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国民不要等到天灾人祸时，才能认识到国企的重要性

疫情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芸芸众生，照出了人心。在这关系国家安危的“武汉保卫战”，相比数量是公立医院近两倍的私立医院，却像与己无关的局外人，没派一支医疗队，没见任何捐助，也没见任何举动。这不能不让人们对公立医院的私有化重新进行审视，也不能不担心：如果公立医院继续大规模私有化，一旦面对重大疫情，怎么体现举国动员力?又由谁来保卫共和国卫生安全?作为卫生医疗事业，它的使命不仅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实现病有所医，更担负防疫除疫、救灾抗震、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置、防止细菌战等国家安全。

不说别的，就说物资短缺的问题，1月30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物资即将用尽，武汉协和医院再次求助。不是告急，是没有了!”而在湖北省红十字会，只给他们发去了3000个口罩，而武汉天佑医院、武汉仁爱医院这两家，却分别收到了湖北省红十字会援助的1.8万个口罩。这个武汉仁爱医院，全名叫做武汉仁爱医院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美容保健、妇产科、无痛人流、不孕不育......这家医院总共也就300多号人，他们既没有发热科，也没有呼吸科。我不明白美容保健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医院”，凭什么能够收到1.8万个口罩?

另外，据某媒体报道，湖北省红十字会的仓库里物资堆积如山，可是他们人力不足，根本没有能力精准发放到一线去。现在这个“物资短缺”，是薛定谔的物资短缺，明明口罩防护服堆积如山，前线的医生却要靠社交媒体、人民日报官博向社会求助。明明各地都买不到医疗口罩和N95口罩，朋友圈微商贩子手里却大把的多。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口罩生产和出口国，年产量占全球约50%。我国口罩最大产能是每天2000多万只。虽然最近受制于春节停产放假，相关生产企业绝大部分工人返乡、原料停供、物流停运。但因为疫情紧急，复工复产面达到了40%，产量达到一天800万只以上。

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地方，据我所知，我们国家不缺生产力，不缺运输能力，从疫情爆发开始，社会各界的援助就源源不断开往武汉，我所知的一个县里的口罩生产厂，一天就有数十万口罩的生产产能，物资怎么可能短缺?说句不好听的实话，根据我国现有的国力、生产力，武汉和湖北根本不需要任何金钱上的捐赠，湖北人民、一线医疗人员缺的不是钱，而是消耗巨大的医疗物资，这些物资，其实根本不需要通过医院求援+民间捐赠的手段来实现，更不需要慈善组织来做中间商。也警告自私自利、妄想发国难财的各位，不要忘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

“1951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向上海大康药房王康年订购氯霉素、消发灭定粉等6种前线急需药品，金额3万余元，王一直拖延不交货，志愿军5次催货，王将前线不需要的冷热水袋、玻璃片，甚至已生锈的医疗器械发往前线应付，贻害志愿军伤病员的治疗。案发后，上海市人民法庭于1953年2月28日判处王康年死刑，当日下午执行枪决。武汉福化药棉厂资本家李寅廷，承制志愿军急救包，领取好棉花1万斤，全部换成废棉，其中还有1000斤烂棉花，这批急救包中有12万只没有经过消毒，带有化脓菌，破伤风菌，坏疽菌就被送到前线，直接导致了志愿军战士非战斗伤亡。1952年李寅廷被枪毙。”

有人在做最勇敢的逆行，从全国各地赶往武汉，也有人拼了命也要逃离湖北;有人在前线连续奋战了20多天，用血肉之躯阻挡病毒和死神，有人坐镇指挥部一问三不知;环卫老大爷捐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转身就走;某些慈善机构物资屯积如山，一线的医护人员频频告急，3.6万个口罩却流出到了不是传染病的定点民营医院。我们看到了勇敢、担当、无私，也看到了懒惰、懈怠和自私。传染病，最考验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了。在我看来，党的统筹规划，政府的执行力，才是一切的保障。

1.卫生医疗安全必须上升为重大国家安全。自改开以来出现的上海30万甲肝患者、全国抗“非典”、举国抗新型肺炎及98抗洪、汶川抗震等重大救灾，调动举国公立医院参战的重大行动还少吗?这次调派大批医疗队投入抗新型肺炎的武汉保卫战，不也100%以公立医院投入作战?没有公立医院为基础，仅仅靠自愿者，国家能有这样强大的动员力吗?没有公立医院为基础，仅仅靠自愿者，那投入的医疗队能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吗?

从近些年抗“非典”、抗“新型肺炎”看，从未来面临的重大防疫任务看，卫生医疗安全必须上升为重大国家安全，必须从重大国家安全层面规划卫生医疗安全。还要特别提及一句正进行的“军改”，更要考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不能简单等同于外国的国家武装力量，也要注意保留和加强军队医院建设，以维护国家重大卫生安全。

2.公立医院私有化和私立托管医院，也吸引很多大财团加入，一些医疗行业外的旗舰型企业，纷纷跨行业出手抢夺私立医疗这块大蛋糕，那是个个豪情万丈，可面对新型肺炎这样重大疫情，咋个个都“英雄气短”了?集团化的私立连锁医院，动则在全国就是几十家医院连锁，就是托管几十家医院，还形成各种特色品牌医院。可面对新型肺炎这样严重的疫情，这些私立医院怎么都沉默无语?怎么都视而不见?即使这些医院没有专业防疫能力，但至少发声给点道义的支持，表态给大家增强点信心，捐点口罩之类的物资，这总是可以吧!

更为荒腔走板的是国内私立医院的标杆“和X睦家”医院，在被北京市列入101个发热门诊后，也是“民营医院”唯一被列入的发热门诊，竟然贴出这样一则公告：“从即日起，‘和X家’医院发热门诊升级改造，暂时停诊。所有发热或有新型冠状肺炎接触史的成人和儿童患者，请到指定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其他门急诊不受影响。”没错，号称有国内最顶尖的医疗团队的和X家，竟在这个节骨眼停诊了。按照官方的通报是根据卫健委的要求停诊，这让老百姓总有点说不出的难受，又哑巴吃黄连啥也说不出!

至于在紧急援助武汉，那物资捐赠行动，能倾尽所有的;确保医药物质供应，开足马力生产的;保障医疗物资，日夜兼程输送的，不也几乎都是国有医药企业?在这个世界上，凡能用钱买来的，都不是最珍贵的;最珍贵的，往往都是用钱买不来的。面对防控新肺炎这样重大疫情，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审视公立医院的改制：医院改制需要考虑“钱”，需要考虑经济效益，但千万别掉钱眼里，如何加强医院的公益性，如何解决非钱能做到的防疫救灾，不更需要长远眼光考虑?绝不能以改革的名义，改掉那些用钱买不来的最珍贵!一旦丢掉，绝对追悔莫及!国家和人民不要等到天灾人祸时，才能认识到国企的重要性。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工人，是完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劳动生产的，中国共产党根椐国民需要，让农民工人干啥，农民工人就干啥，使党国政权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搞市场经济后，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推向市场，失去领导的农民工人只好给资本家打工，拿资本家的工钱听资本家的话被资本家的剥削受资本家的领导，使中国共产党失去领导工农的权力，人民怨声载道。现在人民看病都想去公立医院，找工作都去国企，这些现象足以证明人民对国企的企盼。也足以证明计划经济不但是好的，还对党国政权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一、凭啥为国企辩护？

之所以要为国企辩护，大致说来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从纯经济功能出发为国企辩护，其逻辑在于强调国企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性作用，比如提供公共产品、有助于宏观调控云云；另一个是从政治功能出发为国企辩护，其逻辑在于强调国企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云云。

前一个辩护的理论依据，主要来自于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后一个辩护的理论依据，则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改开前，国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执政基础，乃是学界的常识。改开后，这个常识逐渐被淡化，以至于为国企辩护的人，只能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为依据才能发声，这使得为国企辩护的理由越来越远离马克思主义。遗憾的是，正是这种远离，使得为国企辩护的底气越来越弱，辩护的力度越来越软，辩护的说服力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质疑。

直到最近，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目前的学界，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为国企辩护的理由，正由经济功能转向政治功能。我注意到，虽然这种辩护理由的转变，并没有在实践上有效地阻止国企进一步私有化的趋势，但在理论上，这种辩护理由的转变还是相当成功的，以至于自由主义公知也慌慌张张地用“国企不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社会主义与有没有国企无关”之类的说辞，来被动回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

这或许表明，政治功能的辩护可能引起了高层的某种担忧。而自由主义公知的紧张也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力量连它的敌人也不得不认真对待。

二、国企咋成了人们的心痛？

为国企辩护，原本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天然使命。然而，随着私有化的拓展深化，国企性质的异化越来越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人这样问我：“今天的国企，到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企，还是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国企？”我曾看见一篇文章：《黎亚彬：以国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何错误?》作者愤怒地写道：

 ——改革开放前后60多年的国有经济实践，早已证明国有经济的问题与弊端所在。把这种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经济混合起来，搞成一种混合市场经济的做法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既不能解决国有经济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更无法解决让共产党可以继续执政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问题。

 ——这种以“国有”和“私有”相混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错误、行不通、不符合逻辑的，是当今中国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弊端的产生根源。它既不能实现民众期望的共同富裕目标，也无法解决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可以说，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经济危机、经济增长、贫穷与失业、阶级分化与斗争、官僚腐败、官民对立等等都根源于这种国有与私有混合的基本经济基础。

作者的上述看法我并不完全赞成。但俗话说：“在一池污水中，怎样打出一桶清水？”所以，有一种担忧是心痛，有一种指认是痛心。遗憾的是，这种担心和指认可能已经或正在成为事实：今天的国企越来越成为某些权贵的钱袋子，离社会主义性质越来越远。这样的国企，你让人们情何以堪？你让马克思主义者怎不心痛？

三、国企为啥是普世价值的眼中钉？

不论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纠结，普世价值对国企的看法却始终是一以贯之、从不动摇的，那就是：毫不动摇地做大做强私有经济，坚定不移地消灭国有经济。这个“不动摇”，不是100年不动摇就可以OK了，而是千秋万代不动摇。

把今天的国企定义为“官僚资本主义”，亟欲除之而后快，一直是普世价值贯彻“民主、自由”的重大任务之一。有意思的是，官僚资本主义是谁下的蛋？是资本与权力结合下的蛋。不论这个蛋如何具有“国有”的外壳，资本的DNA也已经深深地植入了它的体内。这是不是有些搞笑：既然资本是它的爹，为啥资本还那么不待见自己弄出来的这个“杂种”呢？我以为，问题可能就在这里：

其一，官僚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利益冲突。从某种意义讲，今天的国企是资本强暴传统国有企业的产物。正因为它是资本的“杂种”，毕竟不是资本的“正宗嫡传”，所以，在资本的世界里，它的出身是可疑的，它的地位是低下的，它的存在也是备受歧视的。

其二，有人说，官僚资本虽然也是资本，国企老总虽然也是老总，但在名分上，国企老总毕竟还只是“国家的打工仔”，是保姆，不是主人。在资本的诱惑下，保姆颠覆主人位置的冲动是非常旺盛的。所以我们看到，体制内的很多达官贵人对维护公有制为啥那么冷漠，对“改制”和“私有化”为啥那么上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今天的国有企业，其社会主义血统虽然已经不再纯正，但它身上毕竟还有计划经济时期传统国企遗留下来的一些血缘和传统，比如职工待遇、薪酬收入、工作保障、社会福利等等，这与“N多跳”的富士康有很大不同。难怪吴市场愤愤不平地怒斥：国企职工待遇为啥比私企员工待遇高，这是两级分化的根源！——很雷人是不是？

其四、今天的国企究竟还是不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争议。虽然吴敬琏、高尚全最近跳出来坚决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常识，但从某些人如此激烈的反对态度来看，我觉得，至少从理论上言，国企的存在对普世价值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不论今天的国企究竟还残存有多少社会主义成分，在理论上都有“死灰复燃”社会主义的可能。按右派已故的黑老大——蒋委员长的逻辑：“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走一个”。那么，不把国企赶尽杀绝，他们能睡着觉吗？所以，只要国企这个外壳存在一天，普世价值就绝不会善罢甘休。

四、国企的出路何在？

国企应当而且必须改革，这已经基本上成了人们的共识——只是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不同的立场，其诉求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者要的是做大做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企改革，普世价值要的是消灭国企的改革。

官方的改革路径基本上沿着“市场化”、“私有化”的逻辑在走：最初是引入奖金和利润的竞争因素，接着是学农村改革搞承包制；然后是改制“砸三铁”，几千万工人下岗分流；再后来是“抓大放小”、“战略性结构调整”、“民进国退”、“放开竞争性领域”，等等。整个过程被归结为“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云云。可悲的是，虽然改革的路径很明确，但改革的理论却漏洞百出，前后矛盾。比如：

 ——为啥要对国企进行改革？开始的理由是：“国企没效率，不赚钱”，所以必须下岗分流；后来看见国企成了“几百强”，赚了大钱，于是又说：“国企把钱都赚了，太霸道、太垄断、太有效率了”，所以必须改革。

 ——为啥国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甚大？之前说国企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不可或缺；后来翻脸就断言国企的福利比私企高是两极分化的根源，必须壮士断腕。

 可见国企改革的理论之混乱，逻辑之可笑。以这样的理论来指导改革，国企的未来不是很清楚了嘛：死路一条也！迄今为止，关于国企改革的主流理论，说客气一点是胡说，说不客气一点，就是在为共产党制造掘墓人。以此制定的改革路径正在把国企引向死亡之谷，结果必然颠覆共产党的执政根基。窃以为，共产党若要继续执政下去，必须明确以下原则：

（1）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一点切勿有糊涂认识，千万不能上普世价值的当。共产党绝不能自掘坟墓，自我戕害。一旦铸成颠覆性的错误，不可挽回。

（2）对国有企业的去留必须有“整体主义”观念。对执政的共产党而言，国企存在的理由决不仅仅是纯经济的，更是政治上的。

（3）尽管当下的国企越来越具有“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但这并不能成为将国企彻底私有化的借口。改开40多年的历史证明，盲目照搬私有企业的制度模式和管理逻辑，恰恰是导致国有企业异化的重要原因。因此，主流认为国企改革已经达成共识的看法纯属扯淡，而且正在把国企改革导向邪路。其实，国企改革不仅没有破题，而且尚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4）在当下的市场经济关系下，国企改革若以单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为目标，显然不现实。从原则上讲，国企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守住公有制基本盘的底线，中期目标是完善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远期目标是践行“鞍钢宪法”。必须强调，要保证改革既不走邪路也不走老路，不论是近期目标、中期目标，还是远期目标，贯穿国企改革的逻辑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是别的神马主义，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性地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之，国企改革要加强党领导，实行民主管理财务公开。

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和不断发展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工人阶级的国家领导阶级地位，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促进人民依法、有序、广泛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更加有效地落实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胡锦涛在中国工会十三大祝词中指出:“认真总结推广一些企业实行‘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等成功经验，坚持和完善以职工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广大职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积极性”。“继续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抓好推进厂务公开、民主评议企业领导人、平等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等方面的工作，并把已有的成功做法进一步规范起来，在更多的企业推广开来。

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词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所有的企业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今后企业的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要由本车间、工段和班组的工人选举产生。企业的重大问题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企业的领导干部要在大会上听取职工意见，接受职工的批评和监督。对某些严重失职或作风恶劣的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大会有权向上级建议给以处分或撤换。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中国历届国家领导人都从人民主体国家根本性质的高度，把工人阶级领导地位与民主管理权利统一起来，从完善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层面，到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基层（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层面，系统提出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要求，这对于我国在改革开放新环境下，在深化国企改革的进程中，扭转全盘西化、削弱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放弃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错误倾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我们应该深刻理解，坚决贯彻落实。

现在有一种倾向，以为本轮改革要让国家由过去主要管“企业”变为管“资本”，而大多数国企经过“混改”、产权多元化，原来全民性质的国企就不存在了，于是企业制度也就得完全西化。这种倾向是极其危险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支柱，关键在于实体经济。主要管国资，是为了从价值形态更有效地加强对国企经营发展方向和效益的管控，绝不意味着可以不管国企、放弃国企。如果只管国资运作，不要国企实体，其结果必定如习近平所言“实际上是要搞垮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企业民主管理；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充分调动每个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集体智慧，形成团队力量，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之一，就是充分发扬民主，让员工心情愉悦地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有人问周恩来，为什么蒋介石去哪里，哪里就打败仗，毛泽东天天坐在陕北，共产党却处处打胜仗？周恩来回答到："因为我们这个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大众的，是我们大家的"。

现在许多企业管理者常抱怨手下员工素质不高，缺乏主人翁意识，工作不尽心尽责，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甚至给了钱也不想干活。其实，出现这种状况不能全怨员工。主人翁意识不是天生的，也不全是教育出来的，而是企业现实的反映。如果企业的一切都由领导个人说了算，员工没有任何民主权力，对各方面事物都没有发言权，怎么可能产生主人翁意识呢？因此，企业要培养员工的主人翁精神，克服雇佣思想，就必须实行民主管理。

企业民主管理：一是要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如在员工中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二是要最大限度地集中员工智慧，对于企业经营管理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员工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工作在第一线，有切身的感受，最了解情况，也最有实践经验。三是要密切干部与员工，上下级之间关系。从管理的角度看，如果一个组织中70%以上的意见来自上面，那就不是团队，至多是一个群体。现代企业管理十分重视管理沟通的作用，而沟通的真正含义是与民主管理相联系的。民主管理有助于在企业形成"人人都是管理者，人人都在管理中"的局面，如何让员工真正感觉被重视、被理解、被尊重，只有民主管理才可能做到，否则任何沟通技巧也无法达到充分沟通的目的。四是要落实对各级领导的有效监督。诸多管理者在日常工作中，常发现自己处于两难之中，对下属管的松了，容易发生问题，对下属管的紧了，容易引发对立情绪，影响下属的积极性。要想处理好这一矛盾，民主管理是办法之一。因为，如果某一级领导想要弄虚作假、损公肥私、糊弄上级，比较容易，可要想瞒过本单位的员工，就不容易，民主监督是对各级领导最有效的管理。

回顾历史，我们党1921年成立，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军队1927年建军伊始，南昌起义剩下不到800人，1949年确是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个党和军队的力量源自哪里？源自信仰的力量，源自中国的民意，因为当年的共产党人为了心中的主义，始终抱着不变的信仰，因为当年的人民推着小车全力以赴地支持这支军队战斗，人民已经用行动表达了态度，做出了选择。选票是一种支持方式，行动更是一种支持方式。

追寻信仰的力量，感受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历史命运的根脉和起点，对于今天国有企业的发展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精神追求和信仰，前进的力量将会变弱，这也是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始终存在和不可替代的根本原因。

曾有中国国企“走出去”时，在美遭遇不公正待遇，被人以“国企中有共产党组织”的名义采取了歧视性政策。国内也有过类似的偏颇之见，认为企业“听党的”就不能遵循市场规律。这样的观点危害极大。我认为，应当明确了党组织在国企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要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

党组织永远是国企的“政治核心”。为什么这样说？这是由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决定的。一方面，国企改革必须守得住公有制占主体的底线，党的领导是“国企姓国”最根本的保障。另一方面，国有资产是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只有坚持党管干部、管方向的原则，才能不跑偏，永葆社会主义企业的政治本色。

现实中，一些国企的腐败窝案、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党组织的软弱涣散。从个别央企的典型大案看，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的双双缺位，让部分高管为所欲为。所以说，片面讲求经济效益、市场挂帅，非但民主集中制失之于软、失之于宽，而且往往也搞不好经营，实现不了经济与社会效益。

正因如此，国有企业中党的领导，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需不断加强。新形势下，党组织在企业中的作用，也要与时俱进，赋予新的内涵。比如，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的兼容，党管重大方向与经营自主权之间的平衡，领导职工推荐选举企业负责人等等。这些都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不断地赋予法律的含义与可操作的技术。“政治核心”，顾名思义，首先就是要加强党组织在政治上的领导。国企是全民所有的企业，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与中央的精神一致、与全体人民的利益一致。更进一步，党的领导还体现在对国有资产的依法、依纪监管上，切实从源头上堵住漏洞，让公帑一分一厘都姓公。这要求，在重大人事问题、重大经营决策上，党组织必须有发言权、说了算，事中、事后监管跟得上。

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是一句空话。南车、北车的合并，拳头一致对外，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的确，若是简单的企业兼并重组，不排除私人资本的羁绊、法律程序的冗余，可能会演变成旷日持久的纠纷。而党的领导则可以加速类似的进程，让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获得先行者优势。这些符合全民利益的。

国企是国家经济的支撑和骨干，是遇到风浪时候的大锚；中国的国企起到了这个作用，其在主客观上实际都成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要解决国企的严重腐败问题，就必须解决国企长期存在的内部人控制和对国企领导人的权力监督问题。

既然国企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政府就必须把国企搞好。另一方面，说国企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并不表明它就不是人民的或人民不能从国企中得到好处。因为共产党是以人民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没有党的特殊利益，国企的利益自然应当为全体人民所分享。而人民要分享利益，同样需要政府把国企搞好。

遗憾的是，目前国企的一些状态并不尽如人意。中央巡视组公布了对七家大型央企的巡视结果，被巡视组批评的中国联通、中海运、华电集团、东风汽车、神华集团、中石化、中船舶七家央企，都是行业老大，却存在不少问题和腐败。巡视意见称它们大搞“权钱交易”“利益输送”；“靠啥吃啥”； 违反“八项规定”“顶风作案”；管理制度存在漏洞，内部监管流于形式；选人用人体制腐化，“带病提拔”“跑官要官”；“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黑金”“黑洞”“严重违规”等是巡视意见中出现最多的字眼，甚至出现了“吃里扒外”。这些问题一个个都触目惊心。

总之，要解决“链条式腐败”的问题，就必须清除已经深深植根于企业的各种“灰色地带”。而要清除“灰色地带”，一方面，要加快制度建设步伐，完善对国企管理权力的约束和监督，国企改革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负责人应由职工推荐选举和合并重组才能做大做强。国企改革不要再搞减员增效，应当合并起来做大做强。

我认为；国企改革要实行民主和财务公开，不要搞工人下岗变卖财产。当前亏损和产能过剩的企业，负责人不是腐败就是无能。企业负责人应在企业党委领导下由企业全体员工选举，确因工人过多，不能一成不变地做原来的产业，应由本企业设立其它产业，安排过剩工人就业，决不能把工人推向社会，以免失控。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本质没有改变，政治使命没有改变，宗旨信仰没有改变。无论任何时候，都必须站在工农劳动者一边，为工农劳动人民说话谋幸福。尤其是在私有制企业发展较快的当今，当年工人与资本家有经济利益冲突的时候，共产党都要时刻与工人劳动者站在一起，为工人说话，为工人谋取更多利益。因为共产党就是工农劳动阶级的政治组织，就是工农劳动群众的利益代言人。明白这一点，十分的重要。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工人，是完全在中共领导下劳动生产的，中共根椐国民需要，让农民工人干啥，农民工人就干啥。工农安居乐业，中共政权稳定。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后，中共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推向市场，失去领导的农民工人只好给资本家打工，拿资本家的工钱听资本家的话受资本家的领导，工农受资本家的剥削，中共失去领导工农的权力。我认为；主动性和积极性完全可以以道德教育的引导和赏罚分明的制度解决的，失去领导工农的权力之后果是十分严重。

如何把党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是深化国企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西方公司制中的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好处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立”内部制衡，有利于实现资本所有者利益和意志，适应市场竞争发展需要，故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为全民或集体大型企业管理所借鉴和利用；但其缺陷在于，无法体现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无法保证我们党直接依靠群众智慧和力量来维护全民所有者利益和企业职工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公有财产被企业管理者挥霍、流失和侵占，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为企业发展做贡献。因此，正确的选择是对公司制进行民主化改造，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企业权力机构组成部分有机融入公司治理结构之中。

一是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要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企业产权变化、组织调整、管理运行等重大改革方案，以及有关措施和协议草案，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才有效。

二是企业实行公司制后，职工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工会）作为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基本形式，仍然独立存在和运行。公司新成立职工代表大会，其代表组成应具有广泛代表性，以一线工人和技术人员为主体，高层管理人员所占比例不得超过20%，并建立起完善的组织和工作制度。

三是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建立，应以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为依托。根据全民或集体出资人法定代表机构的授权，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本企业的全民股权代表或集体股权代表，与外部派入的全民股权代表、集体股权代表、非公股东以及职工个人股东一起，组成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直接进入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和监事会。职工的股权代表、董事和监事，其经常性工作情况必须及时向职工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报告，并接受监督。

四是职工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组织职工参与公司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要依法行使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知情、监督权和重大决策的审议、建议权，对有关职工切身利益重大事项的审查同意或否决权，对职工生活福利方面重大问题的审议决定权，对企业领导干部的评议、监督权，根据授权推举企业管理人员的选举权等。

五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公司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为企业提供平等、开放、公共的民主管理平台。代表们在这一平台上可充分发表意见，进行民主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不存在劳资协商谈判关系。

六是职工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和通过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企业、领导者和职工都必须执行。公司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不能逾越或取代职工代表大会的法定职权，凡是法定应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而未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事项，一概无效。

七是职工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接受公司党委的直接领导和上级工会组织、全民或集体出资人法定代表机构的指导，并接受他们的监督。要坚决贯彻国家法律法令和党的方针政策，决不允许搞内部人行为，严禁以企业职工集体名义侵占全民所有财产和损害国家利益。

八总之，国有企业改革要解决“链条式腐败”的问题，就必须清除已经深深植根于企业的各种“灰色地带”。而要清除“灰色地带”，一方面，要加快制度建设步伐，完善对国企管理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一方面，国企改革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负责人应由职工推荐选举和合并重组做大做强。

北京法健咨询服务中心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