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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绝不能把未成年人保护法，变成保护未成年人犯罪法
“如果未成年人杀人不偿命、老人犯罪不受罚，那是不是花钱雇个孩子或老人，就能明目张胆地行凶？” 这个看似极端的假设，却戳中了当下法律实践中最刺眼的痛点 —— 当 “年龄” 成为犯罪的 “保护伞”，当《未成年人保护法》被异化为 “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法”，法律的公平正义何在？受害者的尊严与权利又该向谁讨要？ 一、犯罪不分年龄，恶意不应豁免：“主观故意” 才是定罪的核心标尺 有人说，未成年人 “不懂事”，犯罪是 “一时糊涂”。但沈阳地下通道的施暴者，明知将视频售卖是传播暴力，却标价 50 元赚 “快钱”；江油那伙撕扯同学衣服的少年，清楚脱衣羞辱会造成精神伤害，却对着镜头狂笑；江西万载围殴同学的 9 人，明知拳头会打断骨头，却故意朝着要害下手。这些行为里，哪有半分 “不懂事” 的影子？分明是 “明知故犯” 的恶意。 犯罪的本质是 “主观恶意 + 客观伤害”，与年龄无关。一个 13 岁的少年，若明知用刀刺向心脏会致命仍下手，与一个 30 岁的成年人持同样心态行凶，其恶意程度有何区别？受害者的疼痛与死亡，不会因施暴者年龄小而减轻半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初衷写得清清楚楚：“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这里的 “未成年人”，首先是被侵害的无辜者，而非侵害他人的施暴者。 更值得警惕的是 “年龄漏洞” 可能被恶意利用。用户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若 14 岁以下犯罪真的 “零成本”，难保不会有成年人教唆、雇佣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近年来，多地已出现 “成年人指挥未成年人盗窃”“利用未成年人运输毒品” 的案件，正是钻了 “年龄豁免” 的空子。当法律对 “恶意”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等于给犯罪集团递上了 “作案工具”。 二、时代变了，法律不能停留在过去：未成年人犯罪已呈现 “早熟化”“恶性化” 特征 或许有人说，“孩子还小，心智不成熟”。但今天的 “孩子”，早已不是几十年前的模样。 从生理上看，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青春期发育年龄较上世纪 90 年代提前了 2-3 年，12 岁少年的身高、体能已接近成年。从认知上看，互联网让信息获取无门槛，一个 13 岁的孩子通过短视频就能学会 “如何规避法律制裁”“怎样施暴不留下证据”，其对 “犯罪后果” 的认知甚至超过成年人。 与之相对的，是未成年人犯罪的 “成年化”“组织化” 趋势。最高检数据显示，2020-2024 年，14-16 周岁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抢劫等恶性犯罪的案件年均增长 12.3%，其中有组织犯罪占比达 34%，不少案件中出现 “分工明确、事后销毁证据” 的成熟作案模式。沈阳那起案件中，施暴者不仅分工殴打、拍摄，还形成 “售卖视频 - 获利 - 再施暴” 的恶性循环，其组织性与反侦查意识，哪里像 “孩子” 的行为？ 当孩子的 “恶意” 已与成年人无异，法律若仍固守 “14 岁以下免责” 的旧标准，就是对现实的漠视。正如犯罪学家李玫瑾所言：“法律的年龄门槛，必须与青少年认知发育水平相匹配。当 12 岁的孩子已能清晰分辨‘杀人是错的’，却仍因‘年龄小’免罚，这样的法律只会扭曲他们的是非观。” 三、古今中外的启示：对恶性犯罪的宽容，从来不是 “文明” 的象征 回望历史与世界，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 “零容忍”，其实是人类法治文明的共识。 我国唐代的《唐律疏议》早有明确规定：10-15 岁杀人 “必须死刑，没得商量”；8-10 岁杀人若情节恶劣，需奏请皇帝裁决，而非直接豁免。这种 “区分情节、重罪重罚” 的思路，恰恰体现了古人对 “恶意” 的精准判断 —— 年龄可以减免轻罪，但不能宽恕杀人这样的大恶。 再看国外，伊朗法律规定：少年杀人者，男性监禁至 15 岁处决，女性至 18 岁处决，不因 “未成年” 抹杀其罪行；新西兰曾有 14 岁男孩残忍杀害流浪汉，因情节恶劣被判处 “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你的年龄不能成为践踏生命的借口”；美国部分州对 13 岁以上实施恶性犯罪的未成年人，允许按成年人标准量刑，2023 年就有 14 岁少年因谋杀祖父母被判处 25 年监禁。 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原则：对生命的尊重、对正义的维护，永远高于 “年龄豁免” 的形式主义。当一个孩子举起屠刀时，社会更该思考的是 “如何让他为生命负责”，而非 “如何帮他逃脱惩罚”。 四、法律修订势在必行：以 “8 岁” 为界，构建 “犯罪必担责” 的闭环 基于现实需求与法理逻辑，法律修订必须迈出实质性步伐： 其一，将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调整至 8 岁。 《民法典》已明确 “不满 8 周岁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对 “伤害他人” 缺乏基本认知；但 8 岁以上未成年人，已能分辨 “打人会痛”“杀人会死”，其主观恶意应被法律认可。建议 8-12 岁实施恶性犯罪者，送入专门矫治机构接受至少 3 年以上的强制矫正，记录入 “未成年人犯罪档案”；12 岁以上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等重罪者，直接适用刑法，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其二，建立 “监护人 + 学校” 的连带追责机制。 未成年人犯罪，往往是监护失职与学校教育缺位的共同结果。江油事件中 “躲着不露面” 的家长、万载事件里 “未及时干预” 的学校，都该承担责任。建议明确：未成年人犯罪，父母需承担全部民事赔偿，情节严重者（如多次纵容、教唆）追究刑事责任；学校若存在 “明知欺凌不处理”“未开展法治教育” 等失职行为，校长与直接负责人应被撤职，学校纳入 “教育黑名单”。 其三，强化 “矫治教育” 的实质性惩戒。 现行 “批评教育”“家长带回” 等措施形同虚设，必须让 “矫治” 带 “痛感”。专门学校应配备心理矫正师、法治教官，实施 “军事化管理 + 心理干预 + 技能培训” 的综合矫治，定期评估改造效果，未达标的延长矫治期，杜绝 “走个过场就释放”。 五、保护儿童，是保护 “未来” 而非 “恶”：立法必须守住人民的期待 “儿童是民族的未来”，这句话的前提是 “儿童成长为好人”。若法律纵容孩子行凶作恶，培养出的只会是危害社会的 “未来罪犯”，这绝非党和国家对 “下一代” 的期待。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底色是 “正义”，而非 “纵容”。当一个 13 岁的少年因 “年龄小” 免于处罚，而受害者家属只能对着墓碑流泪时；当被欺凌的孩子不敢上学，而施暴者在校园里耀武扬威时，这样的 “保护” 早已背离了人民的意愿。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国家立法必须盯着 “人民满意” 这个标尺：人民期待的是 “被侵害者能讨回公道”，而非 “施暴者能全身而退”；期待的是 “孩子懂法守法”，而非 “孩子利用法律犯罪”。对那些让人民寒心、让正义缺席的条款，必须果断修订 —— 这不是 “对孩子严苛”，而是用法律的锋芒，为每个少年划清 “不可逾越的红线”，让他们懂得：年龄再小，也不能践踏生命；力气再弱，也不能伤害他人。 唯有如此，《未成年人保护法》才能真正成为 “保护善良的盾牌”，而非 “庇护罪恶的温床”；才能让每个孩子明白：真正的 “未来”，不是靠年龄逃避责任，而是靠敬畏法律、尊重生命，走出的光明大道。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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