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低端人”并不代表是“低素质

    市场经济的社会，不同人群集聚，原本就是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基础，也是城市繁荣度、生命力的体现。如果真的对所谓的“低端”劳动力强制退出，其结果必然是百姓生活变得极为不便，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曾建议，采取措施引进高端人才，减少低端劳动力，以应对北京市人口持续增加的压力。虽然遭到质疑，但有关城区仍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开始对餐馆、洗浴、美容美发、小百货、小建材清理整顿。

    不知道出主意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但想必其不需要快递员来送快件、不需要小时工来打扫卫生、不需要维修工来通下水道、不需要在有服务员的餐馆用餐、不需要在有保安的小区住……又或者，需要这些服务，但提供服务的人最好住在北京之外的河北辽宁内蒙古，只在有需要时来北京干活，干完了立刻离开。

    每当大城市面临人口压力以及其它相关问题时，总有管理者想出这样自认为高明的点子——“让低端劳动力离开”。广州市就曾宣称，当地治安差是因为外来低端劳动力太多，应当将其转移到别处。北京市之前也有政协委员提出，有必要对进京人口设门槛。谁是低端劳动力？出主意的管理者肯定认为自己不是，而是诸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所说的“小企业小门店所吸纳的流动人口”。在管理者眼中，这些低端劳动力不是“北京人”，不应当来挤占北京市日益紧张的公共资源；低端劳动力多数从事体力工作，不好看、不体面，不符合北京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和定位。

    只是，管理者一定忘记了，北京不仅属于北京人。每个公民，不论是生在大都市还是西部偏远的山村，不论是博士还是只有初中毕业，都拥有平等自由的迁徙权和居住权，都可以来北京谋生、就业、寻求发展。倘若认为大都市的繁华和机会只能由“高端人才”分享，那么，向北京输送电力、输送清水、输送蔬菜的欠发达省份居民也可以建议，不允许其他地方分享其资源。何况，所谓的“低端”并不代表“低素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勤劳、自立，对城市充满敬畏，怀揣着向上的梦想，不存在给城市“抹黑”的问题。   

    城市越大，所需要的劳动力越多样化。不同人群集聚，这本身是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基础，也是城市繁荣度、生命力的体现。城市可以选择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但如果认为可以因此不要普通服务业、不要小企业小商店，那就是一厢情愿了。因为，这些产业之间并非互相排斥，其吸纳的劳动力更是相互依托的。赶走了低端劳动力，不意味着赶走了相应的需求，空下的位置也不必然会由高端劳动者填满。

另外，目前“老弱病残争环卫”，在中国各地的环卫工队伍里，70岁以上不稀少，50、60岁很常见，40几岁算是年轻人。《一线环卫工人生存状况调查》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湖北省W市一线环卫工人以40岁以上的中老年为主（50岁以上占比74.0%），40岁以下的环卫工人仅占被调查者的2.1%。本该弄孙为乐的年龄却到异乡从事最脏最累的工作（环卫工人大多来自外地，广州环卫工人当地人的比例为8.6%），而环卫工人年龄构成偏大又使这份本来就不安全的工作变得更高危。以大连为例，2011年以来，环卫职工在正常清扫作业中，遭遇车祸导致的人身伤亡事故共有109起，其中死亡17人。

被誉为“城市美容师”的环卫工人，还被许多城市人视为没文化、素质低、外表脏的“次等公民”2006年《浙江日报》曾刊发了一篇题为《环卫工人节将来临 环卫工人最需要的是尊重》的文章，揭示环卫工人“被嘲笑被戏弄被恶打”的社会现实：严重受辱的事例在全省各个环卫所(站)平均每年发生5起。自1996年来，杭州就有924名环卫工人受到过辱骂。十来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什么变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环卫工人生存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调研数据显示，超过70%的环卫工人表示“受歧视，不被尊重”是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环卫工人几乎都曾受过身体上或言语上的伤害，行人的冷眼相对、冷嘲热讽，甚至破口大骂，行人认为环卫工人地位很高的比例仅为7.21％。

城市市容清洁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一名一线的环卫工每天的工作包括：清扫街道、行人路和小巷；清倒垃圾筒内的垃圾，擦洗垃圾筒；清理下水道和沟渠以免阻塞；清理草地上的垃圾，保持草地整洁……这样的工作并非一次就到位，丢垃圾的情况“周而复始”，环卫工人收拾垃圾同样“周而复始。而承担了这些最脏最累的工作的，不但是本该在家享福弄孙为乐的白发族，而且工资还非常的低。我认为：政府不应该让老年人、从事最脏最累的工作，这些最脏最累的工作，应该策划一下，让贪官污吏和各种违纪犯法的人去做。

北京法健咨询服务中心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