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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女子遭丈夫驾车碾拖死亡案，武汉江岸法院不能久拖不判
“女子遭丈夫驾车碾轧拖拽8米死亡”案，从2021年案发至今已逾四年，即将迎来一审第四次开庭，却始终未见判决结果。法律明确规定诉讼有期限，可这场关乎生命尊严与司法公正的审判，却陷入了“无限期等待”的僵局——这不仅让被害人干某的家属在悲痛中反复煎熬，更触碰了司法程序正义的底线。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案件审理期限有清晰界定：一审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即便扣除补充侦查、鉴定等合理扣除期限，此案四年未判的情况，也已远超法律框架内的“特殊情况”范畴。须知，“诉讼有期限”不是一句空话，它是为了防止案件久拖不决、保障当事人权利、维护司法效率的刚性约束——连普通人都懂“做事要有期限”，关乎生命与罪责的审判，更不该成为“没有截止日期的任务”。 回看案件本身，争议点本可通过高效司法程序逐步厘清，却因“久拖不判”更显混乱。检方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指控张某，但证据链与定性间的矛盾从未消散：干某事发前已因家暴、丈夫负债等问题起诉离婚，是婚姻关系中的弱势方；现场8.5米的拖拽痕迹、破损的车辆部件，与张某“没看见、没感觉”的辩解严重相悖；最新尸检确认机械性窒息为死因，知名法医胡志强更出庭提出“不排除先被掐死后伪造成事故”的关键观点，直接动摇“过失”的合理性。这些疑点本应是司法机关加快调查、推进审判的理由，而非拖延判决的借口——若审判可以无限期拖延，证据的时效性、证人的记忆清晰度都会受影响，真相反而可能在漫长等待中被模糊。 更让家属寒心的是，除了“久拖不判”，案件审理中还存在诸多程序阻碍：多次申请事故痕迹鉴定被以“送检材料不足”拒绝，前期侦查人员后期担任鉴定人、鉴定人与法院相关人员存在关联的质疑，这些问题本就需要通过规范、高效的审判流程来回应，可“无期限审理”却让这些疑问被无限搁置。对干某的父亲而言，他要的不仅是一个“有罪或无罪”的结果，更是对女儿死亡真相的确认——是“过失”还是“故意”，是“意外”还是“预谋”，每多等一天，这份对真相的渴求就多一分沉重，对司法的信任就少一分温度。 从社会层面看，“审判无期限”的危害远超个案本身。它消解了法律的权威——当公众看到“诉讼有期限”的法律条文，与“四年未判”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时，司法程序正义的公信力会被削弱；它也弱化了司法的警示作用——家庭暴力、婚姻纠纷中的极端伤害案件，需要及时、明确的判决来震慑潜在违法者，可“久拖不判”却让这种震慑力荡然无存，甚至让受害者家属陷入“求告无门”的绝望。 如今第四次开庭在即，公众期待的不仅是又一次庭审，更是一个“有期限的结果”。希望法庭能正视“诉讼有期限”的法律规定，摒弃“拖延了事”的惰性思维：一方面，充分听取法医证言、梳理证据链，直面“过失”与“故意”的核心争议，查清干某死亡的完整真相；另一方面，严格遵守审理期限规定，若确实存在需延长的特殊情况，也应向家属、向社会公开说明理由，而非让等待成为“无限循环”。 干某的生命永远停在了2021年的清晨，她三个月大的孩子再也无法感受母爱。这份无法挽回的悲剧，容不得司法程序的敷衍与拖延。法律给了诉讼期限，审判就不能没有期限——唯有让判决早日落地，才能告慰逝者、安抚家属，更守住“正义不迟到、更不缺席”的司法承诺。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中央一定要知道，任何人伤害老百姓的利权就是等于伤害党的政权之逻辑。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全面统一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决和冤假错案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不作为乱作为、违法执法、贪赃枉法的司法人员必须严惩不贷，让人民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才能幸福生活，国家才能稳定发展，党才能长期执政。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