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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只有轻判杀医生的孙文斌,医生们才能不敢胡作非为 2020年1月16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孙文斌故意杀人一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孙文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12月4日,被告人孙文斌及亲属将其母孙魏氏送至民航总医院治疗。因孙文斌不满医生杨文对其母的治疗,怀恨在心、意图报复。12月24日6时许,孙文斌在急诊抢救室内,持事先准备的尖刀反复切割、扎刺值班医生杨文颈部,致杨文死亡。孙文斌作案后报警投案,被公安机关抓获。 法院认为,被告人孙文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处罚。孙文斌作案后报警,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其所犯罪行,应依法认定为自首。鉴于孙文斌犯罪性质极其恶劣,杀人手段特别残忍,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当庭作出上述一审判决。我认为:判孙文斌死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更应该深入挖掘孙文斌杀人的动机,法律是死的,立法和执法是灵活的,作为一名合格的执法者不但要处理即成事实,更应该个体化分析每一件案例背后深层次的矛盾纠纷所在,机械化处理无异于机械。只有彻底解决了矛盾的根本,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每个人一旦失去母亲都是很大的悲伤,这个事情对医生和患者家属都是一个血的教训!双方都要学会换位思考。作为医生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应该医德高尚,把病人视为自己的亲人来对待,秉持“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的态度,处处为病人着想,而不是只追求利润最大化。孙文斌虽然故意杀医,但不完全是他的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世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杀了医生,明知自己也活不了还去杀,这种同归于尽的方式,必有原因。若,只能用“神经病”才能解释的通,那一定是掩盖什么。孙文斌难道真是个神经病,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杀一个为他母亲尽心治病的医生,他应该感谢这位医生才对,但是遗憾的是他把这个医生杀了,这不论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说不通的。 28日下午5时许,《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位于朝阳区定福庄南里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二外”)家属楼,在杀人者孙文斌的姐姐孙英家中对其进行了采访。孙英家共兄弟姐妹五个,55岁的孙文斌在家中年龄最小。孙父已在早先几年去世,其母魏某今年95岁。孙家是从京郊梆子井村一带经农转非而进入城市的。孙家大哥退休前在乡镇私企上班,大嫂原是“北二外”的职工。孙英自己也已退休,她现在所住的房子是原为“北二外”职工的公公留下的。 对于网传的“犯罪嫌疑人孙文斌的大哥叫孙文山,承包‘北二外’的大学食堂,是黑社会狠角色”一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声明:该校餐饮中心并无“承包大学食堂”的孙文山其人。 杀人者孙文斌早年曾在“北二外”做过印刷排字工人,后辞职,并做过养牛、养猪等,但都赔本,后来离了婚。目前无业的孙文斌自己在外租房子住。曾与孙文斌在“北二外”共事过的一位学校员工称,孙文斌平时“不太爱说话,也不惹事”。 有人说,这个采访是“为患者家属卖惨”。然而,只有了解患者一家的真实状况,才能明白患者的小儿子为何杀死医生。 患者一家本来都是农民,后来才农转非进入城市的。患者年老,她的儿子儿媳都是退休的普通人,杀人的孙文斌更是无业者。这种职业和经济状况,证明他们基本属于北京的底层人士,很难长期负担老母亲在重症监护室的高额费用。 接受采访时,孙英说:他们和医院的两大矛盾之一,在于能否将母亲从急诊科转向住院治疗,但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床位。她说,在急诊治疗下去意味着无法使用医保而需要自费,但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好。据孙英介绍,随着母亲病情每况愈下,医疗费用不断增加,让孙文斌不满,他总是唠叨,“想住院又不让咱们进,医院就想置咱们于死地,让咱们把钱都花在这儿,倾家荡产”。 患者家属与医院有另一个矛盾,也是最主要的矛盾。他们认为,是医院乱用药导致母亲昏迷的。 患者女儿孙英称,在来到民航总医院之前一段时间,魏某曾因“有些喘”,在朝阳区小庄医院(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住院,出院时身体各项指标检查合格。 后来母亲魏某因为不想吃饭来到民航总医院就医,要求“输点营养液”,在输完液后身体情况变差,本想离院的魏某因状况不佳而在该科继续治疗,身体情况却越发糟糕,出现了高烧不退、昏迷等情况。 患者家属的话,与医疗行业新媒体“医学界”在报道中引用了民航总医院急诊科一位医生的描述“患者95岁老年女性,脑梗塞后遗症,长期卧床鼻饲营养,生活质量不高。12月4号杨文医生首诊的,病人来时呕吐、纳差、意识不清,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仅要求输点液,但是输液后病情无改善好转,几个家属就认定是杨文医生输液给输坏了”互相矛盾。 医生说病人来时就“意识不清”,但病患家属说,母亲就医前大体正常,就是“杨文医生输液给输坏了”。 两造争端的焦点就在于输液。那究竟患者被输的是什么注射液呢?据民航总医院一名医生向记者承认,杨文医生给患者开了营养液和醒脑静并告知了患者。 “醒脑静”是什么东西?原来,是一种中成药注射液。 中成药注射液不良反应高发,这不是什么秘密。官媒也多有披露。 按新京报的说法,中药注射剂“不安全”的原因,可以归咎于“注射”和“混合物”这两个关键词。 在传统的中医疗法中,中药经过熬制口服进入体内,药物容易被消化酶和胃酸破坏,加之食物影响药物吸收,最终导致进入体内的药量减少,口服用药的疗效往往被降低。 西医的注射疗法,则是把药液直接注入体内,迅速获得希望的血药浓度,因而作用迅速。 中药注射剂则是个不中不西的怪胎。它的药剂仍然来自传统中药,却采用了西医的现代注射法。 采用注射疗法时,高浓度的药物迅速到达血浆和组织,本身就容易发生不良反应,西医也是如此。 但问题的关键是,西医输液的药剂是成分单一的溶液,相比之下,中药注射剂的成分显得很复杂,增加了不良反应的可能性。 在128种有不良反应记录的中药注射剂中,只有9.37%是单一有效成分药剂,有52.34%是单味药但有多种有效成分,另有38.29%干脆多味药混合。 制作工艺的落后,决定了中药注射液里提取出的所谓“有效物质”实际上是一堆未经过安全检验的复杂混合物,既没有经过双盲试验检验,它的有效成分的分子式和作用机理也没有得到清楚地阐明。而含量测定是控制药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 以清热解毒注射液为例,处方中有金银花、黄岑、连翘、龙胆、生石膏、知母、栀子、板蓝根、地黄、麦冬、甜地丁、玄参,表面看来是12味药,但所含化学成分或多达数百种。其中生石膏的主要成分为硫酸钙,将它直接注入人体,可能有极大安全风险。 一位专家曾对中国青年报表示,中药注射剂的主流制备方法,让“多种杂质不易剔除、质量不易控制、不良反应较多、产品稳定性较差……” “像中药这种影响因素很多,原材料质量不够稳定的天然药,即使单独一味药,其制剂质量已经不容易控制了,多味药组成的复方注射剂连含量测定项目都没有,其质量怎样保证,岂止令人担忧!”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发布的《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17年)》指出:2017年中药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注射剂和口服制剂所占比例分别是54.6%和37.6%;2017年中药严重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按照给药途径分布,静脉注射给药占84.1%。 根据法治周末的数据:2013年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报告为12.1万例次,其中严重报告占5.6%。与2012年相比,中药注射剂报告数量增长17.0%,严重报告数量增长22.3%。2014年,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报告为12.7万例次,其中严重报告占6.7%。与2013年相比,中药注射剂报告数量增长5.3%;严重报告数量增长26.0%。2015年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报告同样为12.7万例次;不过,其中严重报告比例增加,为9798例次,占7.7%。 患者注射中成药液后过敏的例子,在知乎、论坛上一搜一大堆。连我的同事朋友也提供了一些案例。 至于为什么被有识之士纷纷诟病的“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实验,没有经过安全性有效性验证”的中药注射剂,不但没有退出市场,还占据了医院小半壁江山? 虎嗅网在《一年12万起不良反应,中药注射液一年仍能卖千亿?》一文中说“中药注射剂往往属于独家品种,在药品招标中享有单独定价权,利润空间很大。产品竞争较弱却有高回报,使得越来越多的药企盯上了“中药注射液”这块肥肉。 围绕着中药注射液的是各方的利益均沾,自然是有更多的药企、医药代表、医药、医生愿意为中药注射剂的推广和使用,亮绿灯,开后门。 作为普通人的你我,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健康竟然被当作金钱勾当的砝码。” 回到本次北京孙文斌杀医事件。 “性情温柔”的杨文医生给患者魏某开的“醒脑静”,就属于不良反应极高的中成药注射液。 按照医学类比较权威的媒体“丁香园”的条目里说,醒脑静的成分有人工麝香、栀子、郁金、冰片,辅料为聚山梨酯80、氯化钠。 划重点——该条目清楚写明,醒脑静注射液的不良反应是过敏性休克,必须及时抢救。 这种不良反应,对于年轻力壮的患者来说,可能就扛过去了,浑身起些红疙瘩,发发高烧,休息几天可能就缓过劲来了。 但对于一个有肿瘤和脑梗后遗症的95岁高龄女病人来说,可能就扛不过去了。昏迷不醒,躺在急救室里,每天花至少一两千医药费。这算不算“输液给输坏了”呢? 现在回过头去看,杨文医生同事在社交媒体上散发的那篇文字里对病患者家属行为的恶意描画,是不是显得有了一些合理性?在一个95岁、满身病痛、器官慢性衰竭的老年妇女身上,滥用充满争议、不良反应比例极高的中成药注射液,这个医生难道真的医德医术俱佳,“性情温柔、全是好评”,到了大家必须异口同声善颂善祷的地步么?这家医院真的是把治疗和护理病人摆在第一位么? 今年五月,因女儿在美国涉及贿考丑闻,步长制药董事长一度陷入舆论漩涡。步长制药就凭一种中成药注射液“丹红注射液”,一年就赚了几十亿。而“丹红注射液”因不良反应频发,26次被列入重点监控名录。 而早在2014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网站发表的一篇论文《30例醒脑静注射液不良反应》(通讯作者: 郭晓昕,主任药师),就表明了当时患者注射醒脑静后起码发生了三十起不良反应,其中中老年患者占56.67%。 醒脑静注射液,同样被全国多省市纳入当地重点监控药品名单。 在医学界大声疾呼:“悼我同袍!严惩暴行!”的同时,病患者们能不能同样大声疾呼: “我们也想活着回家,请别给我们打中成药注射剂!” 伤医事件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在民航总医院杨医生被害案件中,尽管警方没有公布调查结果,但是通过媒体的挖掘,已经曝光出了很多相关信息。不敢说完全可以看到事件的“全貌”吧,至少可以对杨医生被杀的前因后果有基本的了解。杀害杨医生的凶手就是孙文斌。至于说,孙文斌最终会被如何判处,这应该是司法审判的结果。然而,按照当下的舆论与社会情绪来说,斩立决孙文斌也会是“大快人心”的事情。不过,即就是孙文斌被执行死刑,甚至斩立决,难道说就能避免类似伤害医生的行为吗?我看很难,一直以来,医生都是人们非常尊重的职业,可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伤医案件的屡禁不绝呢?尽管每一起伤医案件,相关的犯罪者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只是现实中却有“前赴后继”的犯罪嫌疑人,这又是为什么呢?,到底有哪些因素是导致伤医案件频发的因素呢?现在,我们以杨医生被害案件为例,试试进行一些分析。 医院管理部门缺乏防范意识,以至于长达20多天的时间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按照报道,95岁的孙女士在12月4日突然呕吐不止、意识不清,被子女送到医院急诊。高龄,全身多发症,且是晚期癌症患者,要想完全康复几乎是不可能,然而,孙女士的子女们,不接受疾病,不接受死亡,每天都会因细微的病情变化,怀疑医生用药,不停的吵闹,辱骂,甚至威胁。尤其是孙文斌公开扬言,“我妈要是不退烧,就把大夫弄死”。为此,急诊室的医生护士汇报给医院管理部门,同时也报警了。可是,这医院的管理部门采取了那些措施呢?如果只是提醒注意安全,或者警察出警,却没有任何更进一步措施的话,这样的不作为岂不就是对隐患的纵容?据有护士说,凶手孙文斌早在4、5天前就公开说,要杀了杨医生。如果这是真的话,不明白的是,如此清楚的信息,如此明确的威胁,医院或者急诊室或者杨医生为什么任事态恶化呢? 接下来再说说医保的问题。12月4日95岁孙女士进急诊重症监护室,据报道说,此后孙女士的家属多次提出转住院部或者肿瘤科,可是住院部因为没有床位而拒绝。要知道,这晚期肿瘤患者,治疗用药检查,包括在重症监护室,其花费可都是天价。而按照医保的规定,如孙女士这样只是在急诊室的病人,而没有住院,报销是有限制的。正如有报道所说,孙女士家属对此很不满,常因费用而抱怨。 55岁的凶手孙文斌,经商养猪打工等,多年来“折腾”并不成功,属于经济窘迫的人。因此,孙女士别的子女不说,起码这孙文斌对长达20多天一直无法住院,门诊费无法报销情绪是很大的。当然了,目前来说,我国的医保管理制度也制约着医院在年底的医保费用,而这也是医院控制住院病患者的原因。如今我国虽说医保的覆盖率很高,如95岁的孙女士样,医保可以报销90%以上,可问题是,到年底了,对医院来说,若是超过年初医保部门确定的预定医保总额,其缺口部分,是需要医院自行承担的。病人有医保,医院提供医疗服务,可是治疗费用是医保部门控制。 这样的医保管理模式,使得病患者与医院的矛盾针锋相对。病患者有医保,需要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而医院治疗受制于医保审核与预算金额,治疗“严格控制”,如此以来,治疗与费用就成了焦点。很显然,这就是民航总医院住院部到年底床位紧缺的原因所在。到此,孙女士住院问题就陷入死循环了。长达20多天重症监护室的费用不少,可是报销有限;能够报销费用的住院部又没有床位;95岁晚期癌症患者的孙女士病情维持困难;孙女士家属对病情有不合实际的期待与要求;如此以来,这第一次接诊且主治医生杨文就成了患者家属孙文斌发泄愤怒的“替罪羊”。 从家属的口中得知:“随着母亲病情每况愈下,医疗费用不断增加,让孙文斌不满”。他总是唠叨:“想住院又不让咱们进,医院就想置咱们于死地,让咱们把钱都花在这儿,倾家荡产”。总而言之,直接杀死杨医生的是孙文斌,而间接“伤害”杨医生的,至少还有医院管理部门和不合理的医保管理制度等。正是此类诸多因素,导致了如今医患冲突频繁,导致了医生成了“牺牲者”,也使得病患者或者家属以命相博。 社会矛盾升级的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表达不满,二是言语攻击,三是是暴力伤害。是的,这是一起偶发的刑事案件,但真的不存在医患纠纷么?双方若没有任何纠纷,莫非凶犯是可以免于刑责的精神病患?显然,这不是事实!国人同胞有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逻辑,把罪犯绳之以法,就能减少类似案件的发生。其实,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没有得到社会学的严谨论证,或者不客气地说,认为杀人偿命就能缓解或压制所有的社会矛盾,这根本就是错误的,只有直面真相才能亡羊补牢。 北京法健咨询服务中心陈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