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中华：司法腐败与冤假错案的治理，要实行末端追责和司法公开
一、制度漏洞：腐败与冤假错案的温床
司法领域的腐败与冤假错案，本质是权力运行缺乏刚性约束的产物。当前司法流程中，“决策环节分散化”与“责任归属模糊化”形成恶性循环：侦查、起诉、审判、申诉各环节看似分工明确，实则因“内部人情纽带”“职业风险规避”等因素，演变成“层层掩护”的利益共同体。基层执法者为“绩效”简化调查，检察官为“协作”放过证据瑕疵，法官为“圈层关系”回避实质正义，信访部门为“维稳”搁置申诉诉求——每一环的“不作为”都在制度漏洞中被默许，最终将个体权利碾碎在程序空转里。
二、冤假错案的“生产机制”：以虚拟个案透视权力惰性
以“张三被错判杀人”为例，司法流程的畸变清晰可见：
• 侦查端异化：公安为“破案率”违背“证据裁判原则”，在事实不清时启动强制措施，将“抓人”等同于“结案”；
• 起诉端失守：检察院未履行“客观公正义务”，对侦查瑕疵视而不见，以“配合司法协作”为由放弃诉前把关；
• 审判端妥协：一审法官陷入“职业生态困局”——若否定侦查、起诉结论，将触发公安、检察系统的“反向问责”风险，最终选择“顺从圈层共识”而非“坚守法律准则”；二审则因“终审维稳思维”延续错误；
• 申诉端虚化：信访部门缺乏“错案回溯动力”，既有的“责任分散”机制让经办人无需为“不作为”担责，申诉材料沦为程序摆设。
这种“环节互保、责任虚化”的机制，让司法异化为“权力共谋”的工具，无辜者的权利救济通道被系统性堵死。
三、末端追责制度：重构司法责任伦理的手术刀
“末端追责”的核心是将司法决策的“集体责任”解构为“个体责任”，通过“谁决策、谁担责，错案终身溯责”的刚性规则，重塑司法行为逻辑：
• 责任锚定：明确侦查、起诉、审判、申诉各环节的“第一责任人”（如侦查错漏由主办警官担责，起诉错误由主诉检察官担责），让权力行使与责任后果直接绑定；
• 后果刚性：错案纠正时，直接追溯“末端决策者”的法律责任、纪律责任与职业信用，使“违规成本”远超“合规成本”；
• 行为倒逼：当司法人员意识到“每一次权力滥用都可能反噬自身前程甚至自由”，“依法履职”将从“道德倡导”转化为“生存本能”——公安会审慎取证，检察会严格审诉，法官会独立裁判，信访会主动回应。
四、全流程公开：阳光司法的破壁之力
在末端追责之外，“全维度司法公开” 是刺破权力暗箱的另一把利刃。需构建“从侦查到执行”的全流程公开体系：
• 文书全公开：除法定不公开情形外，裁判文书（含裁定、判决）、检察建议书、公安结案报告等核心文书必须同步上网，且需完整呈现证据链（证人证言、鉴定报告、物证清单）、庭审笔录、控辩意见；
• 过程全透明：庭审直播覆盖普通程序案件，侦查阶段的关键取证过程（如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现场勘查记录）依规公开可查询，申诉环节的处理流程与决定理由逐项公示；
• 监督全参与：建立公众监督平台，允许公民、媒体、法学界对公开内容提出异议，对“应公开未公开”“公开内容失真”启动追责。
全流程公开不仅让司法决策“暴露在阳光之下”，更让权力行使的每一步都接受社会审视，从技术层面瓦解“暗箱操作”的可能。
五、末端追责的实践价值：从“纠错难”到“防错先”
数据揭示传统司法的“纠错困境”：二审改判率不足20%，抗诉成功率约0.6%，信访翻案率仅0.03%——低纠错率的本质是**“追责机制失效”** 导致的“错案保护惯性”。末端追责通过“责任前置”，实现三重变革：
• 预防维度：让司法人员在每一步决策前权衡“违规代价”，从源头上减少错案发生；
• 纠错维度：明确的责任归属使错案回溯有“抓手”，避免“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推诿；
• 治理维度：打破“司法圈层保护”的潜规则，重塑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
六、制度协同：末端追责与阳光司法的双轮驱动
末端追责需与“阳光司法”深度协同，才能真正落地：
• 程序公开+责任绑定：庭审直播让裁判逻辑暴露于公众监督，末端追责让法官不敢在直播中“任性裁判”，形成“透明倒逼合规，追责强化透明”的闭环；
• 权利保障+全链公开：辩护权的实质行使依赖证据公开（如证人证言、鉴定报告上网），申诉权的救济依赖信访流程透明化，公开为权利救济提供“弹药”；
• 外部监督+内部追责：人大、政协的专项监督结合媒体曝光，与末端追责的个体责任追溯形成“内外夹击”，让司法腐败与错案无处遁形。
结语：腐败与冤假错案的治理，是司法权力“去特权化”“责任显性化”“运行透明化” 的系统工程。末端追责以“个体责任”为支点撬动生态变革，全流程公开以“阳光监督”为铠甲抵御权力异化，二者双翼齐飞，方能让司法回归“权利救济最后防线”的本质，为社会公平正义筑牢永不褪色的根基。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