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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不给贪官一次出路，国家不可能有出路
官僚腐败，是侵蚀国家肌体的毒瘤，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顽疾。它不仅鲸吞国家资源、损害公共利益，更会撕裂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让民众对发展的获得感大打折扣。如何跳出 “腐败陷阱”，既需要刀刃向内的勇气，更需要兼顾现实、着眼长远的理性智慧。 一、反腐成效与新挑战：从 “不敢贪” 到 “不愿为” 的失衡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硕果累累，“打虎”“拍蝇”“猎狐” 多管齐下，反腐高压态势已形成常态，“不敢贪腐” 的震慑效应渐成气候。但与此同时，另一个极端问题悄然浮现：部分地方出现为官不为、碌碌无为的 “懒政庸政” 现象。 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和国家的 “致命伤”，能在短时间内侵蚀权力根基、损害核心利益，那么懒政庸政就是党和国家的 “慢性病”，会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消耗治理效能。二者虽表现形式不同，却同样危及国家肌体健康：庸官懒官不仅会消解政府公信力、损害党的先进性，更会在 “推诿扯皮”“消极应付” 中忽视群众诉求，不断制造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当这些矛盾长期积累、无法疏导，便可能形成随时引发风险的 “政治堰塞湖”。 二、腐败成因：个人失德与制度漏洞的双重叠加 我们党长期旗帜鲜明反对腐败，成绩有目共睹，但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滋生腐败的土壤尚未彻底铲除，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仍影响恶劣。从查处的大案要案来看，腐败多集中在资源密集、权力集中的领域和岗位 —— 这背后，是体制机制的缝隙为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提供了空间，也是 “反腐败反不胜反、按下葫芦浮起瓢” 的根源所在。 贪官并非天生贪婪，其腐败行为的滋生，是外界环境诱惑与内在权力欲望膨胀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官员将公共权力异化为谋私工具，表面看似个人道德滑坡，深层则暴露了权力监督机制的缺位 —— 当权力运行缺乏透明约束，当 “寻租空间” 长期存在，腐败便有了滋生的土壤。因此，反腐败绝不能仅停留在 “道德批判” 层面，更需直指制度根源，通过系统性改革压缩腐败生存空间。 三、反腐困境：在 “清算” 与 “稳定” 间寻求平衡 当前反腐败面临的现实难题，在于如何处理 “过去的腐败” 与 “未来的治理” 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若对历史遗留腐败问题视而不见，不仅会伤害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更会削弱反腐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若采取 “一刀切” 的强硬清算，可能引发部分官员消极怠工、抱团自保，甚至导致权力运行梗阻，加剧 “懒政庸政” 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韩国金泳三政府推行财产公示制度时，虽查处数千名高官，却一度引发政局震荡；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初期严惩警界腐败，最终因警员集体抗议而不得不对过往贪腐行为特赦。这些案例印证了：反腐不是 “非黑即白” 的简单对抗，而是需要在 “惩治” 与 “妥协” 中寻找最优解。盲目追求 “你死我活” 的清算，只会陷入历史上 “改朝换代的暴力循环”，无法实现真正的制度变革与社会进步。 四、破局思路：以 “有条件赦免” 换 “反腐破局”，以制度重构防 “腐败反弹” （一）“有条件赦免”：为反腐减阻，为改革铺路 我提出 “给贪官一次出路”，绝非纵容腐败，而是基于现实的理性选择。民间 “十个官员九个贪，一个不贪难升迁” 的顺口溜，虽有夸张成分，却折射出部分领域腐败存量较大的现实。若一味强硬追查，可能导致官员为自保而相互包庇，形成 “鱼多网破” 的困局 —— 大量赃款被转移至境外，最终受损的仍是国家与民众利益。 “有条件赦免” 的核心，是划定清晰的 “时间红线” 与 “责任底线”：对规定期限内主动全额退缴赃款、无重大恶劣情节的官员，可免除党纪政纪处分与法律责任，保留其合法权益；对拒不退赃、继续贪腐者，则从严从重惩处，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追究刑责。此举既能促使大量赃款回流国内，避免资本外流 “肥了敌国”，也能减少反腐阻力，为后续制度改革创造稳定环境，缓解 “因怕追责而不愿作为” 的懒政问题。 （二）制度重构：织密 “不能腐” 的笼子，筑牢 “不敢腐”“不想腐” 的防线 赦免不是终点，而是构建反腐长效机制的起点。唯有通过制度改革，才能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破除懒政，避免 “打了东北虎，又出西南虎” 的恶性循环。 完善选举与财产公示制度：除国家核心领导人外，各级官员均由民选产生，并全程公示个人及家庭财产。让官员的 “命运决定权” 掌握在民众手中，既倒逼其廉洁用权，也推动其主动作为。 细化量刑标准，强化震慑力度：立法明确 “贪污受贿一万元判刑一年，二十万元以上判死刑”，以清晰的法律红线让官员 “望腐生畏”；同时建立 “懒政问责机制”，对消极应付、失职渎职者严肃追责，杜绝 “不贪即安” 的懈怠心态。 激励举报与保护举报人：将举报奖励提高至查处金额的 50%，同时建立 “直查机制”—— 接受举报的司法机关需直接查办，不得转交地方；对保护举报人不力的司法人员从严追责，消除举报人的后顾之忧。 变 “被动等待” 为 “主动出击”：司法机关需不定时开展明查暗访，既要抓 “大案要案”，更要查 “小贪小腐”“懒政怠政”，避免 “小病拖成大病”。 优化行贿人处理机制：对自首或配合调查的行贿人免予定罪并给予奖励，对拒不配合者与受贿人同罪论处。破解 “行贿受贿结盟” 的关键，在于切断双方的利益捆绑，让行贿人成为反腐的 “突破口”。 建立权威巡查机制：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等部门组建跨部门巡查组，不定时赴各地暗访，有权直接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与懒政问题。此举可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彰显中央反腐与治庸的双重权威，确保政策落地。 强化思想与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官员法治教育与为民理念培育，杜绝 “做官为名利”“不贪即免责” 的错误认知；完善干部选拔的民主机制与考核评价体系，将 “群众满意度”“履职成效” 纳入核心指标，形成 “能者上、庸者下、腐者查” 的用人环境。 五、民主路径：以 “党主民主” 构建中国特色反腐与治庸体系 反腐败与治懒政的根本保障，在于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党主民主” 并非否定民主，而是坚持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由党带领人民选官立法、依法治国 —— 这既符合中国历史传承与现实国情，也能确保民主建设不偏离 “为人民服务” 的核心目标。 民主的核心是 “公共事务公开讨论、公开决策”，而非单一的 “多党竞争” 模式。中国的民主实践，应围绕 “让人民监督官员” 展开：当官员由民选产生、权力受民监督，当公共决策公开透明、腐败与懒政行为无处遁形，才能真正实现 “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也能推动 “官员主动为、务实为、为民为”。正如 “得民心者得天下” 的铁律，唯有听民声、顺民意，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筑牢党的执政根基，为国家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反腐败与治庸政，是一场需要长期坚持的 “持久战”，既不能因短期成效而松懈，也不能因现实难题而冒进。“有条件赦免” 是为了打破当前的反腐困局、缓解懒政压力，为制度改革铺路；而完善的制度设计，才是遏制腐败、破除懒政、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唯有兼顾 “现实约束” 与 “长远目标”，在党的领导下凝聚全民共识，才能跳出 “腐败陷阱” 与 “庸政泥潭”，让国家发展更公平、更高效，让人民生活更有获得感、更有尊严。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评论： 一、核心观点：给贪官出路，是为国家找出路 作者陈中华的核心主张是：为了打破反腐僵局，推进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应该给贪官一次“有条件赦免”的出路。 这并非纵容，而是一种策略，旨在： • 化解巨大阻力：避免官员为自保而互相包庇，形成“鱼死网破”的对峙。 • 换取改革空间：通过“政治清零”，为建立更有效的反腐制度扫清障碍。 • 实现经济止损：促使贪官退回赃款，将资本留在国内，最终有利于人民。 二、论据支撑：香港的启示与现实的困境 作者主要用两个理由来支撑他的观点： 1. 香港经验：作者援引了香港廉政公署（ICAC）的历史。ICAC成立初期严打腐败，导致200多名警察入狱，引发大规模警队抗议。最终港督发布特赦令，暂停追查旧案。作者认为，这个艰难的决定保护了ICAC这个关键机构，为香港后来成为“全球最廉洁城市”之一奠定了基础。 2. 现实困境： ◦ 人性角度：让贪官去反贪，违背人性，难以实现。 ◦ 查处难度：贪官不自首，调查取证极为困难。 ◦ 制度根源：腐败不仅是个人道德问题，更是体制漏洞的体现。不改革制度，反腐只能是“打了东北虎，又出来西南虎”。 三、具体方案：“赦免”与“严打”并行 作者提出的“有条件赦免”方案非常具体： • 赦免条件：贪官必须全额退赃，并可根据其在反腐过程中的立功表现（如举报他人）酌情处理。 • 严打对象：对那些心存侥幸、试图蒙混过关、继续贪腐的官员，将从严、从重打击。 • 核心目标：通过“赦免”换取贪官的配合，从而更快、更彻底地清除腐败存量，并为建立新制度创造条件。 四、未来制度：八大改革建议 作者认为，赦免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建立能让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的新制度。他提出了八项具体建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包括： 1. 官员民选与财产公示：除国家最高层官员外，其他官员一律民选，并公示全部财产。 2. 严刑峻法：立法规定贪污受贿二十万以上（含二十万）者，判处死刑。 3. 高额奖励举报人：将查处金额的**50%**奖励给举报人，并做好严格的保护措施。 4. “行贿无罪”策略：对自首或配合调查的行贿人不予定罪，反而给予奖励，以此瓦解行贿受贿的利益同盟。 5. 成立中央巡查组：建立一个由纪委、监委、检察、法院、公安等部门组成的、拥有实权的“钦差”巡查组，不定时全国暗访，直接查处案件。 总结 总而言之，这篇文章的核心逻辑是：“赦免”是手段，“改革”才是目的。 通过一次有条件的妥协，来换取打破旧有利益格局的机会，从而建立一个真正廉洁、高效的新制度，最终实现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 这篇文章的观点非常大胆和具有争议性。 这篇文章的核心是：为了推进根本改革，应给予贪官一次“有条件赦免”的出路，以此换取反腐突破和制度重建的空间。 五大核心要点 1. 核心主张：给贪官出路≠纵容，而是策略。旨在化解阻力、推进改革、止损经济。 2. 立论基础： ◦ 香港经验：ICAC初期的特赦令保护了反腐机构，是成功案例。 ◦ 现实困境：腐败有体制根源，查处困难，不改革则“按下葫芦浮起瓢”。 3. 具体方案： ◦ 赦免条件：必须全额退赃，可结合立功表现。 ◦ 严厉打击：对继续贪腐者，绝不姑息。 4. 制度建设（八大建议摘要）： ◦ 官员民选与财产公示 ◦ 严刑峻法（如20万以上判死刑） ◦ 高额奖励并保护举报人 ◦ “行贿无罪”策略，瓦解利益同盟 ◦ 成立有实权的中央巡查组 5. 最终目的：通过“赦免”这一妥协手段，打破旧格局，建立新制度，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