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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国家赔偿金不能仅仅赔工资，含冤者的一切损失都应赔偿
在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国家赔偿制度是纠正公权力过错、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屏障。然而，近期两起国家赔偿案例的曝光，却让这道屏障的 “防护漏洞” 浮出水面 —— 民企老板范海生被错关 212 天仅获赔 15 万余元，不及律师费一半；谷建彬因阻强拆被羁押 295 天获赔 21 万，却要面对 3000 多万元的贷款压力。这些案例尖锐地揭示出一个核心问题：当前国家赔偿以 “工资补偿” 为核心的模式，远远无法覆盖含冤者承受的全方位、深层次损失。国家赔偿不能仅仅停留在 “赔工资” 的层面，含冤者的财产损耗、职业毁灭、精神创伤、社会关系断裂等一切损失，都理应得到全面赔付；更重要的是，国家赔偿金不应由全体纳税人 “埋单”，而需追溯至违法办案的司法人员，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筑牢司法公正的防线，还给含冤者一个完整的人生。 一、赔偿 “缩水”：含冤者的损失远不止 “失去的工资” 从范海生的遭遇来看，这场持续数年的冤屈，对他而言绝非 “212 天自由” 与 “15 万赔偿” 的简单换算。作为北京中科普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被错误羁押期间，公司的正常经营陷入停滞：与浙江、广东等地多家合作企业的合作终止，不仅直接损失了巨额收益，更错失了长期积累的商业信誉与市场机会；更致命的是，公司原本作为某重大国际赛事抗菌餐具供应商的资格，也因这场冤案化为泡影 —— 这种级别的商业合作，一旦错失，几乎没有挽回的可能，背后是企业未来数年的发展潜力被彻底扼杀。然而，在法院的赔偿决定中，这些实实在在的财产损失被完全忽略，仅以 “人身自由赔偿金 + 少量精神损害抚慰金” 草草结案。范海生那句 “国家赔偿不到律师费的一半”，道尽了含冤者在维权路上的无奈与荒诞 —— 为了洗清冤屈，他付出的成本早已远超所谓的 “赔偿”，而这场冤案对他事业造成的毁灭性打击，更是 15 万元难以衡量的。 谷建彬的经历则更添悲情色彩。曾经，他的 1.5 万平方米猪场生意红火，一年能赚上千万元，是家庭生计的支柱；如今，猪场被强拆后只剩断壁残垣，他因 “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 被羁押 295 天，即便最终获得 21 万元国家赔偿，在 3000 多万元的贷款面前，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为了维持生计，他连每天 2 万元的饲料都快供不上；怕查出病没钱治，他不敢去医院做检查；甚至连律师费都还欠着，唯一的指望竟是迟迟未落实的拆迁补偿。对谷建彬而言，国家赔偿的 21 万元，既无法弥补猪场被强拆的财产损失，也无法偿还因冤案导致的债务危机，更无法修复他因冤屈而断裂的生活轨迹。他失去的不仅是 295 天的自由，更是曾经安稳的生活、对未来的期待，以及一个普通人应有的尊严。 这两起案例并非个例，赵作海的悲剧更是将国家赔偿制度的短板暴露无遗。11 年的牢狱生涯，让他与社会彻底脱节 —— 出狱后连手机都不会使用，社会化过程的断裂使他难以融入正常生活；65 万元的赔偿款，在人情纠葛与骗局中迅速耗尽，最终他在孤独与病痛中离世。11 年里，他失去的何止是 “工资”？是职业生命的彻底终结（出狱后已无劳动能力与职业技能），是亲情友情的疏离（长期羁押让社会关系逐渐瓦解），是身心健康的永久创伤（脑梗、高血压等疾病缠身，却因对西药的抗拒而延误治疗）。以 “工资标准” 计算的赔偿，根本无法填补这种系统性的人生损害。正如赵作海的遭遇所揭示的：含冤者的损失是 “全维度” 的，从物质到精神，从当下到未来，从个人到家庭，每一个层面都被冤案深深刺痛。现行国家赔偿制度若只盯着 “人身自由” 这一项，忽略了财产、职业、精神、社会关系等其他损失，本质上就是对正义的 “打折”，是对含冤者权利的二次伤害。 二、责任错位：国家赔偿不应让全体纳税人 “背锅” 当前国家赔偿制度的另一大痛点，在于责任主体的错位 —— 无论司法人员是否存在违法或渎职行为，国家赔偿金最终都由财政买单，也就是全体纳税人共同承担。这种模式看似 “维护了国家形象”，实则掩盖了司法腐败的真相，稀释了违法办案人员的责任，最终导致冤假错案的预防机制形同虚设。 国家赔偿应由违法个人全部承担，警察、检察官、法官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其执法、司法行为代表的是国家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违法过错也应由国家（即全体纳税人）“兜底”。如果司法人员因故意违法（如徇私枉法、收受贿赂）或重大过失（如玩忽职守、证据不足仍强行定罪）导致冤假错案，那么他们就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非让无辜的纳税人承担后果。例如，在范海生案中，律师多次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检察院却以 “不认罪” 为由继续羁押；在谷建彬案中，强拆行为已被确认违法，他的维权行为却被认定为 “破坏生产经营罪”—— 这些环节中，司法人员的决策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况？如果存在，那么国家在对含冤者进行赔偿后，理应向这些违法办案人员全额追偿，让他们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而非将成本转嫁给全体国民。 这种责任追偿机制的缺失，会直接导致司法人员的 “违法成本过低”。当错案的代价由公共资金承担时，部分司法人员可能会放松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反正办错案也不用自己赔钱，只要不被追究刑事责任，最多只是纪律处分。这种心态无疑会助长司法腐败的滋生，让冤假错案的风险持续攀升。相反，如果建立 “先赔偿、后追偿” 的机制 —— 即先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对含冤者进行足额赔偿，再依法向违法办案的司法人员全额追偿，同时对故意违法或重大过失者予以严惩（如吊销执业资格、追究刑事责任等），就能从根本上提高司法人员的违法成本。这不仅是对违法者的惩戒，更是对潜在违法人员的震慑，让每一位司法人员在行使权力时都心存敬畏，不敢逾越法律的红线。 司法腐败是对国家、党和人民危害最严重的腐败形式。它所侵蚀的不仅是经济利益，更是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甚至是生命权。部分司法人员为了谋取私利，不惜制造冤假错案，让无辜者身陷囹圄，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更会摧毁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动摇民众对法治的信仰。而让全体纳税人承担国家赔偿的成本，本质上是让无辜者为司法腐败 “买单”，这既不公平，也不利于从源头遏制司法腐败。只有将赔偿责任与违法司法人员直接挂钩，才能让司法队伍真正做到 “权责对等”，让司法权回归公正、透明的轨道。 三、全损赔付：让国家赔偿真正修复受损的人生 国家赔偿的本质，是对公权力过错的救赎，是对含冤者权利的修复。因此，国家赔偿必须实现 “全损赔付”，覆盖含冤者的一切损失，让正义不再留有缺口。 首先，立法层面需扩大赔偿范围，打破 “以工资为核心” 的局限。现行《国家赔偿法》虽规定了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但对财产损失的界定过于狭窄（仅承认 “直接损失”，且对 “直接损失” 的解释过于严格），对职业发展损失、社会关系修复成本、长期医疗康复费用等则完全未提及。未来，应将含冤者因冤案导致的商业信誉损失、市场机会损失、职业技能退化的培训费用、家庭关系修复的必要支出、长期心理治疗与生理康复费用等，均纳入赔偿范围。例如，对范海生这样的企业家，应赔偿其企业因冤案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商业合作终止的预期收益损失；对赵作海这样长期羁押者，应赔偿其出狱后的社会化培训费用、长期医疗费用等。只有让赔偿范围与含冤者的实际损失相匹配，才能真正实现 “填补损害” 的制度初衷。 其次，需细化精神损害赔偿标准，避免 “象征性补偿”。当前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确定缺乏明确标准，实践中往往 “一刀切”—— 无论冤屈持续多久、损害多严重，抚慰金数额都相对固定（如范海生 212 天获赔 5 万，谷建彬 295 天获赔数额也与之相近）。这种做法完全忽视了精神损害的个体差异：15 年冤狱（如张志超案）与 1 年冤狱，对当事人精神的打击程度天差地别；企业家因冤案失去事业与普通人因冤案失去工作，其精神痛苦的来源与深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应建立 “精神损害程度评估体系”，综合考虑羁押时长、冤屈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当事人的心理创伤程度等因素，制定差异化的赔偿标准，让精神损害赔偿真正与损害程度挂钩，而非沦为 “安慰性” 的象征。 最后，必须强化司法公正的制度保障，从源头减少冤假错案。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兴衰存亡，这是被历史反复验证的真理。鸦片战争时期，清军与英军激战，岸边民众却冷漠围观甚至喝彩；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部分民众甚至协助外敌 —— 这种 “民心背离” 的背后，除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更与长期的文字狱、猖獗的司法腐败密切相关。当民众在司法中感受不到公平正义，对政权的认同感便会逐渐瓦解。如今，我们更应警惕司法不公的危害：党必须加强对司法机关的全面、绝对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主办案沦为 “独立王国”；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依法严惩，绝不姑息。只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筑牢党执政的民心根基，让社会稳定发展。 从范海生的申诉，到谷建彬的无助，再到赵作海的悲剧，这些案例都在呼唤一个更完善、更公正的国家赔偿制度。国家赔偿不应只是 “赔工资”，而应是 “全损赔付”；不应由全体纳税人 “埋单”，而应让违法者担责。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修复含冤者受损的人生，才能让正义不再打折，才能让法治的光芒照亮每一个角落。这不仅是对个体权利的尊重，更是法治文明进阶的必由之路。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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