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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湖北婚检艾滋病隐瞒的事件，暴露出医生陷入两难的境地 近日，湖北发生的这起婚检艾滋隐瞒事件，如同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公众对医疗伦理与法律制度的激烈讨论。这起事件看似简单，却深刻暴露出当前婚检制度与隐私保护制度存在的深层矛盾，折射出公共卫生安全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复杂博弈，也暴露出了医生陷入两难的境地。 这起事件的经过令人痛心：婚检医生依规将女方的艾滋病检测结果上报疾控中心，女方得知结果后却要求医生保密，并执意完成结婚流程。全然不知真相的男方在婚后不幸感染。悲愤交加的男方不仅威胁医生人身安全，还向卫健委投诉医生失职，最终导致医生被停职。这场悲剧中，医生的处境尤为尴尬——他的每一步操作都严格遵循《艾滋病防治条例》，依法履行了对患者隐私的保护义务，却依然成为矛盾焦点，承受着来自各方的指责与压力。 这并非个例。类似困境频繁上演：曾有医生因向男方透露女方艾滋检测结果，被女方以侵犯隐私为由投诉，最终被停职、丢了工作；而选择严守保密规定的医生，又可能因未及时提醒潜在感染者，在悲剧发生后成为众矢之的。医生们陷入“说也错，不说也错”的两难境地，根源在于制度设计的不完善。
回溯婚检制度的变革历程，能更清晰地看到问题所在。1996年，强制婚检制度旨在通过医学筛查，保障婚姻健康与公共卫生安全；而2003年新婚姻法取消强制婚检，初衷是尊重公民隐私权，减少行政干预。然而，制度的调整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却留下了重大安全隐患。自2003年以来，因一方隐瞒艾滋病情导致伴侣感染的案例屡见不鲜：河北某男子婚前隐瞒病情致妻子感染，最终被诉诸法庭；多地出现类似事件，受害者维权无门，公共卫生风险不断累积。 这场困局的核心矛盾，在于隐私权保护与公共安全责任的失衡。一方面，《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规定，医疗机构需严格保护患者隐私，仅能将检测结果告知本人；另一方面，艾滋病作为严重威胁生命健康的传染性疾病，其传播可能对配偶、家庭乃至社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在婚姻这一高度亲密且具有法定责任的关系中，单向的隐私保护制度，使得一方的知情权与生存权被置于危险境地。 破解这一困局，需要重新审视制度设计。是否应当针对艾滋病等高危传染病，在婚姻关系中建立特殊的信息披露机制？例如，可借鉴部分国家的做法，要求婚检机构在发现重大传染性疾病时，以匿名方式向另一方发出健康风险提示；或建立婚前健康信息自愿共享平台，在双方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实现信息互通。此外，加强婚前健康教育、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引导公众树立对疾病的科学认知与责任意识，同样刻不容缓。 湖北婚检艾滋隐瞒事件，不仅是个体悲剧，更是整个社会制度的警钟。唯有在尊重隐私权的基础上，构建更平衡、更人性化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体系，才能避免医生继续陷入两难境地，才能让每一对步入婚姻的伴侣，真正享有健康与安全的权利。这场关乎生命与伦理的讨论，亟待更理性的思考与更有效的制度革新。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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