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中华：不给贪官一次出路，国家不可能有出路
官僚腐败，是深植于国家肌体的 “毒瘤”，是羁绊社会进步的 “顽疾”。它以隐蔽或公然的方式鲸吞国家财政资源、侵蚀公共利益根基，更以 “权力寻租”“利益输送” 等行为撕裂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 —— 当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向特权倾斜，当企业发展需依附 “权力关系” 而非核心竞争力，当普通民众的合理诉求因腐败梗阻难以落地，发展的 “获得感” 便会在民众心中大打折扣。如何跳出 “腐败滋生 — 打击遏制 — 反弹回潮” 的恶性循环，既需要 “刀刃向内、刮骨疗毒” 的勇气，更需要兼顾历史存量、现实约束与长远发展的理性智慧。 一、反腐成效与新挑战：从 “不敢贪” 到 “不愿为” 的治理失衡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掀开历史性篇章：“打虎” 无禁区，查处周永康、孙政才等一批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拍蝇” 零容忍，整治群众身边的 “微腐败”“蝇贪蚁腐”；“猎狐” 不止步，从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10668 人，追回赃款 4479 亿元。这场覆盖全域、纵深推进的反腐风暴，彻底打破了 “刑不上大夫” 的幻想，构建起 “不敢贪腐” 的高压常态。 然而，反腐高压下的 “副作用” 也随之显现：部分地方和部门出现 “为官不为” 的懒政庸政现象。一些官员将 “不犯错” 作为首要目标，面对群众诉求 “推诿扯皮”，面对发展难题 “消极应付”—— 项目审批 “等文件”，民生问题 “踢皮球”，本该主动作为的岗位沦为 “清闲衙门”。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和国家的 “致命伤”，能在短时间内动摇权力根基、损害核心利益（如李传良案中近 30 亿元国有资产被侵吞），那么懒政庸政就是党和国家的 “慢性病”：它以 “温水煮青蛙” 的方式消耗行政效能，以 “不作为” 的消极态度冷待民众期待。 二者虽表现形式迥异，却同样危及国家治理的健康肌体：庸官懒官的 “不作为”，会直接消解政府公信力 —— 当民众奔波多趟仍办不成一件事，当政策红利因 “中梗阻” 无法惠及基层，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便会受损；更严重的是，“推诿扯皮” 会不断累积群众不满，当矛盾长期得不到疏导，便可能形成随时引发风险的 “政治堰塞湖”，动摇社会稳定的根基。 二、腐败成因：个人失德与制度漏洞的双重叠加 要破解腐败困局，首先需厘清其滋生的根源。贪官并非天生具备贪腐倾向，其堕落轨迹往往是 “外界诱惑” 与 “内在欲望” 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权力集中、监督缺位的领域（如资源开发、工程审批、财政拨款），为 “权力寻租” 提供了空间 —— 李传良在担任鸡西市财政局长期间，正是利用财政资金分配、国企管理的 “制度缝隙”，通过虚假项目套取国家资金、挪用公款；另一方面，部分官员理想信念滑坡，将 “当官” 异化为 “谋利” 工具，在 “攀比心理”“侥幸心理” 的驱使下，从 “收受一条烟、一瓶酒” 的小错，逐步滑向 “贪污数千万、数亿” 的深渊。 但更需清醒认识到：官僚腐败绝非单纯的 “个人道德问题”，其深层症结在于制度漏洞。从近年查处的案件来看，腐败多集中在 “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 的领域 —— 这恰恰说明，当权力运行缺乏透明化、规范化的约束，当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 未能形成有效制衡，当 “权力清单”“责任清单” 未能真正落地，腐败便有了滋生的 “土壤”。这也是为何反腐败会陷入 “按下葫芦浮起瓢” 的困境：仅靠 “抓个案、惩个人”，而不堵塞制度漏洞，便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再生。 三、反腐困境：在 “清算存量” 与 “维护稳定” 间的艰难平衡 当前反腐败面临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处理 “历史腐败存量” 与 “现实治理稳定” 的关系，形成了难以突破的 “两难选择”： 若对过去的腐败问题 “视而不见”，不进行彻底清算，不仅会伤害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更会削弱反腐的公信力 —— 民众会质疑 “反腐是否只打‘小虾米’，不碰‘大老虎’”，进而对反腐败斗争失去信心； 若采取 “一刀切” 的强硬清算，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轻则导致部分官员因 “怕追责” 而消极怠工，加剧懒政庸政，使政府陷入 “半瘫痪” 状态；重则可能引发少数官员 “抱团自保”“对抗调查”，甚至影响政治稳定。 这种困境并非我国独有，国际经验已给出印证：1993 年，韩国总统金泳三为整治积重难返的腐败，闪电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短短数月内查处数千名官员，包括国会议员、法院院长、军方高层，虽震慑了腐败，但也一度引发政局恐慌；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初期，因严惩警界腐败（三年间 200 多名警员入狱），引发 1977 年警员集体冲击廉署的事件，最终港督不得不颁布 “特赦令”，对 1977 年 10 月 1 日前的贪腐行为停止追究 —— 这一 “妥协” 虽看似 “让步”，却为廉署后续的长期运作保住了空间，也为香港彻底肃清腐败奠定了基础。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道理：反腐败不是 “非黑即白” 的 “革命式清算”，而是需要兼顾 “惩治腐败” 与 “维护稳定” 的 “渐进式改革”。盲目追求 “你死我活” 的对抗，只会陷入中国历史上 “改朝换代的暴力循环”—— 数千年来，中国多次陷入 “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再腐败、再推翻” 的怪圈，核心原因便是 “成王败寇” 的思维定式：将改革等同于 “打倒旧势力”，而非 “构建新制度”。这种思维不仅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进步，还可能导致社会秩序崩塌，最终受损的仍是普通民众。 四、破局思路：以 “有条件赦免” 疏解存量，以 “制度重构” 防范增量 （一）“有条件赦免”：不是纵容腐败，而是理性破局 提出 “给贪官一次出路”，绝非对腐败的 “纵容”，而是基于现实的理性选择。民间流传的 “十个官员九个贪，一个不贪难升迁” 的顺口溜，虽有夸张成分，却折射出部分领域 “腐败存量较大” 的现实 —— 若一味强硬追查，可能导致 “鱼多网破” 的局面：大量官员为自保而相互包庇，形成 “攻守同盟”，增加调查难度；更严重的是，部分官员可能将贪腐所得转移至境外（如李传良早在 2014 年便通过拉杆箱携带现金、经由香港转移赃款），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最终受损的仍是国家与民众利益。 “有条件赦免” 的核心，是划定清晰的 “时间红线” 与 “责任底线”，实现 “疏堵结合”： 赦免条件：对在规定期限内（如 6 个月至 1 年）主动、全额退缴赃款，且无 “严重侵害群众利益”“造成重大国家损失” 等恶劣情节的官员，可免除党纪、政纪处分，不追究法律责任，保留其合法的政治、经济待遇； 惩戒底线：对拒不退赃、隐瞒赃款，或在赦免期后继续贪腐的官员，一律从严从重惩处 —— 政治上开除公职、永不叙用，经济上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处罚高额罚金，法律上按刑法最高标准量刑（如贪污受贿 20 万元以上判死刑）。 这一制度设计的优势在于：既能促使大量赃款回流国内（避免资本外流 “肥了敌国”），又能减少反腐阻力，为后续制度改革创造稳定环境；同时，也能打破 “官员因怕追责而不愿作为” 的僵局，让 “退赃后的官员” 重新回归正常工作，缓解懒政庸政压力。 （二）制度重构：织密 “不能腐” 的笼子，筑牢 “不敢腐、不想腐” 的防线 “有条件赦免” 只是 “疏解存量” 的权宜之计，要实现反腐败的长效化，关键在于构建 “不能腐” 的制度体系，从根源上遏制腐败再生。结合我国国情，可从八个维度推进制度改革： 完善民选与财产公示制度：除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各省省长、各部委部长等核心岗位外，其余各级官员（包括市县乡级党政正职、部门负责人）均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并全程公示个人及家庭财产（包括房产、存款、股票、投资等）。让官员的 “命运决定权” 掌握在民众手中 —— 唯有如此，才能倒逼官员真正 “对民众负责”，而非 “对上级负责”，从根本上扭转 “只唯上、不唯下” 的为官心态。 细化量刑标准，强化法律震慑：立法明确 “贪污受贿量刑梯度”,按贪污受贿 1 万元判刑 1 年、10 万元判刑 10 年、20 万元以上（含 20 万元）判处死刑的标准，形成清晰的法律红线。同时，取消 “死刑缓期执行”“终身监禁” 的弹性空间，让官员直观感受到 “贪腐的代价”，从心理上形成 “不敢贪” 的震慑。 健全举报激励与保护机制：提高举报奖励标准：按查处腐败金额的 50% 奖励举报人（如查处 100 万元赃款，奖励举报人 50 万元）—— 这一比例看似较高，但相较于 “因未发现腐败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仍是 “小成本换大收益”。同时，建立 “举报直查机制”：接受举报的司法机关（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检）需直接查办，不得转交地方；对泄露举报人信息、保护举报人不力的司法人员，从严追究刑事责任，彻底消除举报人的 “后顾之忧”。 推动司法机关主动出击，严查 “小贪小腐”： 改变 “坐等举报” 的被动模式：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检、公安部组建 “专项巡查组”，不定时赴各地开展明查暗访；同时，明确 “查小案与查大案并重”—— 大要案往往由 “小贪小腐” 演变而来（如李传良的贪腐便是从挪用小额公款、收受小额贿赂开始），唯有 “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才能避免 “小病拖成大病”。 优化行贿人处理机制，打破 “行受贿同盟” ：修订法律法规：对主动自首、配合调查的行贿人，免予定罪并给予奖励（参照举报人标准）；对拒不配合、隐瞒行贿事实的行贿人，与受贿人 “同罪论处”。这一调整的核心逻辑在于：行贿人是腐败链条的 “关键知情者”，当前对行贿人的严厉处罚，实则倒逼 “行受贿双方结盟”；若给予行贿人 “免责激励”，便能切断双方的利益捆绑，让受贿人因 “怕行贿人揭发” 而不敢受贿，从根源上瓦解腐败链条。 建立权威跨部门巡查机制，打破地方保护：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审计署联合组建 “中央巡查组”，不定时、不打招呼赴各地开展巡查，有权直接查处各级党政官员的违纪违法案件。巡查组抵达地方后，先开展 7-10 天的暗访，再通过新闻媒体公布暂驻地址、举报电话，方便民众反映问题。这一机制既能打破 “地方保护主义”，破解 “天高皇帝远” 的治理难题，又能彰显中央反腐的权威，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 从古至今，“钦差大臣” 式的巡查始终是破解地方治理困境的有效手段，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强化官员思想教育与人事制度改革：一方面，加强官员理想信念教育与法治教育：通过定期培训、案例警示，让官员树立 “执政为民” 的理念，杜绝 “做官为名利” 的错误认知，避免 “不懂法而犯法” 的悲剧；另一方面，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等制度，建立 “能者上、庸者下、腐者查” 的考核评价体系 —— 让 “不作为、慢作为” 的官员失去位置，让 “敢担当、善作为” 的官员得到重用。 坚持党对反腐工作的绝对领导，构建 “党主民主” 制度：反腐败的根本保障，在于坚持党对国家治理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党主民主” 并非否定民主，而是结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由党带领人民制定反腐法律法规、设计民主监督机制，由党主导官员选举、权力监督，最终实现 “依法治国” 与 “党的领导” 的统一。这一制度既避免了 “多党竞争” 可能导致的政治分裂，又能确保民主建设不偏离 “为人民服务” 的核心目标，是符合中国历史传承与现实需求的反腐路径。 五、民主与反腐：以 “人民监督” 筑牢长效防线 民主是遏制腐败的 “最佳药方”，但民主的模式并非 “单一化”—— 君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都是实现民主的有效形式，其核心价值在于 “公共事务公开讨论、公开决策”，在于 “让人民监督权力”。 对中国而言，最适合的民主模式是 “党主民主”：在党的领导下，让人民参与官员选举、参与法律制定、参与权力监督。正如 “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就会为谁服务”—— 当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其 “乌纱帽” 掌握在民众手中，便会主动倾听民众诉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权力运行置于人民监督之下，腐败与懒政便无处遁形。 当前，部分人担心 “推行民主会导致党失去政权”，这种担忧实则多余。“得民心者得天下” 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通过领导人民开展反腐败斗争、改善民生福祉、推动社会进步，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与支持；而民主制度的完善，只会进一步强化这种信任 —— 让民众感受到 “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从而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实现 “长期执政” 的目标。 六、以理性妥协换长远进步，以制度创新破腐败困局 反腐败不是一场 “你死我活” 的暴力革命，而是一次需要理性与智慧的制度重构。“有条件赦免” 是为了疏解历史腐败存量，减少改革阻力，是 “现实约束下的最优选择”；而制度重构则是为了防范腐败增量，构建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长效机制，是 “实现长远进步的根本保障”。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改革没有 “最优方案”，只有 “可行方案”。在反腐败斗争中，既不能因 “追求绝对公平” 而忽视现实稳定，也不能因 “维护短期稳定” 而纵容腐败再生。唯有兼顾 “历史存量” 与 “未来增量”，在党的领导下凝聚全民共识，以 “和平妥协” 的方式疏解矛盾，以 “制度创新” 的手段堵塞漏洞，才能真正跳出 “腐败陷阱” 与 “庸政泥潭”。 最终，反腐败的目标不仅是 “惩治贪官”，更是为了实现 “党能长期执政、国家稳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 当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当官员廉洁奉公、主动作为，当民众的合理诉求得到满足，国家才能拥有光明的未来，人民才能拥有更有获得感、更有尊严的生活。党才能长期执政。这既是反腐败斗争的初心，也是我们党和国民共同的追求。 我认为：为了党和国家的未来，应当给贪官一次出路。如果人民不放过一次贪官污吏，那么后果很严重，就这么对峙下去，腐败一代接一代，人民最受伤，其后果就是经济趋向崩溃，最后受伤的还是老百姓。 在反腐败斗争的深水区，我们需要直面一个现实命题：如何在 “惩治腐败” 与 “维护发展稳定” 之间找到平衡点？我的核心观点是 —— 为了党和国家的长远未来，应当给过往的贪官一次改过自新的出路。这不是对腐败的纵容，而是基于民生福祉与国家发展的理性选择。 若一味追求 “零容忍” 的清算，与贪官形成长期对峙，后果将不堪设想。从现实来看，持续的对抗会导致腐败陷入 “代际传递” 的恶性循环：老一辈贪官为自保抱团掩盖，新一代官员在 “怕追责” 的焦虑中要么消极怠工，要么铤而走险延续腐败，最终形成 “反腐越严、隐性腐败越多” 的怪圈。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始终是普通民众：当腐败导致财政资金流失、公共服务停滞，经济会逐渐失去活力，甚至趋向崩溃；若重新积累发展资本，又需消耗大量自然资源与环境成本，这些代价最终仍会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相反，若人民能以理性姿态给予一次原谅，让贪官在特定条件下退回赃款，将为国家发展留住关键资本。一方面，大量原本可能被转移至境外的赃款，会重新回流国内市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等领域，直接惠及民众；另一方面，多数贪官虽贪腐，但情感上仍眷恋故土，不愿流落异国他乡，只要给予合理出路，他们更愿意留在国内为社会贡献力量。即便对拒不悔改者判刑，也难以挽回已流失的资本，反而会增加监狱管理等社会成本 —— 毕竟，没有贪官会坐以待毙，强硬打压只会倒逼他们加速转移资产、甚至逃匿境外，最终 “肥了敌国”，损害的还是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我们必须承认，对贪官的痛恨是人之常情，但反腐败不能仅凭意气用事，而要以 “最有利于百姓” 为根本出发点。仔细想想：贪官是否坐牢，民众能直接获得什么？若能通过 “退赃换出路” 的方式，让数十亿、数百亿赃款留在国内，用于改善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远比单纯的 “严惩” 更能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当然，这种 “出路” 绝非无条件 —— 核心前提是 “全额退回非法所得”，且需在规定期限内主动申报，对心存侥幸、试图蒙混过关的，必须从严打击，绝不姑息。 从改革逻辑来看，“给贪官一次出路” 本质上是一种必要的妥协。理论而言，没有任何改革能实现 “绝对最优”，所有改革都是在现实约束下寻找 “可行解”。当前反腐败面临的最大阻力，正是存量贪官的抱团抵触；若能通过妥协打破这一阻力，才能为后续制度改革铺平道路 —— 只有先 “了断过去”，才能集中精力 “惩治未来”。试想，若始终困在 “清算与稳定” 的两难中，制度漏洞永远无法补上，只会陷入 “打了东北虎，又出西南虎” 的循环，贪污腐败问题永远得不到根本解决。 更关键的是，贪官的隐蔽性决定了 “单靠查处难以根治”。许多贪腐行为经过精心伪装，若没有当事人主动交代，仅靠外部调查往往事倍功半。“有条件赦免” 恰恰能打破这一僵局：通过 “退赃免责” 的激励，让贪官主动暴露问题，既挽回了国家损失，也为后续制度建设提供了 “案例样本”，帮助我们精准找到腐败滋生的漏洞。 而赦免之后，必须立刻构建 “防腐败于未然” 的制度体系，这一切的前提是坚持党对国家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我们倡导的 “党主民主” 政治制度，正是要在党的领导下，让人民参与选官立法、参与权力监督 —— 通过完善民选制度、财产公示制度、举报激励制度等，从根源上压缩贪腐空间，让未来的官员 “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唯有如此，才能将 “一次妥协” 转化为 “长效治理”，真正为党和国家守住未来，为人民守住幸福。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