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
陈中华:巡视是古代防腐败的制度、现在仍是一把防腐的利剑

陈中华:巡视是古代防腐败的制度、现在仍是一把防腐的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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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喧腾一时的中国台湾地区总統随从烟品走私案落幕,14人获刑。其中,台北地方法院依贪污治罪条例以公用运输工具装运漏税物品罪,分别判处前“国安局”人员吴宗宪、张恒嘉10年4月、10年2月徒刑,褫夺公权10年。可上诉。涉案14人获刑 包括特勤、华航人员等


据中央社报道,当天,被依贪污罪判刑的除了吴宗宪、张恒嘉外,还有时任“总统府”侍卫室驾驶班上士刘尊彰被判7年徒刑,褫夺公权7年;黄柏维、潘秉忠、李君伟、叶信宏各处6年4月徒刑,褫夺公权6年;张家维被判有期徒刑6年2月,褫夺公权6年。


时任华航副总经理邱彰信、空品处协理于尧、空品处管制组管理师陈颖彦部分,北院认定3人涉及税捐稽征法逃漏税捐罪,各判处2年8月、2年6月、2年徒刑。时任华航空品处组长黄川祯涉犯帮助犯以公用运输工具装运漏税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4月,褫夺公权5年。


“国安局”特勤中心警安组上校林志建、吴宗宪友人刘品纤涉犯税捐稽征法逃漏税捐罪。林志建被判有期徒刑6月,得易科罚金,缓刑2年,并应于判决确定日起1年内,向公库支付新台币33万元。刘品纤被判处有期徒刑6月,得易科罚金。


检方调查,中国台湾地区总統蔡英文2019年7月出访前,华航公司黄川祯提供免税烟品订购单给“总统府”侍卫室吴宗宪,由吴宗宪发放给“总统府”侍卫室各单位人员预订,预购数量9200条。吴宗宪收取款项后,预缴汇款到玉山银行,以利机上刷卡。


于尧、邱彰信明知免税烟品预购数量已超过专机载运数量,以及超过专机乘客人数可以合法携带入境的免税烟品数量,仍指示及同意黄川祯采取机边交货。黄川祯负责与华航公司各部门协调,安排预购烟品不上机而于机边交货,利用礼遇通关免验放行。


检方查出,吴宗宪依照“总统府”侍卫室出勤人数、载运行李、装备数量加上预购烟品数量,预估返台当日约需5辆货车,除“总统府”侍卫室有一辆货车,于出访前联系“总统府”交通科借用2辆公用货车,另向“国安局”调度2辆公用货车。


专机返台当天,张恒嘉指示华航人员将5个行李柜拖至B9“国宾门”附近,由吴宗宪收货。吴宗宪及侍卫室驾驶等8人将预购的9200条及机上购买的597条烟品搬上公务货车驶出C3管制门课税点,被当场查获,总计逃漏烟酒税、健康捐及营业税共新台币818万9639元。


台北《中国时报》的报道提到,当年事发时,“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利用“总统”出访期间“超买这些免税烟品”是一个长期的状况,曾引发轩然大波。2016年起“总统”出访就有将免税烟品拖到“总统”专机旁混入访团成员行李的“惯例”,也因此让“国安局”与华航的人员互相掩护、配合,夹带大量逃税的烟品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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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台湾媒体的挖掘,更多丑闻被曝出。原来,这些官员从2014年起就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在所谓的“出访”中,为同事和上级走私香烟。而走私的香烟之多,金额之巨大,涉及的利益团体之多,令人吃惊。从台湾地区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的实践来看,西方式民主政治既不能促进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又不能有效地遏制台湾的腐败,更不利于台湾社会和谐、人民安全。


1986年,民进党成立的时候,有些台湾和西方媒体欢呼,台湾从此开启了“两党政治”的新时代。2000年,民进党上台,台湾和西方一些媒体更是高唱台湾进入了“政党轮替”的新时代。但三十多年来,特别是民进党上台的八年,台湾民主展现给世人的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呢?


概括地说,这幅图画就是:群龙无首,政党恶斗,族群撕裂,乱象丛生,弊案连连,经济停滞,生活滑坡,正气不彰,邪气横行,社会动荡,民怨沸腾。在这幅图画里,政客呼风唤雨,设陷阱搞暗算,你咬我我咬你,抹黑对手不择手段;“立法院”内攻击对骂、肢体冲撞成了家常便饭;执政党抛开执政责任,无视经济,冷漠民生,意识形态挂帅,一切围绕选举转。


陈水扁身为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带头挑动族群斗争,一次又一次的“台独”言行把两岸危机推向危险的边缘,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诚信丧尽,寡廉鲜耻,前有靠两颗神秘子弹上台的疑团,后有面对百万“红衫军”民意和检方贪污指控而拒不下台的丑剧,如今在台湾已身败名裂,威信扫地;整个台湾,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都被卷入无休无止党派争斗的漩涡之中,社会处于被严重扭曲的状态。


也许这一切,正是李光耀和包道格对台湾民主作出那样低评价的原因。有人辩解说,台湾目前的状态是“民主的阵痛”,也有人称“这是民主的常态”。但愿这是“阵痛”,不过许多人确信,这种痛决不是短期的“阵痛”,而是绵绵无期的“长痛”。至于说这是“民主的常态”,更是让人害怕,如果真是“常态”,那么这种民主除了给社会带来动乱、破坏、倒退以外,还能带来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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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舆论生态也不利于正常的民主运行。台湾发达的传媒业在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这种作用多半是误导的、负面的。由于各传媒在尖锐的政党对立的社会中很难不受政党的影响,它们常常表现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在很多问题上很难做到公正、客观。有些媒体更是赤裸裸地充当政党的工具和打手,捕风捉影,传播谣言,无中生有,恶意中伤,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不断制造震撼焦点和舆论风暴,对政治敌手狂轰滥炸,使普通民众真假难辨,是非难分。由于受到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保护,那些故意制造混乱的媒体,从来受不到真正有效的法律追究。这种不健康的舆论怎能推动健康的民主政治呢?


中国台湾地区上至最高领导人陈水扁、下至各个层面官员的腐败确实令人触目惊心,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传统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的一个附带品。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看,即便是通过民主方式第一次进入权力中心的政党和其领导人,特别是原来的在野党和其竞选人,也并不一定具备或能坚持真正的责任意识和契约意识。


但是,有人认为正是由于民主制度,台湾地区的人民才能更快、更准确、更充分地揭露这种腐败。如果不是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不是在野党的监督和对抗,不是司法的相对独立,或者从根本上说,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意识的提高和这种权力的行使,台湾的腐败就不会被这样迅速地和全面地揭露,其民主制度也不会这样得到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的民主制度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必然会上升到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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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大陆一党执政的现实,他们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批评。但是,无论他们多么义正词严,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在中国,目前尚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能保持基本的稳定,才能在这种稳定中寻求改革与进步,也才能最终实现民主政治。我对中国前途不悲观。我特别不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失误和世界局势的风云莫测上。我特别感受到了中国这一代领导人正试图走出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巡视制度。


巡视也可以叫巡按和钦差,是中国古代官职之一,御史的一种。唐天宝五年(746),派官巡按天下风俗黜陟官吏,巡按之名始此,隋朝设置。为制衡行政机构主官的非常派朝廷或地方官员。不仅可对违法官吏进行弹劾,也可由皇帝赋予直接审判行政官员之权力,并对府州县道等衙门进行实质监督,也可在监察过程中对地方行政所存在的弊端上奏。防范公家官吏侵害人民权益、或者是成为贪赃枉法的贪官污吏。其好处有增加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力度,防止地方上山头林立,对中央指令阳奉阴违,对加强中央的权威有巨大的作用。类似于近代世界各国的:督察处、政风室、ICAC、查贪局、清廉会、廉政署等等。


我们党一贯重视巡视制度。早在建党初期,党的二大就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1928年,中央专门制定巡视条例,标志党的巡视制度正式确立。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巡视制度一度中断。记得我在江泽民时代就写信给他建议成立巡查组之事,得到他的重视开始启动巡视制度,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提出,中央和省区市党委可以根据需要派出巡视工作小组,对有关问题进行监督检查。


在胡锦涛时代开始正式实行,200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将巡视制度确定为党内监督的十项制度之一。同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正式组建巡视工作专门机构。2009年,党中央制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和巡视工作办公室分别更名为中央巡视组和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相继成立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现在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巡视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使之成为党之利剑、国之利器。2015年8月,党中央在总结巡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巡视工作的新要求,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成为巡视制度的基础性文件,为新时期党的巡视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我认为:巡视这一中国古代传统的防腐败制度,实践证明在现在仍是一把防腐利剑。但是,目前中央的巡视组只有了解权没有处理权,了解到的问题只通报后交给出问题的单位自查自纠。甚至提前公布巡视行程,无形中是让各单位做好应对准备,这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行为,和我当时的建议相差甚远。在当前地方官不是真由民选、只有上级才能管得了下级的情况下,国家应该成立一个真正有权力的巡查组,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组成,不定时不打招呼地到各地巡查,直接查处官僚腐败、冤假错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令不畅、官员贪腐和状告无门的人报复社会滥杀无辜问题。


巡查组到地方时,要先暗访几天,然后通过各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驻地地址电话方便举报人举报,严禁地方政法部门借保安之名,把巡查组驻地围起来,不让人民群众举报,要充分利用当地人民的力量监督地方政法官员。要发挥巡查的利剑作用,关键要加强党的领导,真巡查,巡查制度才真正有效管用。这个制度一旦建成,肯定比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好。不但能有效地遏制官员腐败,又能使社会和谐稳定。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人民必然安全,经济也必然发展。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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