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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保护好每个律师的劳动报酬，就是保护每个人的维权权利
在律师行业鲜为人知的隐秘角落，一条以 “吞噬律师劳动成果” 为核心的 “退费产业链” 正野蛮生长，其嚣张程度令人瞠目结舌。曾几何时，法律服务是守护公平正义的专业场域 —— 律师们捧着案卷熬夜到天明，为一个证据跑遍大街小巷，为当事人权益在法庭上据理力争，这份职业承载的是信任与专业的重量。可如今，这片场域被一群逐利者搅得浑浊不堪：“教人退律师费” 竟成了一门一本万利的生意，有人靠着售卖 “退费秘籍”、收取 10%-30% 的 “维权佣金”，轻松实现月入十万甚至更高；而无数律师仍在办案一线苦熬，他们的心血与尊严，却成了黑产从业者牟利的 “垫脚石”。 你是否也听过这样的职业刺痛？一位律师为某起合同纠纷案件耗尽半年心血：凌晨三点修改的代理词上满是批注，往返法院十余次的车票根塞满了文件夹，为了核对一个关键证据细节，翻阅了上百页的交易记录与聊天存档。最终，他帮客户追回了全部 38 万元欠款，执行款到账的那天，客户还发来 “感谢救命之恩” 的消息。可没过一周，客户突然变脸 —— 只因刷到某短视频账号的 “教你退律师费” 教程，便以 “回复不及时”“开庭时不够激动” 为由要求全额退费，甚至放话 “不退钱就去律协告你”。 那一刻，律师的专业尊严被狠狠踩在脚下。那些耗费心力的付出，仿佛成了别人可以随意揉捏丢弃的抹布；曾经的信任与感谢，转眼变成了 “反咬一口” 的利器。这种憋屈，比输掉官司更令人窒息 —— 输官司尚可归咎于证据或法律规定，可这种 “无妄之灾”，却像吞了苍蝇般恶心又无力。更寒心的是，不少律所为了 “维稳”，往往会劝律师 “忍一忍、退点钱了事”：“别把事情闹大，影响所里声誉”“退一部分钱，省得后续麻烦”。仿佛律师的专业价值，在 “息事宁人” 面前一文不值 —— 凭什么无过错还要退钱？难道律所成了 “淘宝七天无理由退货” 的平台，法律服务成了可以随意反悔的商品？ 这些鼓吹 “退费” 的势力，根本不是在 “维权”，而是把当事人的贪心、侥幸心理当成了敛财工具。他们深谙 “律师怕投诉、怕麻烦” 的弱点，一边煽动当事人的不满情绪，一边从中抽走高额 “服务费”；他们不管律师是否真的存在过错，不管案件结果是否胜诉，只在乎能不能 “逼” 出退费 —— 这种赚着践踏专业、消费信任黑心钱的人，午夜梦回时，真能无视那些被毁掉的职业理想，睡得安稳吗？ “刚帮当事人打赢抚养权官司，他转头就联合‘退费中介’投诉我‘没帮他要到更多抚养费’；服务了五年的老客户，突然说‘之前的案子收费太高’，要追回这五年所有服务费……” 近来，律师圈被一股恶意退费的歪风搅得人心惶惶。更令人心惊的是，这种行为早已不是 “个别现象”，而是形成了标准化、流水线式的产业链：从线上售卖 “手把手教你退律师费” 的付费课程（价格从 999 元到 5999 元不等），到线下提供代写投诉材料、策划现场闹事、运营网暴账号的 “一条龙服务”，有人靠着钻法律空子、踩道德底线，把 “恶意退费” 做成了稳赚不赔的牟利生意。 一、恶意退费黑产套路深：合规律师为何成了 “待宰的羔羊”？ “要么退钱，要么我向律协举报你”—— 这句看似简单的威胁背后，藏着一套成熟到令人发指的黑产操作流程。每一步都精准击中律师的 “软肋”，把合规执业的律师拖入无休止的纠纷泥潭。 施压谈判：用 “监管利剑” 当威胁筹码 当事人先是以 “服务不满意” 为由提出退费，语气看似 “协商”，实则手握 “向律协举报”“向司法局投诉” 的底牌。有律师曾收到客户的微信消息：“我已经问过‘退费老师’了，你这种情况属于‘服务瑕疵’，律协一查一个准。要么退我一半钱，要么我明天就去交材料，你以后还想不想在这个行业做下去？” 这种以 “举报、投诉” 为要挟，逼迫律师交付财物的行为，早已超出 “合理诉求” 的范畴，成了赤裸裸的威胁。 现场闹事：制造 “弱者被欺压” 的舆论假象 连环投诉：用 “程序性消耗” 拖垮律师精力 网络审判：用 “网暴 + 名誉诋毁” 摧毁律师公信力 在投诉的同时，黑产中介会指导当事人在社交平台发布 “小作文”：在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用 “我被黑心律师坑了 XX 钱”“律师不作为，害我差点家破人亡” 等标题吸引流量，给律师贴上 “黑心”“无能”“骗子” 的标签，甚至泄露律师的姓名、电话、住址、执业证号等隐私信息，引导网友谩骂攻击。有律师曾因此收到大量骚扰电话，甚至家人的生活也受到影响；更有律师的个人主页被恶意刷屏，潜在客户看到负面信息后选择放弃委托 —— 这种 “名誉杀伤”，对靠公信力吃饭的律师而言，比经济损失更致命。 司法勒索：用 “诉讼麻烦” 逼律师 “花钱消灾” 少数极端案例中，当事人还会提起 “离谱” 的民事诉讼：以 “精神损害”“服务欺诈” 为由，索要远超律师费的赔偿（比如支付了 1 万元律师费，却索赔 10 万元精神损失）。他们明知诉求没有法律依据，却算准了 “律师怕打官司麻烦”“怕诉讼记录影响执业” 的心理，试图通过诉讼压力逼迫律师 “妥协退费”。更有甚者会直接提出 “退一半费用我就撤案”，赤裸裸地暴露了 “非法占有” 的目的。 更令人唏嘘的是，这种套路早已不止针对 “刚结案” 的案件。有位从业十二年的老律师，曾为一位客户处理过五年前的离婚案件，当时案件顺利办结，客户也从未提出异议。可去年，这位客户突然在 “退费中介” 的教唆下，以 “当年收费过高” 为由投诉，要求追回全部律师费。在监管部门的协调压力下，老律师为了不影响律所评级，无奈退还了费用，最终心灰意冷地退出了行业。他临走前烧掉了一整箱案卷，说：“我守得住法律条文，守不住人心的贪婪 —— 这行，我做不动了。” 这些操作的核心，从来不是 “质疑服务质量”，而是利用人性 “怕麻烦、耗不起、在乎声誉” 的弱点，把合规执业的律师当成 “待宰的羔羊”。他们不在乎法律事实，不在乎公平正义，只在乎能不能从律师身上 “榨出” 钱来。 二、维权与讹诈的边界：别让恶意投诉毁掉法律服务生态 不可否认，律师行业并非 “完美无瑕”—— 确实存在少数律师服务不规范的情况：比如沟通不及时、收费标准不透明、案件进展告知不主动，甚至个别律师存在 “敷衍办案”“虚假承诺” 的问题。对于这类合理投诉，理应得到妥善处理：该整改的整改，该退费的退费，这既是对当事人负责，也是行业自我净化的必要过程。 但如今的问题在于，“恶意投诉” 与 “合理诉求” 被混为一谈，甚至出现了 “投诉即胜利”“闹得越凶越有利” 的扭曲逻辑。一些地方对投诉采取 “有投必立” 的处理方式，却缺乏对 “投诉真实性” 的前置核查，导致律师陷入 “自证清白” 的被动局面：哪怕是毫无根据的指控，律师也得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去收集证据、撰写说明、配合调查；哪怕最终核查结果是 “投诉不成立”，这段 “被投诉” 的经历，也可能影响律师的执业评价、律所的评级考核。 有律师无奈吐槽：“现在不仅对方当事人会投诉我，连个别同行也会怂恿当事人投诉我 —— 比如对方律师知道我案子准备得很充分，就暗示当事人‘投诉他程序违规，拖一拖时间’。好像‘投诉’成了打击对手、拖延案件的‘万能工具’，而我们这些认真办案的，反而成了最吃亏的人。” 这种乱象正在动摇律师行业的根基。当认真办案的律师要为 “恶意投诉” 埋单，当 “忍气吞声退费” 比 “坚持原则维权” 更 “省事”，当 “劣币” 靠着 “钻空子” 活得滋润，“良币” 却因 “守规矩” 被反复算计 ——“劣币驱逐良币” 的恶性循环一旦形成，最终受损的不仅是律师群体，更是需要法律服务的普通民众。 试想一下：如果年轻律师因为怕被投诉，不敢接复杂的劳动仲裁案件、征地拆迁案件；如果资深律师在筛选客户时，不得不优先排除 “看起来可能反悔” 的当事人，哪怕对方确实需要法律帮助；如果律师为了规避风险，刻意简化服务流程、减少沟通频次，不再主动为当事人分析案件细节 —— 那么，当普通民众遇到纠纷时，还能找到愿意全心全意为自己维权的律师吗？ 守护律师，从来不是 “维护某个群体的利益”，而是守护法治的底线。恶意退费产业链的兴起，本质上是对 “契约精神” 的践踏 —— 当事人与律师签订委托合同，本是基于 “信任” 的双向选择，律师提供专业服务，当事人支付相应报酬，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而黑产从业者教唆当事人 “违约退费”，无疑是在破坏这种规则。更严重的是，这是对法治环境的破坏 —— 当提供专业服务的律师要时刻担心 “被反咬”，当合规执业的成本远高于投机取巧，整个社会的法律服务质量只会越来越差，最终损害的是每一个人的 “维权权利”。 三、法律亮剑：恶意退费不是 “维权”，超限即涉刑事犯罪 当前，恶意退费产业链的每一步操作，都暗藏违法风险，甚至直指 “敲诈勒索罪” 的构成要件。不少人误以为 “退费是民事纠纷，顶多吵一架”，却不知道自己早已踩在了刑事犯罪的 “红线” 上。 （一）五步 “逼退” 套路，步步涉嫌违法 从法律视角拆解黑产的操作流程，每一步都可能触犯法律： 威胁裹挟：符合敲诈勒索的 “要挟要件” 现场造势：涉嫌扰乱公共秩序 + 寻衅滋事 连环投诉：捏造事实涉嫌诬告陷害 网络审判：网暴 + 隐私泄露涉嫌民事侵权甚至刑事犯罪 司法勒索：“虚假诉讼”+“敲诈勒索” 双重违法 （二）法律定性：恶意退费≠维权，涉案 2000 元即可立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其立案标准清晰明确： 涉案数额达2000 元以上，即可构成 “数额较大”，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涉案数额达3 万元以上，构成 “数额巨大”，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涉案数额达30 万元以上，构成 “数额特别巨大”，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实践中，恶意退费黑产的操作完全契合上述构成要件： 非法占有目的明确：当事人已享受律师提供的立案、开庭、举证、谈判等全部或大部分服务，案件结果可能是胜诉、调解成功，甚至当事人已拿到执行款 —— 此时再索要 “退费”，本质上是想 “无偿享受服务”，甚至 “额外牟利”，非法占有目的显而易见。 威胁 / 要挟手段清晰：无论是 “举报投诉影响执业”，还是 “网暴诋毁名誉”，抑或是 “虚假诉讼制造麻烦”，都是以 “损害律师合法权益” 为手段，逼迫律师妥协，属于典型的 “要挟行为”。 强行索要财物直接：当事人或中介会明确提出 “退费金额”（如全额、50%、30%），甚至 “额外赔偿”，且数额通常与律师费挂钩，不存在 “模糊诉求”，属于 “强行索要公私财物”。 此前，浙江某地就发生过一起典型案例：当事人王某在律师张某的帮助下，成功追回了被拖欠的 12 万元货款。可王某随后被 “退费中介” 李某教唆，以 “律师收费过高、服务不周到” 为由，多次威胁张某退还 1.5 万元律师费，甚至在律所门口张贴 “黑心律师” 海报。张某多次解释无果后报警，警方调取了王某与李某的聊天记录，发现两人约定 “拿到退费后四六分成”，最终以涉嫌敲诈勒索罪立案侦查。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王某、李某因认罪认罚，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5000 元、3000 元。 这一案例充分说明：恶意退费绝非 “民事纠纷”，更不是 “小聪明”，一旦超出合理维权的边界，就可能触碰刑事犯罪的 “红线”，最终面临牢狱之灾。 四、行业之痛：当 “信任合作” 变成 “相互提防”，法治根基正在被侵蚀 恶意退费黑产带来的伤害，早已超出 “个别律师的损失”，而是在一点点侵蚀整个法律服务行业的生态，甚至动摇法治建设的根基。 （一）律师群体的双重困境：经济损失之外，是职业尊严的崩塌 对于认真办案的律师而言，恶意退费带来的伤害远不止 “退出去的那笔钱”： 时间与精力的 “无妄消耗”：一位律师为某案件耗时 8 个月，帮当事人追回 50 万元欠款，却因当事人被中介怂恿投诉 “回复不及时”，被迫花费一个月时间配合监管调查，期间错过 3 个潜在客户，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0 万元； 职业信心的 “反复打击”：有位青年律师刚执业两年，第一次独立承办的案件胜诉后，就遭遇当事人恶意投诉，他曾坦言：“我那段时间天天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得不够好？甚至想过要不要转行 —— 我不怕辛苦，怕的是真心换不来尊重，反而被算计。” 律所 “维稳” 带来的压力：部分律所为了 “避免影响声誉”“顺利通过评级”，会将 “被投诉次数” 与律师的绩效、晋升挂钩。某中型律所甚至明确规定：“律师被投诉后，若 30 天内未解决，绩效扣罚 50%；年度被投诉 3 次以上，取消晋升资格。” 这导致不少律师哪怕明知无错，也只能 “花钱买太平”—— 有律师曾无奈表示：“退一笔钱，虽然心疼，但总比扣掉半年绩效、影响后续发展强。” 更令人心寒的是，这种 “无过错退费” 的导向，正在矮化律师的专业价值：仿佛法律服务是 “可以随意退换的商品”，忽视了律师在办案中付出的智力劳动、时间成本、专业经验 —— 律师的价值，不是 “打赢官司就该拿钱，输了就该退费”，而是 “无论结果如何，都尽最大努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可在恶意退费黑产的扭曲逻辑里，这种专业价值被完全无视，只剩下 “能不能退钱” 的算计。 （二）行业生态的严重破坏：从 “信任” 到 “提防” 的恶性循环 恶意退费的泛滥，正在彻底扭曲律师与客户的关系本质 —— 原本基于 “信任与专业” 的合作，逐渐变成 “签约时提防陷阱、结案后担心反咬” 的博弈。这种变化直接导致 “劣币驱逐良币” 的恶性循环： 年轻律师不敢接 “高风险” 案件：劳动仲裁、征地拆迁、医疗纠纷等案件，往往需要律师投入更多精力，且当事人情绪更容易激动，成为恶意投诉的 “重灾区”。不少年轻律师为了 “自保”，宁愿接简单的合同审查案件，也不敢触碰这些 “复杂案件”，导致自身专业能力难以提升，也让需要帮助的当事人找不到律师； 资深律师筛选客户 “越来越严”：有位从业十五年的资深律师，如今接案前会做 “客户背景调查”：查看对方是否有过 “投诉律师” 的记录，沟通时观察对方是否有 “不合理预期”（如 “能不能包赢”“输了退不退钱”），甚至会要求客户先支付 “诚意金”—— 这种 “提防”，虽然减少了被投诉的风险，却也让不少真正需要帮助的普通民众，因 “流程复杂” 而却步； 法律服务质量 “被动下降”：为了规避 “回复不及时” 的投诉，有些律师会刻意减少与客户的沟通频次，只在必要时联系；为了避免 “办案流程慢” 的指责，有些律师会优先选择 “简单程序”，不再深入挖掘案件细节 —— 这些 “自保” 行为，最终导致法律服务质量下降，损害的还是当事人的权益。 当 “认真办案反遭投诉” 成为常态，当 “坚守原则不如妥协退费” 成为 “生存法则”，整个法律服务行业的 “信任基础” 会逐渐崩塌。而最终买单的，是每一个需要法律帮助的普通民众 —— 当你遇到纠纷时，若找不到愿意全心全意为你维权的律师；当你委托律师后，却发现律师因怕被投诉而 “敷衍办案”—— 这才是对法治社会最可怕的伤害。 五、破局之道：多方联动亮剑，守护律师就是守护法治底线 面对恶意退费黑产的侵蚀，仅靠律师 “被动应对” 远远不够，需要监管部门、司法机关、律协与律师群体形成合力，以 “严惩违法者、保护守法者” 为核心，重建行业生态。 （一）监管与司法：明确边界，让恶意投诉者付出代价 推广 “恶意投诉黑名单” 制度，精准打击 “碰瓷者” 司法机关主动介入，严惩敲诈勒索行为 公安机关：对律师报案的恶意退费案件，应及时介入调查，重点核查 “是否存在威胁要挟行为”“是否有黑产中介参与”“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避免以 “民事纠纷” 为由不予处理；对涉嫌敲诈勒索的，应依法立案侦查，固定聊天记录、录音、投诉材料等证据。 检察机关：应加强对恶意退费类敲诈勒索案件的审查起诉，明确法律适用标准，对黑产中介、多次参与恶意退费的 “惯犯”，依法提出从重处罚的量刑建议，形成震慑。 法院：应依法加快此类案件的审理速度，通过典型案例向社会传递 “恶意退费涉嫌犯罪” 的信号。同时，对当事人提起的虚假诉讼，应依法驳回，并对其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优化投诉处理流程，为律师 “减负” （二）律师群体：从 “被动妥协” 到 “主动维权”，构建三重保护防线 面对恶意退费，律师不应再 “忍气吞声”，而应主动构建 “前端筛选、中端留存、后端维权” 的三重防线： 前端筛选：精准识别高风险客户，从源头规避纠纷 通过 “付费咨询” 过滤人群：北京某律所推出 “案件评估费” 制度：客户需先支付 2000-5000 元的案件评估费；若客户后续委托，评估费可抵扣律师费；若不委托，评估费不退。这一制度让 “只想免费咨询、可能反悔退费” 的客户主动筛除，该所恶意投诉率下降了 40%。 警惕 “不合理预期” 客户：对开口就问 “能不能包赢”“输了退不退钱”“能不能找关系搞定” 的客户，需提高警惕 —— 这类客户往往对法律服务缺乏基本认知，合作后极易因结果不符预期而投诉；对刻意隐瞒案件关键事实、选择性提供证据的客户，也应谨慎委托，避免后续被反咬 “律师知情不报”。 签订 “风险告知书”：在委托前，向客户出具《法律服务风险告知书》，明确告知 “法律服务无‘包赢’承诺”“收费标准依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制定”“退费仅适用于律师未提供约定服务的情形”，并由客户签字确认，避免后续产生争议。 中端留存：全流程固定证据，为维权提供支撑 合同条款 “明确化”：在委托代理合同中，详细约定服务范围（如 “代理一审程序，包括立案、举证、开庭、领取判决书”）、收费标准（如 “分三阶段收费：立案前付 30%，开庭后付 40%，判决生效后付 30%”）、退费情形（如 “仅在律师未提供约定服务时，按未服务比例退费；若案件胜诉或当事人主动撤诉，不予退费”），避免模糊表述（如 “提供全程法律服务”“视案件情况收费”）。 沟通记录 “留痕化”：所有与案件相关的沟通（包括案件进展、策略调整、费用说明、客户要求），均通过微信、邮件、书面笔录等 “可追溯” 的方式进行；对客户提出的 “额外要求”（如 “帮我找法官沟通”“不要走正常程序”），应明确拒绝并留存记录，避免后续被反咬 “未满足需求”。 服务成果 “可视化”：每完成一个阶段性工作（如立案成功、证据提交完毕、开庭结束），及时向客户反馈并留存凭证：如立案通知书照片、证据清单签字页、开庭传票复印件、庭审笔录摘要等，让客户清晰看到 “律师在做事”，减少 “没干活” 的质疑。 后端维权：果断起诉索赔，拒绝 “妥协式退费” 民事层面：追究侵权责任：对恶意投诉导致律师名誉受损、时间成本增加的，可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名誉权）、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过错责任），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删除虚假信息、公开道歉、赔偿名誉损失费、律师费、交通费等合理损失。例如，2023 年上海某律师因当事人恶意投诉被暂停执业 1 个月，向法院起诉后，获赔 2.3 万元损失（包括名誉损失 1 万元、误工损失 1.3 万元）。 刑事层面：推动刑事立案：对以威胁、要挟手段索要退费，涉嫌敲诈勒索的，应及时收集证据（如威胁聊天记录、投诉材料、退费要求录音、黑产中介参与的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交《刑事报案书》，详细说明案件事实与法律依据，推动刑事立案。哪怕最终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报案记录” 也能作为向监管部门证明 “投诉恶意性” 的重要证据，避免被误导性处理。 （三）社会层面：重建 “专业尊重”，让法律服务回归本质 恶意退费黑产的滋生，也与部分民众对 “法律服务价值” 的认知偏差有关 —— 不少人认为 “律师只是签个字、开个庭，不值那么多钱”，却忽视了律师背后的专业积累（如法学院深造、司法考试、多年执业经验）与办案付出。 因此，需要通过媒体宣传、普法教育等方式，让社会公众了解： 法律服务不是 “商品”，而是 “专业智力服务”—— 律师的价值，在于用专业知识帮助当事人规避风险、维护权益，这种价值无法用 “有没有打赢官司” 简单衡量； 合理维权值得支持，但恶意退费涉嫌违法 —— 遇到律师服务不规范，可通过正当渠道（如律协投诉、民事诉讼）维权，但教唆他人退费、索要不合理赔偿，可能面临刑事处罚； 保护律师，就是保护每个人的 “维权权利”—— 只有律师敢于放心办案、全心服务，普通民众在遇到纠纷时，才能有 “靠法律说话” 的底气。 律师是法治建设的 “摆渡人”—— 他们左手握着法律条文的严谨，右手托着当事人的期盼，在法庭上为正义发声，在谈判桌前为权益博弈。当恶意退费黑产将律师视为 “待宰羔羊”，当 “认真办案反遭投诉” 成为常态，不仅会寒了无数法律人的心，更会让法治信仰失去支撑 —— 毕竟，没有哪个行业能在 “从业者时刻担心被反咬” 的环境中健康发展。 严惩恶意退费中的敲诈行为，不是 “律师维护自身利益” 的狭隘诉求，而是 “守护法治底线” 的必然选择。唯有让违法者付出代价，让守法者获得保护，让 “合理维权” 与 “恶意敲诈” 的界限清晰可见，才能让法律服务回归 “专业、信任、公平” 的本质；才能让律师敢接复杂案件、敢为弱者发声；才能让每一个普通民众相信：在规则之下，正义不会缺席，专业值得尊重。 保护好每个律师的劳动报酬，就是保护每个人的维权权利。因为，守护律师的专业尊严，就是守护我们每个人身边的法治 —— 当你需要法律帮助时，总有一位律师愿意为你全力以赴，这才是法治社会最温暖的模样。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