权及有监督一府二院的执政执法权。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名正言顺依宪统治中国。中国决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 中国有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之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要打倒了君主，想搞西式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心中无主，国中就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无主，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现在的英国还有女王、日本还有天皇、泰国还有国王。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毛泽东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搞了一点个人崇拜。邓小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树立了一个核心。集权未必就不好。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中国的领导人要集权才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使令出中南海。 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中共中央需要一位主席，集体领导会导致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任何制度都可能产生官员懒政腐败，但是一个好的制度能控制官员懒政腐败，而一个坏的制度则助长官员懒政腐败。我之所以提出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是因为民主政治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体现对官员权利最有约束力、最能遏制官员懒政腐败的体制。当前；有些党内人士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长久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党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举选官立法，依法治国。 另外，党中央不要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管的事很多，从各部委省市区一直管到县镇乡村，很累也管不过来，出了贪官还要被民怨，现在大多数地方官完全就是欺下瞒上的土皇帝，官僚腐败欺压百姓，中央想管无力，百姓想告无门，是极易官逼民反的，这就是我以前所说的不搞民主党会累死之道理。 地方官完全可以交给当地人民举选管理，中央要集权，把地方的权力分开，也就是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地方分权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不会出现藩镇割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党的政权会更加稳固，这是与我们国家的国情是相适应的。 各级行政司法候选官员可以由各党派及无党派组成去竞选。这样做与党政分开一样，官员干好了是中共的功劳，干不好了与中共无关，因是人民自已选的，人民不会怨中共的，人民不会怨中共，中共就能长期执政。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不贪不懒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中共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北京法健咨询服务中心陈中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