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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不要把批评的人，当作自己的敌人
近来，老有人问我是不是对党很不满，老是写批评的文章。其实，我是个共产主义者，也可以说是热爱共产党的。目前的中国；国家稳定，政权稳定，社会稳定，人民的生活稳定。这些稳定，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从这些稳定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执政是有能力的，领导是正确的，是一个合格的执政党。 当然；人无完人，什么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的。我只是有点锋芒而已。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是隐讳自己的观点。我在生活里是没有锋芒的。我和大家相处都很好。但是，在思想上我是有锋芒的。很多人把锋芒藏起来，我不藏。我藏给谁看，藏了我要干什么。 张孝祥，南宋人，秦桧当宰相时，他考进士第一，当即上疏揭露秦桧，为岳飞平反。朋友劝他收敛起锋芒，他说，没有锋芒我考进士干什么?我明明有锋芒把它藏起来我考进士干什么?秦桧是个王八蛋，我不攻击他我考进士干什么?三问，酣畅淋漓。 有私欲，你就不可能坚强，你就不可能无畏。把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是一种正义； 把懂得的常识告诉大家，也是一种责任； 把目睹的罪恶告诉大家，也是一种良知； 把了解的内幕告诉大家，也是一种品质； 把听到的谎言告诉大家，也是一种道德； 把亲历的苦难告诉大家，也是一种告诫； 把追求的真理告诉大家，也是一种信仰。 有人说某某人心里阴暗，所看到的听到的所发的都是阴暗的一面，就是所谓的负能量，整天在网络上不是批判就是谴责。其实，正因为他心里明亮，才得以看见这世间阴暗的一面，才知道这世道竟还有龌龊；他之所以谴责，是希望变好；他之所以批判，是希望改变；只有心存光明的人，才愿意去谴责和批判。谁若无视这社会最底层人民所受的苦难、对社会的各种假丑恶付之以冷漠，谁才最阴暗。 当一个国家，在面对罪恶之时，大部分人却总是这样：1、骂是没有用的，又改变不了什么。2、这很正常啊，我们又能怎样。3、关我什么事，管好你自己吧。4. 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你改变不了的，习惯了就行。5，除了自己的健康无大事。如果都是这样， 可以肯定，这个国家一定会成为地狱。 不沉默，不合污，不堕落，不作恶是我的底线。提到这些，有人会说：你行你上啊！事实上社会的责任是全民的责任，没有任何人有能力独自承担，也没有任何人有理由选择沉默，更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坐享其成。 因为，当社会灾难到来时，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替日本人当间谍，被俄国人抓住处以绞刑时，周围有一大群中国人在看热闹，在呐喊。于是在鲁迅的笔下便有了"麻木不仁的中国人"的称呼，所以鲁迅决定要弃医从文，来唤起"麻木不仁的中国人"的良知，唤起中国人的觉醒。然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清醒了吗？没有，当今大多数的中国人，仍是麻木不仁的看客。 "互害型"社会多年了“互害型社会”，也叫“同归于尽型社会”，是指中国食品安全领域，从生产、流通到消费终端，食品安全风险几乎无处不在；一些无良者在生产有害食品，却又被其他的不安全食品生产者所害。前些年出了一个词叫“易粪相食”，比如卖“化学牛肉”的，很可能所吃的就是毒大米；毒大米的生产商发了大财，举杯庆祝，喝下的却是工业酒精兑制的假酒；假酒公司的员工，为孩子买到的奶粉被添加了三聚氰胺；在奶粉企业食堂里，正在供给“化学牛肉”烹制的午餐…… 独自看详细的社会成员，每一团体都异常精明，知道很多东西不能吃、知道趋吉避凶，都在努力地追求着幸福。你卖地沟油，我卖胶面条；你卖皮革奶，我卖镉大米；你卖毛酱油，我卖陈化粮；你卖碘雀巢，我卖红心蛋；你卖农药菜，我卖三鹿粉；你卖箱子馅，我卖甲醇酒；你卖罂粟汤，我卖硫磺椒；你卖毒米线，我卖避孕鳝；你卖工业胶，我卖毒果冻……但社会就是一个宏大的循环的整体，当整个社会得到了秩序，另一种协作呈现了：相互喂毒，无人幸免。 当前，中国人只有私德不讲公德，现在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是严重到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地步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在事实上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与任何选择，如果再不采取有效的方法去制止改变，再不调整我们自己的位置而去切身的行动，中国不是未来如何的问题，而是还有没有未来的问题。 还有“杀善”，即面对“善”，极尽欺负、污蔑、不屑一顾之能事。使“善”这一倡导社会文明的高尚事物，生存在一个极尴尬的境地。“善”难存，当然“恶”便大行其道。看看我们今天的现实，杀“善”行“恶”，比比皆是：一个人在大街上跌倒了，另一个人去扶，便被讹上了，说扶的 人撞了他，于是状告法院，治疗、误工、陪护费一大滩。法院打官司，需要证据，扶人的人事前并不知道被扶的人要讹他，况且救人要紧，那里想得到保留证据？官司打不赢，赔钱！后来者吸取教训，怕惹麻烦，想救也不敢救，“善”就这样被杀了。 民间杀善司法也在杀善、杀掉了全社会的公信力。退伍军人 赵宇，因为在家里陪待产的媳妇，无意中听见邻居有人喊“救命”、“强奸”，因此循声而去，看到李某正在暴力强奸邹女士。于是，他过去出手相救。赵宇说，拉开男子后，对方先动手打了他两拳，“我把他撂倒后被掰住手指”。接着，赵宇踹了李某肚子一脚。随后，邹女室友报警，三人被带到派出所。 可惜的是，涉嫌强奸的李某没有被追究。反而，见义勇为的赵宇又一次再现了“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故事。他先是被行政拘留14天，此后又陷入刑事责任与民事赔偿的追究中。 这么多的“善”被杀，社会还不危险吗？危险的社会必然会麻烦，麻烦的社会必然混乱，一个国家公民的幸福感首先取决于自身安全感的满足。生活在人性光辉中的民众，物质和精神的富足程度也许达不到期望值，但最起码他在快乐而安全的生活。如果人性不能回归本位，谈论民族强大只能是痴人说梦。“一个敢卖给自己同胞有毒食品的民族，一个不惜以残害自己的同胞来追逐金钱利益的民族，一个不懂得爱护自己同胞的国家，一个不崇尚科学不相信科当的社会，不但无知而且可怕。民间杀善，司法也在杀善，这非常值得所有人深思。 人性是善恶并存的，在好制度下，恶会收敛，在坏制度下，恶会嚣张。这样人性的危机就产生了，显著的特点就是：杀善！ “杀善”，顾名思义就是杀戮善良。比如，为人大方，却落得自己窘迫，为人慷慨，却落得自己困局，为人善良，却落得自己困难，恶制度下，人们为了生存，或自私自利，或泯灭良知没有底线。修桥补路无尸骸，杀人放火金腰带。富者阡陌纵横，贫者无立锥之地……当然，丛林社会一旦形成，要想改变现状，人性回归正常，就必须要加强道德的教育和司法的公平正义，即人性与制度走向健康双循环。 所以，面对互害现象，不是说个体道德和良知不重要，在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完善自己，提升人格，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仅仅寄希望于道德宣讲，这样只会混淆视听，让真正的问题隐而不显。总结以上观点，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总结了12个字：依法治国，开启民智，唤醒良知。 第一，依法治国是重中之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16个字，真正的落实起来，就可以基本解决问题了。关键在于如何落实，如何避免沦为口号和形式主义。依法治国首先要让权力受到制约，得到监督。权力不受制约，权力就会寻租，就会让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形成全民互相伤害的局面。 第二，开启民智，是依法治国的理性基础。中国人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争取个人权益的公民意识。即便遭遇不公，也会采取忍字头上一把刀，退一步海阔天空，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无形中会助长害人者嚣张气焰，放逐自己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也就更加助推互害型社会的形成。 第三，唤醒良知，是依法治国的道德储备和逻辑结果。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良知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见父兄自然知孝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生恻隐。良知又是非常聪明的，其实良知一直在那里，在当前的大环境不适合它，所以它选择沉睡。我们要做的只是唤醒它。如何唤醒？不要单纯的道德教化，必须要做到依法治国。 通过严格公正执法司法营造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执法司法既是法律行为，也体现着鲜明的道德导向。严格公正执法司法，是对法律尊严的捍卫，也是对先进道德的彰扬；而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则是对法律尊严的无视，也是对恶行的纵容、对美德的贬损。必须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发挥法治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社会功能，促进清风正气的弘扬，增强人们道德自觉和道德自律。要坚持严格执法，对侵害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等行为及时予以规诫遏制，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促使人们趋善避恶、扬善弃恶。要坚持公正司法，依法制裁和惩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让人们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感受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法律的震慑力为道德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加大执法司法公开力度，加强对执法司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惩治执法司法活动中的腐败行为，更好地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 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也是道德的屏障。对那些伤风败俗的丑恶行为、激起公愤的缺德现象，仅靠道德教育、“叩问良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运用法治手段进行治理，为道德建设“保驾护航”。要引导人们牢固树立有权力就有责任、有权利就有义务观念，加强社会诚信建设，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要继续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加强对见危不扶、出国出境旅游不文明、奢侈浪费、网上造谣谩骂等行为的整治，该劝导的劝导、该处罚的处罚；加大对食品药品等领域见利忘义、制假售假行为的执法力度，查办大案要案，让败德违法者付出高昂代价，发挥对整个社会的警示教育作用，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 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带头守法，做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的模范践行者。领导干部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也是道德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引领者和示范者。领导干部能否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对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和道德氛围至关重要。要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把宪法法律列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推动党员干部学法经常化、制度化。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同时带头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 另外：不要把批评的人，当作自己的敌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统治者荒淫无道，他们又怕人民议论，就采取了压制社会言论的措施，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平安无事。实际上这是最愚蠢的作法，它不仅使下情无法上达，错误的政策得不到纠正，加剧社会矛盾。更可怕的在于虽然民众口上不说，但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只要社会矛盾到达临界点，大规模的暴乱必然爆发，给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正可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忍受暴政的民族，但也是爆发起义最多的国家。 借中国历史中周厉王的故事讲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执政大忌，得出结论如：“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不要以为掌握了大权，就可以为所欲为，就能够把老百姓的嘴巴堵住。当然，这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是，终归是要被老百姓赶下台的。一些古代的统治者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常常说出这样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谓民意难违，就是说的这样一个基本道理。 ” 毛泽东主席曾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当这样的话从我们的领袖嘴中吐出，再反映于执政作风中去，使人明显感到人民领袖的无穷底气与内心坦荡情怀，当初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政治作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大众民主风气，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前所未有的政治面貌恍若眼前浮现。时至今日，我们再次想起这句话，除过上述方面，又分明能感觉领袖对人民、对后辈、对继任者具有那样一种警世、告诫的良苦用心。 实际上，追求言论自由是党的初心与使命，也在党革命胜利中起到很大的作用。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当天下午，天气骤变，狂风暴雨中一个炸雷击中礼堂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触电身亡。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就在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驴也被雷电击死了。 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准备把这件事当做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了这件事，立即予以阻止。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中而亡。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 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送来的内部刊物《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让工作人员立即把伍兰花带来谈话。 在会客室里，毛泽东与她聊天拉家常话，说道：我这个脑壳真值钱喽！国民党它要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你为什么要骂我？让雷打死我呢？有什么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伍兰花见毛泽东当面被骂也不生气，就把自己家困难多、缴不起公粮，一时气愤怒骂的事说了一遍，并把村民负担重、生活苦等情况也说了不少。毛泽东于是嘱咐工作人员把伍兰花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 他交代道：“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随后，当地政府给她免去公粮，还组织互助组帮她种田。伍兰花变了一个人似的，见人就说：“咱们毛主席，雷打他也打不死。”这些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决心要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随后，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开始在边区实行。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农民负担减轻了，农民生活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以及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也更密切了。 毛泽东想起自己挨骂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风趣地说：“这是从‘雷公打死毛泽东’，到天下太平。”几年过后，毛泽东还一直惦记着此事。仅1945年4月到5月的一个来月时间，他就趁党的“七大”召开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四次“检讨”了这个问题，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干部。他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当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著名提问时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曾经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他还主张，“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意思就是说，作为领导干部，切忌大权独揽，搞一言堂，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尤其是在处理重要问题时，更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这样才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实事求是地审视工作、修正错误，才能在工作中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 然而，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了唯唯诺诺、奉承赞扬的叫好之声，而对那些“当面鼓、对面锣”的意见，要么反感厌烦、置之不理，要么闻之则怒，视言者为“刺头”、“刁民”，更有甚者会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殊不知，有意见不让提，压而不服，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意见和问题，激化更多的矛盾和情绪。“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群众有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意见手足无措、置之不理。 工作中，当与群众坦诚相见，把问题向公众解释清楚，跟大家坦诚沟通，意见才会变成理解和支持。“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是否漏雨，在屋宇下的人最清楚，政策得失，百姓的评说最重要。作为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端正姿态，主动深入到实际、扎根到基层，听听百姓怎么说，问问百姓怎么看，不但听认可、听赞扬，更要听意见、听批评；对于群众挑的“刺儿”，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洗耳恭听、深入反思，并跟群众解释清楚，给公众一个明白，还事件一个清白，这样才能消除不必要的疑虑和误解，获得一个好的舆论环境。 表扬的确会鼓励人，但如果只有表扬，而不指出问题，那这个人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是我们的文化，特别鼓励表扬，而拒绝批评。即便要批评，也是无关痛痒，明贬实褒。尤其是面对上级，面对领导。比如，领导做出了一个分明是错误的决策，但众人都异口同声表示赞赏，结果呢，还是要领导自己承担犯错的责任。人都喜欢听表扬的话，这是天性，对于未成年人，比如老师对学生，多鼓励优点，当然有利于保持学习兴趣、发挥优点——毕竟学习不是多快乐的事情。然而，一个三观相对固定的成年人，再对其舛误大肆表扬，不仅虚伪得恶心，而且会害了这个人。我再重复一遍：对于成年人，批评会使人进步，表扬会使人落后。 据考证，中国专门报道新闻的媒体——报纸最早出现于唐朝，是官办的报纸，内容主要是皇帝谕旨和起居、宫廷动态、臣僚奏折、官员任免信息等。宋朝时官报由中央政府统一经营，定期向各地传播新闻。 “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在罢相闲居时从报上了解到他的的老对手保守派司马光出任宰相的消息时曾长叹不已，苏轼听说后开怀畅饮，并作诗记之，估计那时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报纸了。 大约从官报产生的同时，私人小报也逐渐流行起来。古人也有八卦的爱好，而掌握宫廷秘闻、官府内部消息的进奏官吏等官员便成了小报的始作俑者，由他们传播出来的新闻，不管是谣言还是事实，总受到人们的欢迎。小报泛滥，损害了皇帝和官府的权威。 皇帝下令禁止小报，宋朝的吏部尚书周麟之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禁小报》，以使“国体尊而民听一”。有了流量，这些办小报的人自然也能获利，故而即便是文化控制严酷的清朝，有人因为私自传播皇帝的消息被凌迟处死也没有使小报灭绝。 蒋介石大家熟悉一点，对于新闻和出版严加控制，杀人放火收监，无所不用其极。自媒体大V鲁迅虽然也夹起尾巴在夹缝中求生存，但换了几十乃至上百的笔名继续以笔战斗，蒋家王朝也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就是让人民闭嘴的代价。 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非常风趣的话：“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是香是臭，让群众讨论嘛”。如何能听得到真话，是干部转作风、树形象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当下社会大环境下，干部要想真正听到百姓的“真心话”，还需创造一定的条件。 因而，只有创造了讲真话的畅通环境，才可以保证言者敢讲。明主者务闻其过，不务闻其善，意思是说贤明的领导愿意听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不愿意听别人吹捧他、讲他的政绩。领导干部只有敢于听真话、乐于听真话，人们才会真心实意的说真话。 貌言华也，圣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真话往往听起来逆耳难听，为保证敢讲真话的人不受到打击报复，必须要加强舆论监督保障，保护群众的说话权利，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舆论环境，激励更多的“讲真话者”大胆去讲，“开门纳谏”才能取得实效。 所以，政府不要回避困难和问题，也不要害怕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有偏差”“不正确”，人不是神仙，提意见、提批评不能要求百分之百正确。”“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只要不造谣不诽谤，就不要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政府一定要秉持开放思维，广泛听取、吸纳各种意见。浅而言之，多倾听他人意见，多了解民生疾苦，多体察市场感受，确实有助于改进工作。这是因为，政府行政或者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或者因为身在其中，囿于视野所及，往往容易出现某种自我遮蔽现象。这就需要民众和市场主体及时发声。而不管是面对面的座谈会，还是线上的诉求表达，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 总有一些“刺耳”的声音应该被听到，总有一些“扎心”的问题应该得到解决。而从根本上讲，这也是现代政府政治伦理的要义。来自社会的各种声音，不是给政府添乱，也不是与官员作对，而是帮助政府科学决策、公正施政的重要外部力量。实际上，让民众和市场主体说出“刺耳”的话、“扎心”的话，非但不会影响行政效率，不会损害社会秩序，反而会因为民意参与，而不断调焦，使得政策措施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此。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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