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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法官的妻子被人睡也这么判？司法的意义是在扬恶善惩吗
三名男子在2022年左右相识并成为好友，但是在2024年，其中一人赵某与另一好友付某妻子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后，又与另一好友王某（化姓）的女朋友发生性关系。随后在对峙过程中，付某和王某将赵某打成轻伤。 2025年8月20日，红星新闻记者从裁判文书网获悉，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付某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6个月；对被告人王某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 甘肃省宕昌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2022年左右，被告人付某与被害人赵某认识并成为朋友，后付某通过赵某认识了被告人王某，后来后付某、赵某、王某三人互相成为朋友。 2024年11月，赵某与付某妻子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后赵某将此事告诉了王某。12月29日，赵某又与王某女朋友发生了性关系，后王某得知了此事。今年1月，三人因此事发生对峙，过程中，付某从当时所驾驶车辆后备厢拿出一根棒球棍，并继续质问赵某，赵某仍然否认，后付某持棒球棍、拳脚对赵某胸、背等身体部位反复持续殴打。殴打结束后，付某、王某驾车带着赵某返回过程中被民警查获。经宕昌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害人赵某身体损伤程度属轻伤一级。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根据一审判决书中王某的供述与辩解，在发现事情败露后，赵某曾向王某下跪，“我朝他嘴上扇了两巴掌。”此外，“在左大胯上踢了两三脚，在后背上用膝盖顶了两下。”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付某、王某故意伤害被害人赵某身体并致其轻伤一级，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被告人付某、王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坦白。被告人付某自愿认罪认罚且签字具结，被告人王某当庭自愿认罪认罚，可对二被告人从轻处罚，从宽处理。结合社区评估意见，对被告人付某可适用缓刑。 不过一审法院评判认为，被害人赵某拒不接受赔偿且对被告人王某不予谅解，对被告人王某不适用缓刑。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付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6个月；被告人王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 在甘肃宕昌这起案件中，赵某先后与好友付某的妻子、王某的女朋友发生不正当关系，其行为无疑是对友谊的践踏，对家庭伦理的挑战。当付某持棒球棍、王某用拳脚将赵某打成轻伤一级后，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二人有期徒刑，这样的结果让不少人产生 “法律在鼓励破坏他人家庭” 的疑问。 公众的困惑并非没有缘由。从朴素的正义观来看，赵某的行为突破了道德底线，是引发冲突的根源。他先是背叛好友信任，破坏他人家庭关系，事后面对对峙还拒不承认，其行为在情感上难以被原谅。而付某和王某作为情感上的受害者，在遭遇双重背叛后情绪失控实施报复，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民间 “恶有恶报” 的朴素认知。 当 “过错方” 赵某未受刑事惩处，“受害者” 却因暴力维权获刑时，公众自然会觉得判决结果与情感期待存在落差。甚至有人质疑：“法律的意义在于惩恶扬善，可一审判决似乎在鼓励破坏他人家庭和感情。” 这种感受源于对 “恶” 的惩处方式存在认知偏差 —— 公众期待看到道德上的 “恶人” 受到直接惩戒，却容易忽略法律对 “惩恶扬善” 的实现路径有更严谨的界定。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轻伤以上后果的，构成故意伤害罪。付某持棒球棍反复殴打赵某胸背，王某对下跪的赵某扇耳光、踢踹，这些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当防卫或情感宣泄的合理范畴，侵犯了赵某的人身权利。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对二人定罪量刑，是基于法律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与赵某是否存在道德过错无关。毕竟，法律不能因为赵某的道德失范，就默许他人以暴力方式 “私刑” 惩戒。 法律的 “惩恶扬善” 绝非简单的 “以牙还牙”，而是通过明确权利边界和行为准则，引导社会通过合法途径实现正义。赵某的 “恶” 在于破坏伦理、背叛信任，法律对其的 “惩” 体现在民事追责和社会评价降低；而付某、王某的暴力行为是另一种 “恶”—— 侵犯他人生命健康权，法律必须对这种 “恶” 进行惩戒，否则就会陷入 “以恶制恶” 的恶性循环。 在传统司法理念中，“天理” 代表朴素正义与公序良俗，“国法” 是刚性的制度规范，“人情” 则体现社会情理与个体境遇的考量。这起案件的判决争议，恰恰凸显了三者平衡的重要性。从国法层面，付某和王某的故意伤害行为已构成犯罪，“判有罪” 是对法律底线的坚守，无可争议；但在量刑时，应融入 “天理” 与 “人情” 的考量，对二人都用缓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在本案中，付某和王某系初犯、偶犯，犯罪起因是遭遇情感背叛这一强烈刺激，主观恶性相对较小；若二人能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赵某的医疗损失，结合其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有限的特点，完全可能符合缓刑适用条件。 这样的处理既坚守了 “国法” 的刚性 —— 明确暴力维权的违法性，又体现了 “天理” 与 “人情” 的温度：理解受害者在情感崩溃下的冲动，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并非对暴力行为的纵容，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实现 “惩恶” 与 “教育” 的双重目的，让公众感受到法律不仅有硬度，更有体恤人性的温度。 当然，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法律与道德并非割裂的两张皮。在依法惩治暴力行为的同时，社会也应强化对情感背叛、家庭伦理失范行为的道德约束，通过舆论引导、社区教育等方式筑牢道德防线；民事法律也应更明确地支持对情感侵权、家庭伦理破坏行为的追责，让赵某这类行为在法律框架内付出更清晰的代价。唯有法律守护底线、道德引领风尚，在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平衡中寻求最优解，才能让 “惩恶扬善” 的价值追求真正落地。 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权利救济、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稳定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是，一些从事司法工作的人，还是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有案不立、压案不办、有法不依、违法执法。前些年流传民间的顺口溜：“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的现象至今还存在着。 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有些司法人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栽判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上诉申诉，申诉再申诉，申诉不成后都去国家信访局，导致国家信访局门庭若市，而国家信访局实质上是一个中转局，一般是把上访（上诉和申诉）的案件一级一级地向下转，最后还是转回当地被举报人处查处。在目前地方官不是真正由民选，只有上级才能管得了下级的情况下，让违法者自查自纠是不可能公正的事，也是违背人性的，无形中造成老百性状告无门。一些遭遇不公的当事人直接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危及整个社会的极端举动；自行执法，甚至报复社会滥杀无辜。或者利用自己的某种关系解决纠纷，向“黑社会”求助，这将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冲突。 司法公正就象一个风向标，它会引导着社会风气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健康的司法是惩恶扬善的，它会引导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司法结果是惩善扬恶的，它将引导社会风气向坏的方向发展。司法腐败是导致社会道德堕落，社会风气恶化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司法腐败使得的社会正义无处伸张，人们有仇无处报，有冤无处伸。让人们对社会的感觉是一片黑暗。在司法腐败的背景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就会层出不穷。 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司法工作人员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 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司法不公，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党的政权。 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是早有结论的，但是如今许多人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一定要知道，任何人伤害老百姓的利权就是等于伤害党的政权之逻辑。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全面统一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决和冤假错案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不作为乱作为、违法执法、贪赃枉法的司法人员必须严惩不贷，让人民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才能幸福生活，国家才能稳定发展，党才能长期执政。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