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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上访的人并不犯寻衅滋事罪，截访的人倒是犯寻衅滋事罪
中国作为 14 亿人口的大国，在社会转型关键期，经济结构调整、利益格局重塑与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同步推进，征地拆迁纠纷、劳动权益受损、社会保障缺位等矛盾客观存在。信访制度作为法定诉求表达渠道，是群众在当地矛盾难化解时向上级反映问题的重要途径，既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更是国家治理体系中 “上下贯通” 的关键环节，旨在搭建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桥梁，解决民生痛点，弥补治理漏洞。 然而，部分地方官员受错误政绩观误导，将 “零上访” 等同于 “政绩优良”，为避免本地问题暴露影响考核，采取极端 “截访”“控访” 手段。从在车站、路口设卡拦截上访群众，到限制上访者人身自由，甚至出现威胁、殴打上访者、抢夺上访材料与通信工具等行为。这种做法不仅未能平息矛盾，反而激化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使原本可通过沟通解决的小问题演变为激烈社会矛盾，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违背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进京上访的合法性：国家设立上级政法机关的核心目的是监督下级、破解 “下级难以解决自身问题” 的治理困境。地方政府驻地不在北京，群众进京上访是向最高层级监督机关寻求公正，既不干扰地方政府正常工作，也不属于 “破坏社会秩序” 范畴，是公民依法维权的正当行为。 截访行为的违法性：对照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上访群众为维护合法权益依法反映问题，无 “无事生非” 的主观故意和 “破坏秩序” 的客观行为，不构成该罪。而截访者的拦截、恐吓行为，符合 “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 情形；若存在殴打、抢夺材料与手机等行为，还涉嫌 “随意殴打他人”“强拿硬要公私财物”，更符合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理应受到法律规制与惩处。同时，地方政府以暴力手段侵犯上访群众人身权与财产权，违背法治精神，埋下社会稳定隐患。 当前信访制度运行中，“上级监督下级” 的治理格局下，国家信访局常将上访案件简单 “收转” 回地方查处，本质上是让 “利益相关方” 自我纠错，既违背人性规律，也难以保障公正。这导致部分地方官员有恃无恐，甚至对访民宣称 “告到联合国也不怕，最终仍由当地查处”，使老百姓状告无门。一些遭遇不公的群众被迫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与社会的极端举动，如自行执法、自杀性报复社会滥杀无辜，加剧社会风险。 建立中央层面 “直接查处” 机制：国家信访局应牵头协调国务院各部委、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政法机关，对群众反映强烈、涉及重大民生与腐败问题的上访案件，由中央直接介入调查，避免地方干预。针对初期可能出现的人手不足问题，可通过公开招聘专业人员、整合政法资源等方式解决。 实现 “公正执法 — 矛盾减少 — 信访量下降” 良性循环：随着中央直接查处机制常态化，地方政府会因忌惮监督而不敢滥用权力、漠视群众诉求，从源头减少矛盾产生，进而使上访案件逐渐下降，打破 “越维越不稳” 的怪圈。 坚持 “维稳先维权” 的核心原则：做好信访工作的关键是为老百姓维权，单纯维稳不解决实际利益问题，只能 “按下葫芦浮起瓢”。要杜绝将无精神病访民当作精神病人非法拘禁，或依靠黑监狱、黑保安、黑打手维持 “虚假稳定” 的行为，通过健全诉求响应机制、加大违法违纪查处力度、完善民生保障政策，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 “得民心者得天下” 是中国历史执政铁律。完善信访工作制度、畅通群众上访渠道，不仅是 “维稳” 举措，更是惩治腐败、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要手段。将人力、财力从 “截访控访” 等被动维稳工作转向为老百姓维权，能让国家在稳定中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人民过上更有尊严、更幸福的生活，确保党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实现长期执政。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