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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结婚就是为了性交生子去的，没有这个权力为什么要结婚
2025年4月16日，备受公众关注的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三年有期徒刑原判。 1：结婚，就是奔着性交去的！不是这个目的，人类怎么繁衍？你如果认同结婚的目的，就不要把女性的性交往说成是男性的“侵犯”！性交这种事，不是你情我愿，你裤子都扒不下来！不信就找你老婆试试！当然流氓除外，因为那是以生命为威胁的。 2：证据链完整？那么我举一个例子，某人进入朋友家，发现朋友被刀子捅伤，急忙去救助朋友，结果朋友死亡！那么刀子上面有该男子的指纹，地上有他的鞋印，而且他俩曾经还发生过矛盾，是不是证据链完整？是不是就可以说是他杀害了朋友？ 3：在我国，未完成插入行为虽不构成强奸罪既遂，但仍可被认定为强奸未遂，“依据刑法规定，未遂属于犯罪未完成形态，但仍需承担刑事责任，通常比既遂从轻或减轻处罚。”另外，只有在发生性关系前以及途中发生拖拽，才对强奸罪的认定有影响，在发生关系后发生的拖拽，并不能作为强奸的证据。 我认为，在司法机关审判“订婚强奸案”时，应当将此案置于天理、国法、人情的维度中综合考量。任何刑事案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司法机关不仅要聚焦案件本身的事实，更要深入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 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是办案的官，不是当老爷的官。按照司法责任制的要求，法官办错了案子就要追责。另外，法官也不能只满足于案子办的合法，还要办得合理又合情，不能只满足于不出错，而是要充分考虑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和基本的道德诉求、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 传统社会州县衙门的大堂上，常常会悬挂“天理国法人情”的匾额，以这种醒目的形式警示官员和诉讼当事人，国法是天理的化身，也是人情的集中反映，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和正当性。天理国法人情统一于国法之中。在适用国法时，天理不可违、人情不可悖，力求三者兼顾，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法律制度的重要特点和鲜明特色。这是由传统经济生产形态、宗法制社会治理结构、群体法律意识和漫长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具有法律文化惯性，至今仍有深刻的影响。 在新时代司法审判中实现天理国法人情兼顾，要创造性更新天理的内涵，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爱国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天理的新内容，让常识常理常情成为司法裁量参酌的情理。在司法审判中做到既坚守法律又通达情理，追求道德与法律交融、朴素正义与法律规范协调，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实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法官能否运用好天理、国法、人情，既是法律素养和业务水平的体现，也是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关键着力点。法官应在程序公正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选择法律规范作出专业预判，而后再运用法定相适应的原则进行回顾审视，最终得出合情、合理、合法的裁判。 审判长：本案中男女双方通过婚介机构介绍相识，经过一段时间恋爱，以结婚为目的，双方约定彩礼款18.8万元，在订婚仪式上交付彩礼10万元和7.2克金戒指。同时，席某某及其父母书面承诺，结婚一年后在房屋产权证上添加被害人名字。案发后，被害人亲属为了促成二人的婚姻，尽可能减少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曾多次与席某某及其家人沟通，希望席某某和被害人尽快到民政局登记结婚，同时表示为了减轻男方的经济压力，之前商定的其余彩礼可暂不给付，将在房产证上添加被害人名字的时间提前，但男方未予回应。 4月15日，极目新闻记者重回案发婚房时看到，案发当日被女方吴某某点火烧的卧室柜子和客厅窗帘痕迹还在，室内还遗留着女方的衣物。被告男子席某某母亲郑女士表示，她每次来到婚房都很难过伤心，坚称儿子与吴某某未发生实质性性关系，“15日辩护律师会见我儿子时，儿子很平静。”截至发稿前，记者多次来到女方家中，对方未接受采访。 2023年1月，男方席某某和女方吴某某经婚介所介绍认识。恋爱期间，双方口头约定订婚彩礼18.8万元。5月1日，席某某家为二人举办订婚仪式，当日交付彩礼10万元和7.2克的金戒指，男方承诺结婚一年后在婚房房产证上添加吴某某的名字。5月2日，女方按照当地风俗，举办回门宴，宴请男方。回门宴当天，二人在婚房发生关系，吴某某报案称被席某某强奸。郑女士称因为房产证上未加女方名字才报案。 5月4日，在女方要求下，郑女士当着办案民警的面写下保证书，答应次日12时前在房产证上加上名字。5月5日，席某某涉嫌强奸，被阳高县警方带走立案调查。席某某被带走前，双方在阳高县民政局准备领证后立即去办理房产证加名字的手续，但未办理成功。 法院一审查明，在婚房内男方不顾女方被害人反对，强行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同年12月25日，一审认定被告人违背被害人意志，构成强奸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其当庭提出上诉。经最高人民法院四次延期，2025年3月25日，该案刑事、民事二审开庭审理，未当庭宣判，女方未出庭。 该案在一审判决时，席某某与女方母亲吴女士的一段录音被作为重要证据。录音中，女方母亲询问“你们订婚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吧”，席某某肯定回复，对方追问“你对吴某某进行强暴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吧”，席某某回复“噢噢”。对于这段录音，郑女士称，席某某在二审法庭上解释，当时没有反驳，主要是出于对女方长辈的尊重，并非认罪。此外，男方提供的证据包括医院诊疗记录（称女方处女膜完整，未见新鲜破口）和鉴定书（送检物未检出人精斑及STR分型）。 该案一审宣判后，阳高县人民法院官方人士回应媒体称，2023年5月2日，在婚房内席某某不顾被害人反抗，强行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事后，被害人情绪激动，实施了点火烧卧室柜子和客厅窗帘等行为，还逃出房间通过步梯下至13层“呼救”，后被席某某强行拖拽回房内。侦查人员调取的小区监控录像显示，被害人在逃出房间通过步梯下至13层后，又被席某某强行拖拽回案发现场14层房内。走访时，记者注意到，案发婚房13层至14层的楼道里没有监控，只有电梯里有监控。 此前的刑事上诉书显示，二人在订婚前3个月的交往期间，感情深厚甜蜜，曾有亲嘴、搂抱、触摸等亲密行为，称婚房内目前仍保留不少女方的个人衣物，比如文胸、袜子，还有发卡等，以证明女方在案发前经常与席某某在涉案房屋内休息生活，两人具备实施亲密举动的时间、空间条件。 郑女士对极目新闻记者称，该案二审刑事部分双方庭辩焦点有两个，是否发生实质性性行为、是否违背妇女意愿。 针对是否发生实质性性行为的争议，男方主张席某某仅“下体接触”，未完成插入。司法鉴定显示女方内裤、阴道擦拭物中未检出人精斑及STR分型，只是床单上有精斑，医院诊疗手册显示女方处女膜完整，未见新鲜破口。 针对是否违背妇女意愿的争议，女方提供了手臂淤青、婚房物品损毁、监控显示的拖拽行为，以及女方多次明确反对婚前性行为的证词作为证据。男方则反驳称拖拽是事后因女方情绪失控纵火，肢体接触仅为控制行为，其家属质疑淤青系日常磕碰，并称事发后女方要求房产证加名字，动机不纯。 郑女士称，在二审法庭上，席某某始终坚称自己冤枉，男方辩护律师提出了40多条质证意见，检方在庭审中未作出明确答复。她认为席某某未与吴某某发生实质性性关系，“他们只是有亲密接触。” 郑女士对极目新闻记者称，10多天前她向大同市人民检察院提交了控诉材料，请求追究办案人员玩忽职守的罪责。《控告材料》显示，其控告对象为阳高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阳高县检察院相关负责人等12人。 《控告书》披露，相关单位在办理席某某涉嫌强奸案件中，存在“警方未等待DNA鉴定意见，即向县检察院错误报批”“检方未等待DNA鉴定意见，作出错误批捕决定”“警方申报批捕所附卷宗50页，统计案卷实际有69页，至少少报19页”等情况。 控诉12名办案人员的主要理由是“本案系在鉴定委托已受理、鉴定意见未作出的情况下，错误报捕、批捕”。具体依据为，2023年5月4日至5日，警方进行多次调查取证。5月8日，大同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受理DNA鉴定、检查。5月9日报捕，5月15日批捕，而5月19日大同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才出具鉴定书。郑女士认为，这个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 4月15日，极目新闻记者还到席某某及吴某某所在的村庄进行了走访。女方在阳高县城中村的住所是一处平房。4月15日，记者来到女方家中，吴某某及其家属未接受采访。此前，记者多次来此并致电女方，均未得到回复。 城中村多位村民称，女方前几年从该县偏远村庄搬到城中村，他们平常和女方没有过多交集，案发后议论此事的村民比较多，“吴某某出门，和谁都不说话。”其中，部分村民对订婚后女方还报案告男方强奸的做法不理解。另有村民表示，“订婚了，事情又发生在婚房里，两个人之间的事儿咱不了解，也不好评价。” 男方所在村庄村民称，其父母在村里种地及养猪，家庭条件在村里中等偏上。对于女方报案称男方强奸，部分村民也表示不理解。走访中，记者发现，村民的这种想法可能与当地的婚俗有关。 该村村民表示，根据当地的婚俗，一般两人订了婚，就算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很正常，但案发后，部分村民意识到，双方订婚了没领结婚证，发生关系男方也有可能被告涉嫌强奸。村民还提到，当地大多数男方结婚，要置办彩礼、三金、买车及在城里买房。彩礼方面，2000年前后，阳高县的彩礼在1万元至3万元不等，2015年前后涨到了6.6万元、8.8万元等，2018年前后，涨到了14.8万元、15.8万元、16.8万元等，2023年后，彩礼以16.8万元、18.8万元居多。此案中若女方报案确因财产纠纷，可能削弱其指控的可信度。 此案原本非常亲密的恋爱关系，最终之所以闹得妇孺皆知，我认为，是因为女方太过功利！说白了，结婚过日子不是目的，另有所图才是实情！因为事发后，女方一系列的反常行为，显而易见证明了这一点—— 5月4日，女方报官，男方被带走，家长随后同意在房产证上加名字！——这是经官之后再次达成的协议！ 5月5日，双方赶往民政局，准备一手办结婚证一手办房产证，——通俗一点说，等同于一手交钱（房产证），一手交货（结婚）！——这是“强奸”、经官之后双方最后一次亲密、和谐相处！ 事态之所以急剧恶化，只因在等待把房产证送来的过程中，女方失去了耐心，决定离开且不同意撤案！而实际上，房产证在女方离开十几分钟后就到了！ 从法理来讲，没结婚就发生关系，显而易见不行，是必须要追究责任得！但从常识常情常理的“三常”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呢？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但有人之所以毫不顾惜自身的名誉，外扬“家丑”，事出反常必有妖——因为在他们看来，那半套房产，远比自己已经被整得稀烂、因此没必要在意、在乎的名声更值钱！ 我们可以想见，如果房产证在女方失去耐心之前送到的话，还会有这桩如此奇葩的案件吗？ 在民间，订婚就意味着确定婚姻关系，下一步扯了结婚证，无论办不办酒，是否举行婚礼，男女双方就已经是法律承认的夫妻婚姻关系了！ 可问题就发生在这之前！ 从双方亲密无间、像回家休息一样自然、房间遗留物品来看，很难说，在此之前，双方没有发生过亲密关系！但这一次之所以爆雷，只是因为：以前还没有产生“在房产证上加名”的想法，而这一次，在举行订婚宴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 人心不足蛇吞象！最终呢，鸡飞蛋打，竹篮打水一场空！女方不但没有如愿在房产证上加名，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彩礼、房产、婚姻和家庭，还搭上了自己的名声！ 男方呢，也有很深刻的教训需要汲取！ 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明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只吃人不吐骨头的饿狼，既然不是心甘情愿、两情相悦的情侣、恋人，而是通过中介结成的协议婚姻，那么，要想达到目的，就要大大方方、慷慷慨慨，动作麻利点儿，速度再快点儿，彩礼给多点儿，过户速度点儿，即便人家暂时还没想到，——比如，积极、自觉、主动把轿车也过户到对方名下！ 如此说来，此事并不是没有转机！想让女方主动撤诉吗？一切加倍啊！只是，在羁押了羁押了将近两年之后，即便此时撤诉，男方也很难再回心转意了！ 今年初，在一号文件里，再次将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提升至移风易俗核心任务的高度，强调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性。如何有效遏制农村高额彩礼，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 当前，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乱象仍在蔓延。这种彩礼攀比风气，不仅加剧了婚姻的经济负担，使情感基础被物质因素取代，还严重侵蚀了乡风文明建设成果，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大阻碍。我认为，结婚送收彩礼，应以买卖人口犯罪论处，才能有效治理高额彩礼的陈规陋习，重塑婚姻观念，真正遏制高额彩礼乱象。 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维持原判引发社会热议：法理、民俗与彩礼困局的多维审视。2025年4月16日，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三年有期徒刑原判，这一结果再度将公众视线聚焦于这起持续两年的争议案件。案件核心围绕“是否违背妇女意愿”与“性行为性质认定”展开，而背后更深层次的矛盾，则折射出婚俗习惯与现代法律的碰撞、彩礼经济与情感伦理的撕裂。 争议焦点：事实认定与法律逻辑的博弈。 一审法院认定男方席某某违背女方吴某某意志实施强奸，证据链包括女方手臂淤青、现场物品损毁（卧室柜子与窗帘被烧）、监控显示的拖拽行为，以及席某某与女方母亲对话录音中疑似认罪的回应。然而，男方提出多项反证：医院诊疗记录显示女方处女膜完整、无新鲜破口，司法鉴定未在女方体内检出精斑，且双方恋爱期间存在亲密行为、婚房遗留女方私人物品，试图证明二人关系亲昵且性行为或属自愿。 二审庭审中，辩方提出40余条质证意见，核心质疑证据关联性——例如，拖拽行为是否因女方纵火后的控制需要，淤青是否为日常磕碰所致。但检方未作明确回应，郑女士（男方母亲）更指控办案程序违法，称警方在DNA鉴定结果未出前即报捕，卷宗材料存在缺失。 民俗视角：订婚习俗与法律边界的错位。当地婚俗中，订婚被视为婚姻关系确立的重要环节，订婚后同居甚至发生关系被部分村民默许。然而，法律层面明确区分“订婚”与“婚姻”，即便双方以结婚为目的，未领证的性行为仍受刑法约束。这种认知差异导致案件争议加剧：部分村民难以理解“订婚后为何仍算强奸”，而法律必须坚守“自愿原则”的底线。 值得关注的是，彩礼数额在当地呈指数级增长：从2000年的1万-3万元攀升至2023年的16.8万-18.8万元，背后裹挟着房产、车辆等附加条件。本案中，女方要求房产证加名未果后报案，男方家属质疑其动机与财产纠纷相关，这一争议亦折射出彩礼经济对婚姻关系的异化。 社会反思：彩礼乱象与婚姻观念的重构。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直言：“结婚送收彩礼应以买卖人口犯罪论处。”这一观点虽激进，却切中当前农村“天价彩礼”的痛点——当婚姻沦为物质交换，情感基础被消解，矛盾极易激化。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彩礼治理列为移风易俗核心任务，足见问题的紧迫性。 从案件细节看，双方在“经官”后仍能协商办证、领证，却因房产证送达延迟而破裂，暴露出婚姻关系的脆弱性。若以“三常”（常识、常情、常理）审视，女方“宁损名誉也要争房产”的行为，男方“因小失大”的应对均凸显出婚姻观念的功利化倾向。 法律理性与社会治理的双重命题。此案不仅是个体权益的司法裁决，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传统婚俗与现代法治的深层矛盾。如何在保障女性权益的同时，化解彩礼经济带来的社会阵痛？或许需从立法完善（如明确彩礼返还标准）、乡风引导（推广简约婚俗）、社会救济（提供情感咨询服务）多维度入手。唯有重构婚姻价值内核，方能避免类似悲剧重演。 正如案件本身充满争议，社会治理亦需在法律刚性与民俗柔性间寻找平衡——这既是对司法智慧的考验，更是对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叩问。 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的重要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稳定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是，一些从事司法工作的人，依然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有案不立、压案不办、有法不依。前些年流传在民间的顺口溜：“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所描述的现象至今仍未完全杜绝。 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司法工作人员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遭受牢狱之灾，甚至失去生命！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司法不公，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 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是早已被历史证明的结论，但是如今许多人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两千多年前的《左传·曹刿论战》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话说当年齐国大军攻鲁，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来应战。庄公先说了两点：一是衣食这类养生的东西，我不敢独自享受，一定把它分给别人。二是祭祀用的猪、牛、羊、玉器和丝织品，我从来不敢虚报夸大，一定按照实情相报。但曹刿认为这只是小恩小惠和小信用，据此并不能取胜。最后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明察，我一定会按照实情处理。”曹刿这才放心：这是尽了本职的一类事情，可以凭借这一点去应战。许多人事后总结说鲁国之所以取胜，是因为鲁庄公采纳了曹刿关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战术理论，这其实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视了司法公正在凝聚民心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反面的例子是清末的多次对外应战。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 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人民法院无疑就是这道最后防线的终极守护者，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有些法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判决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上诉申诉，上诉再申诉，申诉不成只好去国家信访局，导致国家信访局门庭若市，国家信访局还当国家收转局，不直接查处一转了之。 国家信访局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也是人民群众无处申冤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现在国家信访制度实行的是“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所以国家信访局在办理信访事项时，实际只起到了一个“收转局”的作用。信访工作只是“来信转转，来访谈谈”。 这样的信访制度，各地方官员就会有天高皇帝远的思维，总想着，你告到中央去也得转回来当地查处，怪不得有些地方官员对上访的老百姓说道：你别说告到党中央国务院，你告到联合国去我也不怕，最后还得转回来。这就会造成老百姓状告无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导致一些遭遇不公的人直接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危及社会的极端举动，自行执法，甚至自杀性报复社会滥杀无辜。 在当前只有上级才能管得了下级的情况下，国家信访局对上访的案件，绝不能犯官僚当收转局，转回地方查处，让当地自己查处自己是不可能公正的事，也是违背人性的。国家信访局应当领导国务院的各部委、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政法机关直接查处。人手不够可以招聘，起初工作量会大些，过段时间就会少了，只要中央直接查处，各地就不敢做不公正的事，各地不敢做不公正的事了，就不会产生访民。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决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要严惩不贷。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社会才能稳定发展，党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而长期执政。 法官审判公平正义、才能防止被打被杀。希望通过党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绝对全面领导、通过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开展、通过司法改革的推进，人民会慢慢发现，打官司不用再求人了，法官不再生冷硬了，当一份份判决都得到信服，法治精神成为普遍信仰，败诉方不会再怨恨法官，到那时，法官群体才称得上真正的安全。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到那个美好的画面：当法官踏出法院大门的一瞬间，斜刺里闯出一个老汉，手中握着的不再是剔骨钢刀，而是一捧鲜花。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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