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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实行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才能从源头上防止冤假错案
律师办公室的灯光惨白，落在那份薄薄的病历上，却重得像块石头。当事人嘴角的溃疡还在渗血，缺了一角的门牙暴露着牙龈，他声音发颤：“他们拳头砸过来时，我连躲的力气都没有。” 可律师翻遍案卷，能证明 “被打” 的直接证据，只有当事人肿胀的脸和那句轻飘飘的 “自述”。 这就是刑讯逼供最残忍的悖论：伤痕是活的，疼痛是真的，可 “被刑讯” 这三个字，要让别人相信，比在沙漠里种出花还难。你说被打了？法律会问：“证据呢？” 可谁见过施暴者递录音笔给受害者？谁见过违法者主动拍下自己的罪证？拿不出铁证，“诬告陷害” 的帽子可能随时落下 —— 调查刑讯的程序还没启动，先查 “你是不是故意捣乱” 的流程已经跑起来了。这哪里是让受害者维权？分明是把人往悬崖边逼。 其实，证明 “没打人” 真的不难。把拘传时的录音录像调出来，谁动了手，谁站在旁边，一目了然。可现实偏不按常理出牌。从被传唤走，到送进看守所的那几小时，是嫌疑人最孤立无援的时候 —— 手机被收了，家属联系不上，全程被侦查人员盯着。就是这段 “拘传真空期”，藏着 90% 以上的刑讯逼供。 有意思的是，一旦进了看守所，反而安全多了。因为看守所和办案机关分属不同系统，收押前会仔仔细细查伤，甚至让办案人员签字画押 “人交过来时是好的”，谁也不想替别人背黑锅。更讽刺的是，交警贴罚单有执法记录仪，110 出警全程录像，偏偏到了传唤嫌疑人的时候，设备不是 “坏了”，就是 “没开”，成了全国最容易出故障的监控系统。 律师们喊了一年又一年：让公安机关从传唤到送看守所，全程开着录音录像！这不是苛责，是最基本的监督。可多少案子里，连做笔录的录像都没有。当事人说 “笔录写的和我说的不一样”，得到的回复永远是 “设备坏了”。一句 “坏了”，就能让真相蒙尘吗？ 真想问一句：如果拘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镜头盯着，那些拳头还敢挥下去吗？如果每一次审讯都有录音为证，那些 “不一样的笔录” 还能藏得住吗？阳光，从来都是最好的防腐剂。可这束光，什么时候才能照亮拘传的每一个角落？什么时候，受害者的伤痕不用再自己 “证明”，正义能主动找到那些无声呐喊的人？ 当湖南衡阳中院的法警第一次听到罗树中的遭遇时，那些见惯了司法风浪的人，也忍不住脊背发凉 —— 在指定居所被打断肋骨、踢聋耳朵，甚至被逼吃屎喝尿，生殖器被电警棍损毁。这些超出人类想象的酷刑，竟发生在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的今天。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河南法官刘德山，这位审了 30 年案、从未信过 “刑讯逼供辩护” 的老法官，当自己被 “挂起来”“弓起来”“撩起来”，才终于明白：“被告人要自证被刑讯，就像逼哑巴说话。” 我认为：唯有实行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让权力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才能从源头掐断冤假错案的根。 一、血案撕开的制度裂痕：当受害者成了 “举证的囚徒” 罗树中案像一把尖刀，剖开了刑讯逼供制造冤案的全链条。这位讨要工程款的企业家，被异地立案后扔进 “小黑屋” 半年。堂侄被关 150 天、妻子被关到胃出血、刚出生双胞胎的父亲被抓，300 多份带着血的供述，最终被法院依法排除 —— 可即便如此，一审仍判了二十年。直到中央督导组介入，正义才姗姗来迟。 刘德山法官的经历更像一面镜子，照见司法者的集体盲区。30 年里，他审过百起死刑案，从没想过自己会沦为 “被刑讯者”：站壁 30 厘米 10 小时、肋骨被打断、镣铐连体锁 3 天 3 夜、17 天只喝三碗稀饭。当他在法庭上喊出 “我被刑讯”，面对的却是自己曾熟视无睹的规则：要证明被打，先拿证据来。 可证据在哪？在 “黑宾馆”“车库审讯室” 这些无监控的法外之地？在施害者主动递来的录音笔里？在被打断的肋骨、撕裂的伤口里？罗树中带着断骨申诉，刘德山对着 X 光片编号自证，而侦查机关只需一张 “未刑讯” 的说明，就能让所有伤痕变成 “诬告” 的嫌疑。这不是举证，是把受害者钉在绝境里。 二、倒置举证责任：不是苛责权力，是守护底线 刑讯逼供的本质，是权力对弱者的碾压。当嫌疑人被剥夺自由、与世隔绝，要求他们证明 “被刑讯”，就像让羔羊证明 “狼有多残忍”。举证责任倒置，让侦查机关证明 “自己没打人”，不是刁难，而是给正义留条活路。 这能直击刑讯的隐蔽性死穴。罗树中被虐的指定居所、刘德山受刑的无窗房间，都是没监控、没见证人的 “法外空间”。可侦查机关掌握着审讯的时间、地点、方式，全程录音录像、第三方监督，这些他们做得到 —— 只是不想做。一旦法律规定 “证明不了无刑讯，就推定有刑讯”，那些暗室里的拳头，才会真正停下。 这更是对控辩平衡的救赎。现在的法庭上，带着镣铐的被告人，要对抗拿着 “合法说明” 的侦查机关，力量悬殊如蝼蚁撼树。律师要录像，得到的总是 “设备坏了”；要取证，面对的总是 “录像丢了”。举证责任倒置，就是把 “自证清白” 的压力还给强势方：设备坏了？请解释清楚；录像丢了？承担刑责的后果。这才是司法该有的温度 —— 保护弱者，而非纵容强者。 更关键的是，它能倒逼侦查模式 “刮骨疗毒”。多少侦查人员迷信 “口供为王”，把刑讯当破案捷径？因为刑讯成本太低了：制造冤案，大不了用 “时效过了”“证据不足” 搪塞；而一旦举证责任倒置，刑讯来的口供作废，还得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 这才能逼着他们从 “暴力取证” 转向 “物证为王” 的正道。 三、让制度长出牙齿：不止于 “倒置”，更要 “落地” 举证责任倒置不是孤军奋战，得有配套机制托底，才能织密防冤假错案的网。 全程录音录像必须成为 “铁证”。法律得明明白白规定：所有审讯必须在看守所，由看守所这个第三方全程录制，录像一式三份，侦查机关、律师、检察院各存一份，任何一方不得擅自修改或销毁。罗树中案能排除非法供述，就靠律师证明了 “监视居住时没合法录像”。要是定下 “无完整录像即推定刑讯”，那些 “设备故障” 的借口，还能骗得了谁？ 责任连带机制得 “咬出血”。现在的问题是，刑讯者往往没事，国家赔偿由纳税人买单。罗树中、刘德山案的施暴者至今没被追责，这哪是惩恶，是在纵恶！必须立下规矩：刑讯者，无论过多少年，都按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追责；领导批准纵容的，“一案双查”；国家赔偿后，一分不少向责任人追回来。谁施暴，谁担责，这话得钉死在法律里。 司法公开要成为 “探照灯”。罗树中姐弟 “告御状” 遇上中央督导组，刘德山案靠舆论关注重审 —— 这些个案转机，说到底是靠阳光照进了暗箱。得建个刑讯申诉的 “绿色通道”：被告人说被刑讯，法院必须开庭审、公开对质，绝不能搞 “书面审理”“内部沟通” 那套暗箱操作。就像龚稼立组长说的 “材料我一定会看”—— 司法机关敢直面问题、公开纠错，公众才会信正义真的存在。 四、正义的刻度：从个案突围到制度重生 300 份非法供述被排除，法官沦为囚徒后的觉醒，这些个案撕开的口子，暴露的是现行举证规则的致命伤。回望历史，清末司法腐败到 “百姓看清军败亡而喝彩”，就因为公正成了空谈。而刑讯逼供，正是司法公正的头号杀手。 举证责任倒置，表面是改个规则，实则是重塑司法理念：它承认 “权力容易滥用”，所以要用制度捆住权力；它守住 “宁可错放，不可错判” 的底线，拒绝 “以正义之名行不义”；它知道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更怕 “沉默的正义会消亡”。 从罗树中案的再审听证，到刘德山案无罪判决里那根 “有所疏忽” 的尾巴，这些微小的进步在说：只有让施刑者自证清白，让受害者不再带伤举证，才能实现 “每个案件都让人感受到公平正义” 的承诺。这不是否定侦查权，是让法治更文明；不是牺牲效率，是对正义的敬畏。 终有一天，当刑讯逼供的阴影被举证责任倒置的阳光驱散，当每份口供都经得起程序拷问，当制造冤案者无处可逃 —— 那时，罗树中的肋骨不会白断，刘德山的 19 个月不会白熬。司法正义的防线，才能真正筑牢。而这，才是法治中国该有的底色。 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权利救济、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稳定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是，一些从事司法工作的人，还是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有案不立、压案不办、有法不依、违法执法。前些年流传民间的顺口溜：“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的现象至今还存在着。 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有些司法人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栽判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上诉申诉，申诉再申诉，申诉不成后都去国家信访局，导致国家信访局门庭若市，而国家信访局实质上是一个中转局，一般是把上访（上诉和申诉）的案件一级一级地向下转，最后还是转回当地被举报人处查处。在目前地方官不是真正由民选，只有上级才能管得了下级的情况下，让违法者自查自纠是不可能公正的事，也是违背人性的，无形中造成老百性状告无门。一些遭遇不公的当事人直接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危及整个社会的极端举动；自行执法，甚至报复社会滥杀无辜。或者利用自己的某种关系解决纠纷，向“黑社会”求助，这将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冲突。 司法公正就象一个风向标，它会引导着社会风气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健康的司法是惩恶扬善的，它会引导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司法结果是惩善扬恶的，它将引导社会风气向坏的方向发展。司法腐败是导致社会道德堕落，社会风气恶化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司法腐败使得的社会正义无处伸张，人们有仇无处报，有冤无处伸。让人们对社会的感觉是一片黑暗。在司法腐败的背景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就会层出不穷。 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司法工作人员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 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司法不公，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党的政权。 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是早有结论的，但是如今许多人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两千多年前的《左传曹刿论战》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话说当年齐国大军攻鲁，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来应战。庄公先说了两点：一是衣食这类养生的东西，我不敢独自享受，一定把它分给别人。二是祭祀用的猪、牛、羊、玉器和丝织品，我从来不敢虚报夸大，一定按照实情相报。但曹刿认为这只是小恩小惠和小信用，据此并不能取胜。最后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明察，我一定会按照实情处理。”曹刿这才放心：这是尽了本职的一类事情，可以凭借这一点去应战。许多人事后总结说鲁国之所以取胜，是因为鲁庄公采纳了曹刿关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战术理论，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视了司法公正在凝聚民心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反面的例子是清末的多次对外应战。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一定要知道，任何人伤害老百姓的利权就是等于伤害党的政权之逻辑。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全面统一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决和冤假错案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不作为乱作为、违法执法、贪赃枉法的司法人员必须严惩不贷，让人民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才能幸福生活，国家才能稳定发展，党才能长期执政。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