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判处杀死医生的孙文斌死刑、解决不了医患关系紧张问题

2020年1月16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孙文斌故意杀人一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孙文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12月4日，被告人孙文斌及亲属将其母孙魏氏送至民航总医院治疗。因孙文斌不满医生杨文对其母的治疗，怀恨在心、意图报复。12月24日6时许，孙文斌在急诊抢救室内，持事先准备的尖刀反复切割、扎刺值班医生杨文颈部，致杨文死亡。孙文斌作案后报警投案，被公安机关抓获。

法院认为，被告人孙文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处罚。孙文斌作案后报警，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其所犯罪行，应依法认定为自首。鉴于孙文斌犯罪性质极其恶劣，杀人手段特别残忍，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当庭作出上述一审判决。我认为：判孙文斌死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更应该深入挖掘孙文斌杀人的动机，法律是死的，立法和执法是灵活的，作为一名合格的执法者不但要处理即成事实，更应该个体化分析每一件案例背后深层次的矛盾纠纷所在，机械化处理无异于机械。只有彻底解决了矛盾的根本，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每个人一旦失去母亲都是很大的悲伤，这个事情对医生和患者家属都是一个血的教训！双方都要学会换位思考。作为医生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应该医德高尚，把病人视为自己的亲人来对待，秉持“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的态度，处处为病人着想，而不是只追求利润最大化。孙文斌虽然故意杀医，但不完全是他的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世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杀了医生，明知自己也活不了还去杀，这种同归于尽的方式，必有原因。若，只能用“神经病”才能解释的通，那一定是掩盖什么。孙文斌难道真是个神经病，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杀一个为他母亲尽心治病的医生，他应该感谢这位医生才对，但是遗憾的是他把这个医生杀了，这不论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说不通的。

12月24日是平安夜。2019平安夜不平安。2019年12月24日早上六时许，北京市朝阳区民航总医院的女医生杨文，被95岁患者的儿子持刀杀死，颈部几乎被割断。数日后，杨文医生的同事们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大肆描写了患者家属如何恶贯满盈、凶手如何情绪极端，杨文医生如何“性情温柔”，又大肆渲染医生是一个多么弱势的群体，悲情控诉：“治不好你家人的病，难道我们就不配活着下班么？”

擅于使用微博，确实是一门好本事。还活着的医生们马上收获了数以亿记的舆论支持。许许多多大号小号营销号个人号连发推送，通过集体叫骂患者家属、同情医护人员，收获了N条十万加百万加。

孙文斌杀医案，一开始国家卫健委有关人员即公开将该案定性为了刑事犯罪，加之中国医师协会也在第一时间表示“呵护生命的医师无辜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用谴责已无法表达愤怒的情绪”等等，以及主流媒体接连发表评论引导舆论。另外，不知道是好事之徒还是医院水军，不停在社交媒体上编造“真相”。我记得的包括如下几个：

一个是这么说的：“杀害杨文医生的凶手母亲，已被民航总医院转到朝阳医院重症监护室，并接受VVIP的免费医疗”。

另一个说：“犯罪嫌疑人孙文斌的大哥叫孙文山，承包‘北二外’的大学食堂，是黑社会狠角色”。

还有一个说：“95岁患者每月拿六七万工资连津贴，家属都靠啃老过日子，拼了命也不能让患者断气”……

说句实话，从一开始我就对这种舆论潮十分怀疑。近年来，每次医患纠纷，每次医生受伤或死亡之后，这种“全民爱护医生、共同仇视医闹”的舆论潮就会出现一次。然而，这种舆论跟社会的普遍认知似乎完全不一致啊？曾几何时，医生收红包、与医药代表利益勾连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看个感冒几百块，看场重病卖房卖车倾家荡产，印象里似乎不少人提起医院都恨得牙痒痒的。还有国人真会把医生这行业看作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吗？

所谓事出反常必为妖。这新闻里反常的细节太多了。集体齐唱“医生医生我爱你”只是其中之一。一个每月拿七万工资连津贴的退休老干部是什么级别？会被医院扔在重症监护室，连病房都住不进去？凶手他哥是黑社会狠角色，还需要他弟亲自动手杀医？安排几个马仔打断医生的腿不行？

最重要的是，有司想把大家往“这不是医患纠纷，而是刑事案件”上引。杀了人，这当然是刑事罪案。但刑事罪案也得有起因啊，起因究竟是医患纠纷，还是患者家属自己“情绪极端”？

好在，中国还是有些记者愿意去跑腿调查的。近两天，案件事实逐步被还原了。被哄传的“真相”，原来都是谣言。

28日下午5时许，《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位于朝阳区定福庄南里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二外”）家属楼，在杀人者孙文斌的姐姐孙英家中对其进行了采访。孙英家共兄弟姐妹五个，55岁的孙文斌在家中年龄最小。孙父已在早先几年去世，其母魏某今年95岁。孙家是从京郊梆子井村一带经农转非而进入城市的。孙家大哥退休前在乡镇私企上班，大嫂原是“北二外”的职工。孙英自己也已退休，她现在所住的房子是原为“北二外”职工的公公留下的。

对于网传的“犯罪嫌疑人孙文斌的大哥叫孙文山，承包‘北二外’的大学食堂，是黑社会狠角色”一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声明：该校餐饮中心并无“承包大学食堂”的孙文山其人。

杀人者孙文斌早年曾在“北二外”做过印刷排字工人，后辞职，并做过养牛、养猪等，但都赔本，后来离了婚。目前无业的孙文斌自己在外租房子住。曾与孙文斌在“北二外”共事过的一位学校员工称，孙文斌平时“不太爱说话，也不惹事”。

有人说，这个采访是“为患者家属卖惨”。然而，只有了解患者一家的真实状况，才能明白患者的小儿子为何杀死医生。

患者一家本来都是农民，后来才农转非进入城市的。患者年老，她的儿子儿媳都是退休的普通人，杀人的孙文斌更是无业者。这种职业和经济状况，证明他们基本属于北京的底层人士，很难长期负担老母亲在重症监护室的高额费用。

接受采访时，孙英说：他们和医院的两大矛盾之一，在于能否将母亲从急诊科转向住院治疗，但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床位。她说，在急诊治疗下去意味着无法使用医保而需要自费，但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好。据孙英介绍，随着母亲病情每况愈下，医疗费用不断增加，让孙文斌不满，他总是唠叨，“想住院又不让咱们进，医院就想置咱们于死地，让咱们把钱都花在这儿，倾家荡产”。

患者家属与医院有另一个矛盾，也是最主要的矛盾。他们认为，是医院乱用药导致母亲昏迷的。

患者女儿孙英称，在来到民航总医院之前一段时间，魏某曾因“有些喘”，在朝阳区小庄医院（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住院，出院时身体各项指标检查合格。

后来母亲魏某因为不想吃饭来到民航总医院就医，要求“输点营养液”，在输完液后身体情况变差，本想离院的魏某因状况不佳而在该科继续治疗，身体情况却越发糟糕，出现了高烧不退、昏迷等情况。

患者家属的话，与医疗行业新媒体“医学界”在报道中引用了民航总医院急诊科一位医生的描述“患者95岁老年女性，脑梗塞后遗症，长期卧床鼻饲营养，生活质量不高。12月4号杨文医生首诊的，病人来时呕吐、纳差、意识不清，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仅要求输点液，但是输液后病情无改善好转，几个家属就认定是杨文医生输液给输坏了”互相矛盾。

医生说病人来时就“意识不清”，但病患家属说，母亲就医前大体正常，就是“杨文医生输液给输坏了”。

两造争端的焦点就在于输液。那究竟患者被输的是什么注射液呢？据民航总医院一名医生向记者承认，杨文医生给患者开了营养液和醒脑静并告知了患者。

“醒脑静”是什么东西？原来，是一种中成药注射液。

中成药注射液不良反应高发，这不是什么秘密。官媒也多有披露。

按新京报的说法，中药注射剂“不安全”的原因，可以归咎于“注射”和“混合物”这两个关键词。

在传统的中医疗法中，中药经过熬制口服进入体内，药物容易被消化酶和胃酸破坏，加之食物影响药物吸收，最终导致进入体内的药量减少，口服用药的疗效往往被降低。

西医的注射疗法，则是把药液直接注入体内，迅速获得希望的血药浓度，因而作用迅速。

中药注射剂则是个不中不西的怪胎。它的药剂仍然来自传统中药，却采用了西医的现代注射法。

采用注射疗法时，高浓度的药物迅速到达血浆和组织，本身就容易发生不良反应，西医也是如此。

但问题的关键是，西医输液的药剂是成分单一的溶液，相比之下，中药注射剂的成分显得很复杂，增加了不良反应的可能性。

在128种有不良反应记录的中药注射剂中，只有9.37%是单一有效成分药剂，有52.34%是单味药但有多种有效成分，另有38.29%干脆多味药混合。

制作工艺的落后，决定了中药注射液里提取出的所谓“有效物质”实际上是一堆未经过安全检验的复杂混合物，既没有经过双盲试验检验，它的有效成分的分子式和作用机理也没有得到清楚地阐明。而含量测定是控制药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

以清热解毒注射液为例，处方中有金银花、黄岑、连翘、龙胆、生石膏、知母、栀子、板蓝根、地黄、麦冬、甜地丁、玄参，表面看来是12味药，但所含化学成分或多达数百种。其中生石膏的主要成分为硫酸钙，将它直接注入人体，可能有极大安全风险。

一位专家曾对中国青年报表示，中药注射剂的主流制备方法，让“多种杂质不易剔除、质量不易控制、不良反应较多、产品稳定性较差……”

“像中药这种影响因素很多，原材料质量不够稳定的天然药，即使单独一味药，其制剂质量已经不容易控制了，多味药组成的复方注射剂连含量测定项目都没有，其质量怎样保证，岂止令人担忧！”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发布的《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17年）》指出：2017年中药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注射剂和口服制剂所占比例分别是54.6%和37.6%；2017年中药严重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按照给药途径分布，静脉注射给药占84.1%。

根据法治周末的数据：2013年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报告为12.1万例次，其中严重报告占5.6%。与2012年相比，中药注射剂报告数量增长17.0%，严重报告数量增长22.3%。2014年，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报告为12.7万例次，其中严重报告占6.7%。与2013年相比，中药注射剂报告数量增长5.3%；严重报告数量增长26.0%。2015年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报告同样为12.7万例次；不过，其中严重报告比例增加，为9798例次，占7.7%。

患者注射中成药液后过敏的例子，在知乎、论坛上一搜一大堆。连我的同事朋友也提供了一些案例。

至于为什么被有识之士纷纷诟病的“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实验，没有经过安全性有效性验证”的中药注射剂，不但没有退出市场，还占据了医院小半壁江山？

虎嗅网在《一年12万起不良反应，中药注射液一年仍能卖千亿？》一文中说“中药注射剂往往属于独家品种，在药品招标中享有单独定价权，利润空间很大。产品竞争较弱却有高回报，使得越来越多的药企盯上了“中药注射液”这块肥肉。

围绕着中药注射液的是各方的利益均沾，自然是有更多的药企、医药代表、医药、医生愿意为中药注射剂的推广和使用，亮绿灯，开后门。

作为普通人的你我，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健康竟然被当作金钱勾当的砝码。”

回到本次北京孙文斌杀医事件。

“性情温柔”的杨文医生给患者魏某开的“醒脑静”，就属于不良反应极高的中成药注射液。

按照医学类比较权威的媒体“丁香园”的条目里说，醒脑静的成分有人工麝香、栀子、郁金、冰片，辅料为聚山梨酯80、氯化钠。

划重点——该条目清楚写明，醒脑静注射液的不良反应是过敏性休克，必须及时抢救。

这种不良反应，对于年轻力壮的患者来说，可能就扛过去了，浑身起些红疙瘩，发发高烧，休息几天可能就缓过劲来了。

但对于一个有肿瘤和脑梗后遗症的95岁高龄女病人来说，可能就扛不过去了。昏迷不醒，躺在急救室里，每天花至少一两千医药费。这算不算“输液给输坏了”呢？

现在回过头去看，杨文医生同事在社交媒体上散发的那篇文字里对病患者家属行为的恶意描画，是不是显得有了一些合理性？在一个95岁、满身病痛、器官慢性衰竭的老年妇女身上，滥用充满争议、不良反应比例极高的中成药注射液，这个医生难道真的医德医术俱佳，“性情温柔、全是好评”，到了大家必须异口同声善颂善祷的地步么？这家医院真的是把治疗和护理病人摆在第一位么？

今年五月，因女儿在美国涉及贿考丑闻，步长制药董事长一度陷入舆论漩涡。步长制药就凭一种中成药注射液“丹红注射液”，一年就赚了几十亿。而“丹红注射液”因不良反应频发，26次被列入重点监控名录。

而早在2014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网站发表的一篇论文《30例醒脑静注射液不良反应》（通讯作者: 郭晓昕，主任药师），就表明了当时患者注射醒脑静后起码发生了三十起不良反应，其中中老年患者占56.67%。

醒脑静注射液，同样被全国多省市纳入当地重点监控药品名单。

在医学界大声疾呼：“悼我同袍！严惩暴行！”的同时，病患者们能不能同样大声疾呼：

“我们也想活着回家，请别给我们打中成药注射剂！”

伤医事件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在民航总医院杨医生被害案件中，尽管警方没有公布调查结果，但是通过媒体的挖掘，已经曝光出了很多相关信息。不敢说完全可以看到事件的“全貌”吧，至少可以对杨医生被杀的前因后果有基本的了解。杀害杨医生的凶手就是孙文斌。至于说，孙文斌最终会被如何判处，这应该是司法审判的结果。然而，按照当下的舆论与社会情绪来说，斩立决孙文斌也会是“大快人心”的事情。不过，即就是孙文斌被执行死刑，甚至斩立决，难道说就能避免类似伤害医生的行为吗？我看很难，一直以来，医生都是人们非常尊重的职业，可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伤医案件的屡禁不绝呢？尽管每一起伤医案件，相关的犯罪者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只是现实中却有“前赴后继”的犯罪嫌疑人，这又是为什么呢？，到底有哪些因素是导致伤医案件频发的因素呢？现在，我们以杨医生被害案件为例，试试进行一些分析。

医院管理部门缺乏防范意识，以至于长达20多天的时间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按照报道，95岁的孙女士在12月4日突然呕吐不止、意识不清，被子女送到医院急诊。高龄，全身多发症，且是晚期癌症患者，要想完全康复几乎是不可能，然而，孙女士的子女们，不接受疾病，不接受死亡，每天都会因细微的病情变化，怀疑医生用药，不停的吵闹，辱骂，甚至威胁。尤其是孙文斌公开扬言，“我妈要是不退烧，就把大夫弄死”。为此，急诊室的医生护士汇报给医院管理部门，同时也报警了。可是，这医院的管理部门采取了那些措施呢？如果只是提醒注意安全，或者警察出警，却没有任何更进一步措施的话，这样的不作为岂不就是对隐患的纵容？据有护士说，凶手孙文斌早在4、5天前就公开说，要杀了杨医生。如果这是真的话，不明白的是，如此清楚的信息，如此明确的威胁，医院或者急诊室或者杨医生为什么任事态恶化呢？

接下来再说说医保的问题。12月4日95岁孙女士进急诊重症监护室，据报道说，此后孙女士的家属多次提出转住院部或者肿瘤科，可是住院部因为没有床位而拒绝。要知道，这晚期肿瘤患者，治疗用药检查，包括在重症监护室，其花费可都是天价。而按照医保的规定，如孙女士这样只是在急诊室的病人，而没有住院，报销是有限制的。正如有报道所说，孙女士家属对此很不满，常因费用而抱怨。

55岁的凶手孙文斌，经商养猪打工等，多年来“折腾”并不成功，属于经济窘迫的人。因此，孙女士别的子女不说，起码这孙文斌对长达20多天一直无法住院，门诊费无法报销情绪是很大的。当然了，目前来说，我国的医保管理制度也制约着医院在年底的医保费用，而这也是医院控制住院病患者的原因。如今我国虽说医保的覆盖率很高，如95岁的孙女士样，医保可以报销90%以上，可问题是，到年底了，对医院来说，若是超过年初医保部门确定的预定医保总额，其缺口部分，是需要医院自行承担的。病人有医保，医院提供医疗服务，可是治疗费用是医保部门控制。

这样的医保管理模式，使得病患者与医院的矛盾针锋相对。病患者有医保，需要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而医院治疗受制于医保审核与预算金额，治疗“严格控制”，如此以来，治疗与费用就成了焦点。很显然，这就是民航总医院住院部到年底床位紧缺的原因所在。到此，孙女士住院问题就陷入死循环了。长达20多天重症监护室的费用不少，可是报销有限；能够报销费用的住院部又没有床位；95岁晚期癌症患者的孙女士病情维持困难；孙女士家属对病情有不合实际的期待与要求；如此以来，这第一次接诊且主治医生杨文就成了患者家属孙文斌发泄愤怒的“替罪羊”。

从家属的口中得知：“随着母亲病情每况愈下，医疗费用不断增加，让孙文斌不满”。他总是唠叨：“想住院又不让咱们进，医院就想置咱们于死地，让咱们把钱都花在这儿，倾家荡产”。总而言之，直接杀死杨医生的是孙文斌，而间接“伤害”杨医生的，至少还有医院管理部门和不合理的医保管理制度等。正是此类诸多因素，导致了如今医患冲突频繁，导致了医生成了“牺牲者”，也使得病患者或者家属以命相博。

社会矛盾升级的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表达不满，二是言语攻击，三是是暴力伤害。是的，这是一起偶发的刑事案件，但真的不存在医患纠纷么？双方若没有任何纠纷，莫非凶犯是可以免于刑责的精神病患？显然，这不是事实！国人同胞有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逻辑，把罪犯绳之以法，就能减少类似案件的发生。其实，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没有得到社会学的严谨论证，或者不客气地说，认为杀人偿命就能缓解或压制所有的社会矛盾，这根本就是错误的，只有直面真相才能亡羊补牢。

杨文医生的同事在网上也说了，不让老太太住院，是因为这家人犯浑，没有住院医生敢接受。按我对医院业务流程的理解，杨文医生作为有高级职称的副主任医生，又是首诊医生，只有她才有权安排住院；如果她拒绝让病人住院，除非病人家属认识医院领导或其他更高职务的医生，按习惯没有其他医生愿意接手。这才是导致医患矛盾升级的主要原因。不难看出，悲剧发生前，患者家属与被害人杨文客观上是存在医患纠纷的，绝对不是凶犯突发精神病对医生做出如此惨绝人寰之事。实际上，之前老太太在急诊室呆了20天，医患双方有了激烈冲突――据国内知名媒体财新网记者29日报道，杨医生出事前双方就曾多次报警。

涉嫌杀医的孙文斌的姐姐孙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母亲魏某因为不想吃饭来到民航总医院要求“输点营养液”，在输完液后身体情况变差。但民航总医院一名医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患者来到医院后，经过体征检查发现，身体情况不好，意识不清醒，叫答不响应，但患者拒绝做进一步检查。之后，当值的杨文医生给其对症开了营养液和醒脑静（中成药注射液）并告知了患者。

但孙英称，医生在开醒脑静时并没有告知。此后，魏某身体越发变差，昏迷不醒。孙英和孙文斌认为魏某就是输醒脑静输坏的。据公开信息，醒脑静的主要成分为人工麝香、郁金、冰片、栀子，可用于脑栓塞、脑出血急性期、颅脑外伤，急性酒精中毒见等症候，可注射或静脉滴注，属辅助用药，全国多省市都将其纳入当地重点监控药品名单。

北京某心血管病医院的心内科医生指出，虽然中成药输液在学术界有争议，但大多是安全而无效的，不可能造成患者昏迷。在中成药输液与身体变差之间，几乎不可能界定为因果关系。据上述民航总医院医生说，在接诊魏某的当天下午，医院对魏某做了各项检查，发现其全身有多处重症感染（胃肠道、泌尿系、肺部）并伴有心衰、心肌损伤，肠道或有肿瘤。这些慢性疾病肯定不是输液造成的。

但魏某家属和院方的矛盾就此积累。该医生称，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多次不配合，这也是医院不愿收治其入院的原因。另据《财新》报道，患者魏某在民航总医院接受治疗期间，杨文和她同事受到患者家属人身威胁后，曾将患者情况向医院上级部门反映，还报了警。民警为此事来医院进行过一两次调解，家属态度很差，几兄弟性格都特别暴躁，“说话就跟干仗一样”，最终不了了之。

孙英称，其母魏某在被收入民航总医院急诊科之前，还在朝阳区小庄医院（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住院，之后出院时，身体各项指标检查合格。记者就此致电小庄医院院长李瑞杰，李瑞杰称，尚不清楚医院是否收治过魏某，而出于保护患者隐私考虑，不便透露更多信息。据《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报道，患者家属与民航总医院的一大矛盾点在于一直无法从急诊转到住院部治疗，进而无法享受医保报销，而需要自费。民航总医院急诊科一位不愿具名的医生12月29日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急诊和住院的医保是彼此独立的两部分，急诊医保的封顶限额低，可能就几万元，在急诊科，患者一天要跑好几次到收费处交费，才能开药、检查；而住院部的医保限额较大，可能有十几万元，这意味着患者相当一部分的治疗花费可以报销。该医生称，按照通常情况，患者收入急诊科一般3~5天，最多不会超过一周，而此次伤医事件的患者在急诊科呆了20天上下，“有点反常”，他也不知道为何。

对于魏某治疗的总花费，医生和孙英都没有给出回复。魏某是超转人员，据前述医生称，可报销比例和一般医保差不多，比例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北京一家著名三甲医院的ICU主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医保的另一个大背景在于，绝大多数医院到了年底，由于医保资金紧张，会限制预后不好的病人的收治。另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也表示，对于这种高龄、生活质量差的病人，加上医保的考量，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医院的收治决策，这种矛盾在急诊科显得更为明显。

民航总医院那位不愿具名的医生称，该院或许也会有这样医保资金紧张的情形，但很少因为医保限额而不收病人，可能的措施是让患者在门诊做一部分检查，以减少病人收治后住院部的资金压力。而住院部是否收患者，决定权在于各个专门科室的负责人，各科室专家对病人进行会诊后，决定是否收入相应科室。

医院原本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医者仁心，几千年的传统。医生带着怜悯之心对待患者，患者带着感恩之心看待医生，原本应该是一种十分和谐的关系，可如今却变得相互防备，相互伤害。患者防备医生乱检查、乱收费，不认真给自己诊治；连北京中美联合医院实行治好病再收治疗费病人都不相信。医生担心认真看病也会遭患者误解，甚至担心人身安全遭到患者及患者亲属攻击，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这是十分悲哀的。

这次民航总医院杀医案将医患关系、医务人员安全等问题再次推向舆论焦点，2019年12月2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对此作出明确规定。该法强调，“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同时特别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加强安保措施就管用？要知道在绝大多数国人同胞眼里，中国是一个岁月静好的最安全的国家，没有之一！可是，中国的单位和居民小区围墙长度占全世界的95%以上；中国各单位和各居民小区雇用的保安人员，占世界各国的90%以上。在单位、公共场所和居民家里安装铁栅栏，则成为中国特有的现象，估计用于铁栅栏的钢材总量，中国也占世界各国的90%以上。这两个90%以上、一个95%以上的社会现象，难道不能让国人多一点反思？难道要把中国每个公共场所和私人住宅全变成监狱才能保证安全？事实上，每家医院都有庞大的保安队伍，公立大医院大多都还有警务室，而且一些医院甚至夸张到给医生、护士发放自卫器械给医生、护士配备钢盔，并启用警犬、棒棍等设备。再加强医院保安，是不是每位医生、护士身后，都形影不离地跟着一位佩枪警察或士兵？

近日，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推行“先安检，后看病”，包括水果刀、剪刀等一切刀具都不能带进医院，院方会在护士站配备安全刨刀等用具，患者或家属可随时取用。这一举措的背景众所周知，好像每一次伤医案之后，都会引发一波相关的建议呼声，也都会有个别地方或医院付诸实施。医院安检并不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主要是为了保护医生，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地方，也是不匹配的地方。而事实上也防范不住。对于蓄谋伤人者，即便赤手空拳也能置人于死地，更何况医院里随处可以就地取材，包括金属、玻璃的医疗器械等，你总不能把医生护士的工具也都给没收了。

南宁二院首日筛查出来的，几乎全都是小水果刀，只有一把较大的菜刀，相信也是想用来切水果的，不能说因为拿了菜刀就是要杀人，那本身就是很低概率的事件，即便有人拿错了工具，也不能随便给人扣帽子。一些网友看到这个“成果”就开始上纲上线，污名化患者是不好的。现实中的病房里，水果刀极其常见。国人住院就像过家家似的，家属要陪床，要吃要喝，探望者十有八九也是送的水果，没水果刀还真不方便。说是护士站有刨刀，来回借用的麻烦不说，它还没法切火龙果哈密瓜等。这个禁止水果刀、剪刀的尺度，是相当荒诞的，时间长了必然引发患者家属抵触，没纠纷反而制造出纠纷来。

那么很多人也想问，伤医杀医事件究竟如何防范呢？再次重复，极其偶发、目标明确的刑事案件，是无法防范的。家里、街头、商场，随处都有可能因新仇旧恨而发生血案，你怎么防？只能用“杀人偿命”的法律来事后震慑。就好比前几天某地学生杀了老师，怎么防？难道以后学校也“先安检再上课”么？小区里发生过凶杀案，以后家家都没收菜刀么？不可能为小概率事件大面积设防。

但话说回来，很多伤医杀医案其实是有办法预防的，这跟街头碰擦临时起意的情况还真不一样。多数伤医杀医案之前，都有一个矛盾积累的过程。就拿民航总医院事件来说，该患者家属因为用药问题及十几天住不进院而持续大闹，早就应该提高警惕。要么你收治入院解决诉求，要么报警把他们赶出去。事实上一线医生早就心惊胆战也汇报过上级，可惜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实质行动，愣是在急诊科拖了二十几天，悲剧铸成。

这难道是安检仪的问题吗，就算安检仪查出了这把刀，那个男子就没有其他办法弄死一个女医生吗，你总不能把刮胡子刀也禁了。这就是，真正的凶手防不住，吃药的是无辜的大多数。安检也不是干这个的。安检并不要求发现每一个理论能杀人的针头线脑，主要是降低伤害多人的规模性风险，譬如可以挥舞的管制刀具、可以突突的热兵器、可以爆燃的汽油之类，是其主要筛查目标。而小水果刀，最多只能伤一人，很快就能被旁人控制，因此不在管控之列。

现代安检程序被广泛认可的前提是：为了大家，检查大家。每个人付出一点麻烦，是为了提升每个人的安全。如果变成“为了保护我而检查你”，其出发点就成问题了。所以我看先安检后看病，治不了标也治不了本，基本没用。如果说其效应，只可能给普通患者和家属带来不满情绪，这是人为地制造对立。它的潜台词很明确：保护医生，防范你。把每一个患者和家属视为潜在凶手，把每一把普通水果刀和剪刀视为凶器，有点过分了。

实际上真要想降低伤医杀医概率，还是要从管理层面入手。建立一套灵敏的反应机制，一旦发现有暴戾倾向的患者或家属，说出任何威胁话语，马上启动保安、报警程序，把风险摁在源头。就算在门诊，多数事件也都是因就医的矛盾，先吵吵再动手，是有机会作预警的。而住院部、急诊科等地方，家属的焦虑、诉求、激动等更是可观察可化解的，在这方面强化配套管理和反应机制，就足以防止大多数的事态激化。为什么我们从民航总医院这么明显的失误之后，依然总结不出真正对症的经验，而把板子打在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有些医院管理者究竟是真想解决问题，还是继续积累医患对立？

有些人建议医院要象法院一样采取安检措施，问题是即使从今天起全国医院全部执行法院安检标准，当医生走出医院大门了呢？所以，医院的安检门亦不能完全成为医生的“安全门”。实践证明，法院执行比机场安检更严的标准，当法官走出法院大门了呢？所以，法院的安检门亦不能完全成为法官的“安全门”。2016年2月26日晚21时30分许，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回龙观法庭法官马彩云及其丈夫李福生（该院法警），在住所楼下遭到两名歹徒枪击。马彩云身中两枪，经抢救无效死亡，李福生受轻伤。据悉，其中一名歹徒李大山是马彩云审理的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的原告。行凶后，两名歹徒逃离现场，逃到延庆区后均自杀身亡。

2010年6月1日上午10时左右，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发生的一起恶性枪击案件。一名男子持微型冲锋枪闯入法院办公室扫射，当场造成3名法官死亡、3名法官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犯罪嫌疑人随后开枪自杀身亡。2010年6月8日，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一起案件时，被执行人陈宏生用硫酸泼洒执法干警，6名干警被硫酸烧伤。其中，该院院长廖克东和执行局局长吴志斌受重伤。早在2005年上半年，江苏省就发生当事人等伤害、围攻、辱骂、威胁法官的暴力抗法事件80件。近几年，从湖南永州枪杀法官到广西梧州法官遭泼硫酸，到十堰四名法官血染法院，再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回龙观法庭法官马彩云被抢杀，伤害法官的恶性事件愈演愈烈，屡禁不止。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左世忠认为，如果不能尽快扭转法官维权的被动局面，将严重影响法官队伍稳定和健康持续发展。建议修改法官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设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我认为司法公正才是法官安全的根本保障，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法院无疑就是这道最后防线的终极守护者，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有些法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判决造成了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申诉，申诉再申诉，导致信访局门庭若市，有些状告无门的人不但杀害法官而且滥杀无辜报复社会。

从警方派人进驻医疗机构、对医院实行安检和一经发现非法携带管制器具进入医疗机构的就要予以拘留等具体做法来看，有关部门完全把预防医闹寄望于警方，这不仅明显不妥，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医患之间的矛盾。实际上，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并不是患者这一个方面，更多的原因其实在于医院自身，据 权威部门分析，医患关系成因既有医疗资源不足，群众“看病难 ”“ 看 病贵”，患者有意见；也有医疗质量不高、服务态度不好，群众不满意；而其中因服务态度不好造成医疗纠纷的约占纠纷总量的三分之二。

这说明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医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有关部门只侧重于防范患者，而不去认真解决医院本身存在的问题，这显然不能令人信服，也很难化解医患矛盾。应该切实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管理，一方面要规范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严厉打击医院牟利行为和医生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收受红包等不正之风，切实降低患者的诊疗费用；另一方面要改善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诊疗水平，同时加强医患沟通，让患者有尊严地就医，这样才能令患者及其家属心平气和，才能理顺医患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消除医患矛盾和纠纷。

北京法健咨询服务中心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