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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原因，是实行市场经济的私有制
国民党反动派是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集团所用的贬称。1927年，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标志着国民党右派已经变成了反动派。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是指所有国民党员，而是指右派。国民党左派不属于反动派。 1927年以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标志着国民党右派已经变成了反动派。所以被中国共产党称为国民党反动派。1949年，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集团在大陆的反动统治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推翻。 反动原因 苛捐杂税 由于国民党官僚阶层、封建地主阶级和各行各业封建把头等的剥削压迫，土地大量集中。地主豪绅被日军洗劫一空后，为恢复原来的财势地位，他们利用手中的土地，乘灾荒之机，提高押金和租额，榨取佃农血汗；或围粮拒粜，索取高价；或偷运外地，牟取暴利；或把持义仓积谷，从中贪污舞弊；他们还利用高利贷来剥削农民。在县城和农村集镇，店员、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等劳动人民的命运都掌握在资本家和封建把头手里，成年累月在饥饿与穷困中挣扎度日。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因财政困难，增加捐税；第二次国共内战，损伤巨大，为了补充兵源，为其内战充当炮灰。1948年至1949年，仅华容征兵达3120人。 群众中流传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民谣，以抵制抽壮丁。许多青壮年为逃避抽丁，有的断肢伤目而自残；有的抛妻别母，流落他乡；有的变卖家产，贿通抽丁官吏。每抽一次壮丁，都是国民党官兵及乡、保长们敲诈勒索群众的一次机会。连年天灾人祸，把劳苦大众压榨得无法生存。 货币贬值，通货膨胀 国民党政府为支付进行内战的庞大经费，过量发行货币，因而引起通货恶性膨胀，法币迅速贬值，物价空前高涨。尤其是米价，一日数涨。100元法币1937年可买两头牛，1948年却只能买五分之一两大米。 与民争利，贪污腐败横行，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 “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军事专家罗援称：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国民政府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部队腐败，军纪涣散 由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1949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全线崩溃后，桂系白崇禧部10多万人相继败窜入湘。地处湘北的平江、湘阴、岳阳县等地深受其害。平江地处湘鄂公路要道，沿公路溃退的白军大肆抢劫奸淫，上塔市至县城的公路沿线，民众的鸡鸭猪牛被宰光，粮食被吃光，衣物被抢光，男丁多被捉充新兵。 白部第十九兵团鲁道源部窜据县城后，派兵至各商店和城郊挨家挨户勒派军谷，每户数十至百斤，一天就勒索1000石以上。岳阳县驻军蚁集，军事机关多达50多个，过境者源源不断。这些溃军三五成群，闯入民室，翻箱倒柜，劫取钱财。在县城金鹗山一带，白军为抢掠粮食，竟抛掷手榴弹，死伤民众数人。城陵矶和楼西湾一带百姓因粮食财物被劫一空，无法生活，有的被迫自缢身亡。不到2个月时间，岳阳县城乡被强索的大米，有据可查的在900万斤以上，无条据的更难计数。壮男多被强拉当兵，逃避不及的妇女无不被蹂躏，致使丁男不敢耕于野，妇女不敢织于室。田园荒废，庐舍皆空。 抗战胜利后，直到大陆解放，这段时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派被定性为“反动派”，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响应。因为国民党政府在这段特殊时期的反动统治与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同志营造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失败原因 政治反动 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利益，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长期进行反共内战与人民为敌。 经济失败 战时统制经济曾使“大后方的战时工业显示了中国工业史上创纪录的发展速度”，“一度推动了中国内地现代化的进程”；但这种超经济的国家干预也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的秩序，导致民间资本严重萎缩、国家资本过度发展甚至吞并民间资本。战时统制经济与腐败、通货膨胀的关系密切。 经济崩溃 认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导致南京政权的败亡，提出经济崩溃说：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经济由于美国的经济侵略、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和内战的巨大消耗而陷入严重危机，币制改革使经济加速崩溃。财政经济的总崩溃，既推动国统区民众起而为生存斗争，也加剧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矛盾的激化和军事与政治的危机，导致南京政权败亡。 合法危机 把中国放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考察，提出未来得及制度创新终至合法性危机说：中国是在庞大的人口压力和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政治衰败和国家四分五裂的背景下开始现代化起步的。南京政权面临来自外国列强、地方势力和民间社会三方面挑战，来不及实现制度创新，厉行政治、经济、农村等各方面改革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愿望和要求，只得向专制体制回归； 于是丧失现代化导向，不但无法化解抗战胜利后的参与爆炸危机，反而发生合法性危机，最终被以中共为代表的自下而上兴起的革命力量击败。南京政府对社会的抽取超过了社会可资抽取资源的限度，引发社会对抗；政府在集权的同时不向社会尽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也无力通过制度创新完成变革，结果丧失政治转型的历史机遇，失去合法性基础。 政治失败 学者们把视角上溯至清末，指出从传统官僚帝制到现代中央集权科层制之间必须经过集权（传统）——分权——集权（现代）的过程，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启动。民国以来至30年代的权力分散和政治无序，诱发了全能主义政治的产生。但国民党的全能主义政治在权力凝聚与分散两个层面都犯了错误。 政府偏重从地方收缴权力而不注重决策的分层化，造成在中央能够控制的权力网络，决策过分集中于行政中枢，特别是蒋介石个人，权力运作中人治传统更起作用，制度化水平低下。国民党在本应分权的社会层面却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并对地方势力施行削弱和消灭政策。结果是被剥夺殆尽的民间社会丧失了推进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愈演愈烈的暗斗明争贯穿南京政权之始终，削弱其统治。于是全能主义政治走向全面衰败，出现改朝换代的革命。 腐败说 国民党既不能实现向现代法理型政党的结构转变，又丧失了革命党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在意识形态内聚功能减弱、组织结构涣散和政治无内部制衡与外在监督的情形下，逐渐趋向腐败。表现为贪污腐败、组织涣散、派系争斗的政治腐败是国民党统治垮台的根本原因。蒋介石的观点认为国民党军队腐败根源于党的腐败，推论出国民党腐败是该政权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国民党的腐败与抗战胜利后的劫收结合起来，劫收是南京政权失败的原因。国民党政权腐败的政治根源有三：一是清党和向旧军阀势力妥协，使该党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丧失革命精神和活力；二是删除三民主义中的革命成份，失去抗御腐败的思想武器；三是国民党政权的政治体制在设计和程序上的弊端，使其缺乏应有的制衡机制，基层组织涣散。 私有制说 认为南京政权失败原因在于所依靠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意识形态，这决定了他们为满足私利必然损害和牺牲人民利益，必然失去人心，走向败亡。 失去农村 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迅速崩溃，农村问题、特别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未解决具有决定意义。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而南京政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科举制度的废除造成农村精英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豪强恶霸逐渐占据底层权力中心，乡村阶级冲突加剧。到南京政权统治时期，政府穷于应付各方面挑战，对农村底层的控制更加微弱，政府职能在农村基本只体现为征粮、征赋、征丁，加剧了与农民的紧张关系。渴望土地的农民在共产党的土改措施下被大规模动员起来，成为改朝换代最强大的社会资源。 综合因素 一、（1）南京政权缺乏统治基础。1927年后国民党失去了工农的支持；作为该政权社会基础的土豪劣绅又不能同其真正合作；民族资产阶级在绑架、勒索政策和官僚资本的吞并下逐渐与南京政权分手；军队也因清党而失控，素质低下、纪律败坏，不堪依靠；从而失去建立一个国家的起码条件。（2）尽管国民党建立起一个现代形式的政权，但派系纷争、贪污腐败、行政效率低下与该政权相始终，统治机器一直不能正常运转。（3）地方割据势力始终作为一支强大的异己力量存在，使南京政权的统治受到严重削弱；解放战争时期，占军队多数的地方军队的瓦解，是直接促其军事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长期对抗，“割据分权行为破坏了国民党政权的政令军令统一”，是南京政权覆亡的必然性因素之一。南京政权本应施行民主政治以整合地方力量，实际却是对地方势力施行削弱和消灭，引起对方如法对抗，损其统治，促其崩溃。党政权遭到全方位重创，加之共产党的有力竞争，该政权崩溃的步伐大大加快。（4）南京政权处在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由乱到治的转型时期。社会动荡不定、战乱频仍；人口迁徙极为频繁，人口过剩的巨大包袱伴随政权始终；政府未能在不同的利益集团间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和财富，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导致整个社会陷于恶性循环的混乱中。对外，南京政权还要时时应付来自列强的严峻挑战。在国内外诸方面、多种压力下，加速了该政权的崩溃。南京政权覆灭是由许多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权的阶级属性、社会基础、政治行为模式、政党及军队状况是其崩溃的必然性因素。抗日战争、政治民主化骗局的败露与内战的挑起是其失败的两个偶然性因素 二、南京政权统治时期，封建主义因素始终被大量保留，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相对微弱，半殖民地因素却影响巨大。由此导致：第一，中国民族产业资本的积累异常贫乏，商业资本很难向工业资本转化，反而常发生工业资本向商业资本的逆转。民族产业资本的稚弱和工商结构不合理，使中国：（1）始终未形成资本雄厚的产业资本家集团，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对抗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倾轧和专制政治的压迫。这是南京政权能实行政治独裁和文化专制，在政治上失去民心的经济根源。（2）产业不发达、经济基础薄弱，使中国时常遭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掠夺和各种投机行为的侵害，很难经受长期战乱的考验。这是南京政权崩溃的一个基础性经济原因。第二，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势力强大。近代中国，无论官僚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都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封建性和投机性。官僚资本凭借权势、采用超经济强制进行独占，所形成的垄断不是建立在生产发达和集中的基础上，而主要是从商业和银行业投机起家的，没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做后盾。到国民党统治后期，官僚资本的投机性更为严重，实力弱小的民族资本迫于通货膨胀和官僚资本侵吞的压力也纷纷效仿。结果整个社会无人生产，全去投机，经济一片混乱萧条，直至崩溃。官僚资产阶级的强大为南京政权的崩溃埋下伏笔。 第三，贪污猖獗。封建制度下贪污普遍，且官僚多用特权去经商捞外快。特权转化为经济行为的结果，必然导致贪赃枉法、政治腐败。封建主义既被大量保存，故在南京政权统治下贪污、化公为私、劫收等丑剧层出不穷，“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大破局”最终呈现。第四，殖民地经济特色显著。（1）中国近代工业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沿海沿江地区。这种带有显著殖民地经济特色的工业布局，使中国在抗战初期就丧失了90%左右的近代工矿业，2/3以上的交通运输线和占收入85%以上的地区，工业基础和财源损失惨重，加之庞大的战争消耗，两者相加所形成的巨大亏空，给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以毁灭性的打击。为平衡战时收支，只好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导致该政权财政崩溃的一个直接原因。（2）由于中国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封建自然经济很难真正打破，直至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才引起自然经济的解体。这就决定了商品的选择性和市场价格结构的不合理，造成进口工业品和出口农产品的不合理交换，限制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村市场的扩大。到30年代，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造成农村金融枯竭。抗战胜利后的通货膨胀使早已存在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迅速扩大，农民实际收入大大减少，农村进一步贫困化。这是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农村经济破产和其失去农民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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