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中华：公务员要从乡长被活埋、派出所长被打死中汲取教训
1999 年的江西丰城，一场震惊全国的 “活埋乡长” 事件，如同一把带血的利刃，在我国基层治理史上刻下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伤痕。这不是简单的暴力冲突，而是权力与民生彻底失衡后爆发的悲剧：一位普通农民，只因不堪乡政府层层加码的不合理收费 —— 那些远超中央 “减轻农民负担” 政策红线的苛捐杂税，他曾试图用最理性的方式维权，自发收集中央与江西省委的红头文件，想凭借政策依据讨回公道。可他等来的不是合理回应，却是乡政府以 “学习班” 为名的强制带走，最终落得非正常死亡的结局。 当家属与亲友 50 余人怀着悲痛与愤怒前往乡政府 “讨说法” 时，得到的却是更蛮横的驱散 —— 公职人员对群众生命尊严的漠视、对合理诉求的冰冷拒绝，如同火星落入汽油桶，瞬间点燃了周边农民积压多年的民怨。最终，丰城附近四个乡镇的数万农民，自发带着锄头、镰刀等农具包围了乡政府，情绪激动的群众捣毁办公大楼，乡长被从二楼扔下摔伤后遭活埋，派出所长与一名民警当场被打死，派出所长的尸体甚至被愤怒的群众吊在树上示众。 这场悲剧从来不是农民 “暴烈” 的证明，而是权力傲慢将民生矛盾逼至绝境的必然结果。它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当时基层治理 “失能” 与 “失责” 的严重弊病：本应服务群众的基层政权，却背离了 “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将权力异化为压榨民生的工具。即便时隔二十余年，这起事件依然如同一记警钟，时刻提醒着每一位公务员：当权力背离人民意志、漠视群众利益时，终将付出不可挽回的沉重代价。 事件后续的连锁反应，更凸显了 “正视问题、及时纠错” 对治理的重要价值。事件发生当夜，江西省政府紧急抽调大批警力进驻丰城，才勉强平息事态；8 月 31 日，国务院罕见召开全国乡镇党政正职全员紧急电视电话会议，通报了包括丰城事件在内的多起因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并以最严厉的态度下令全国立即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各类款项。 而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这起流血事件成为了推动我国农业税改革的关键转折点。2006 年 1 月 1 日，国家正式全面免除农业税，终结了延续两千余年的 “皇粮国税”，让亿万农民彻底卸下了沉重的负担。从 “流血冲突” 到 “政策革新” 的历程，清晰地向所有公务员警示：民生问题从来没有 “小事”，任何对群众利益的漠视、对政策执行的扭曲，最终都会像滚雪球一样，累积成破坏社会稳定的 “炸药包”；唯有主动倾听群众诉求、及时化解矛盾，才能守住基层治理的底线。 若将视野拉得更远，我们会发现，丰城悲剧的教训并非孤例，而是中国历史上 “民生与统治” 关系的当代映射。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恰似一部 “轻徭薄赋则兴，苛捐杂税则亡” 的周期性循环史：新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往往因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推行 “与民休息” 的政策 —— 汉初实行 “十五税一”“三十税一” 的轻赋举措，极大激活了民力，为 “文景之治” 奠定了坚实根基；北魏的均田制、唐代的租庸调制，也在短期内减轻了民众负担，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 但到了王朝后期，随着统治阶层的腐败与贪婪，苛捐杂税日益繁重，民生被压榨至极限，最终必然走向覆灭。《汉书・食货志》中，董仲舒对秦代赋役的记载至今读来仍触目惊心：“古者税民不过什一，至秦则不然…… 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秦代赋役较前代激增 20-30 倍，农民耕种豪强的土地，还要缴纳五成地租，最终 “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成为强秦仅存十五年便短命而亡的重要诱因。 即便后世有明代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亩等赋税改革，也始终难逃 “王朝后期赋税膨胀” 的循环；到了民国末期，更是出现了 “自古未闻粪有捐，而今唯独屁无税” 的荒诞景象，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众生活苦不堪言，最终加速了政权的崩塌。历史反复证明：“民富则国强，民穷则国危”，赋税与民生负担的合理性，直接维系着社会稳定的根基，任何时代的治理者都必须敬畏这一铁律。 而在当代，民生负担的核心已从 “农业税” 转向与企业、职工息息相关的社会保障领域。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减轻企业负担，从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到开展对乱收费、乱罚款的专项整治，再到鼓励地方探索灵活的惠企举措，顶层设计的每一步，都围绕 “为市场主体松绑、为企业发展赋能” 展开。尤其在新冠疫情导致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企业与职工普遍面临收入缩水、经营承压的困境，此时更应严格遵循中央 “减负纾困” 的导向，暂缓或放缓社保基数上调节奏，而非逆势增加民生与企业负担。 但从地方实践来看，部分政策执行与中央要求仍存在明显偏差，北京市近年来企业职工五险缴费基数的调整，便成为观察这一矛盾的重要窗口。为更清晰呈现政策变化、民生影响及涨率数据，现将 2020-2025 年北京市企业职工五险缴费基数关键信息整理如下：
从数据中不难看出，北京社保基数的持续上涨（尤其是下限近五年累计涨率超 98%），与中央 “减轻企业负担” 的要求、新冠疫情经济下行期企业与职工的实际承压形成了鲜明反差：2025 年全国已有 26 个省份暂缓公布社保基数新标准，河北省甚至罕见下调基数，背后正是对 “疫情纾困、共渡难关” 政策的积极响应 —— 要知道，当下制造业面临原材料涨价与订单流失的双重挤压，服务业尚未完全走出疫情阴影，社保支出的每一分增长，都可能成为压垮小微企业的 “最后一根稻草”。 对职工而言，基数上调更直接意味着到手收入缩水：7162 元的下限，对月薪仅数千元的低收入群体来说，每月多缴的社保费用，可能直接影响房贷还款、子女教育费用或日常生计；更值得关注的是，社平工资统计中包含了国企、外企等高收入群体，这直接拉高了整体水平，使得私企职工的实际收入远低于统计值，却要按照偏高的基数缴费，形成 “被平均” 后的缴费压力。这种不公，在疫情后经济恢复期更易放大民生焦虑，也与中央 “让政策红利真正惠及市场主体和普通民众” 的导向严重相悖。 雪上加霜的是，2025 年 9 月 1 日生效的 “社保强制缴纳” 政策（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强调任何规避社保的用工协议均无效），与《住房租赁条例》引发的 “房东税” 讨论，让民生领域的争议更显复杂。 在社保强制缴纳层面，官方与民间呈现出 “善意” 与疑虑的碰撞：《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提出，强制社保的核心是保护此前常被企业拒缴社保的农民工群体，是实现 “老有所养” 的重要保障，农村养老金偏低的问题需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解决，不应因此否定社保体系的进步；《人民日报》也专门澄清，“全民强制社保” 是自媒体的误导 —— 社保缴纳本就具有强制性，此次司法解释仅是统一司法标准，且仅针对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同时强调社保是个人的 “生存底线”、企业的 “未来入场券”、国家的 “社会稳定器”。 但质疑声仍未停歇：新冠疫情后经济尚未完全复苏，此时强化社保强制缴纳，是否与 “减轻企业负担” 的要求相脱节？小微企业如何承受合规成本与基数上涨（近五年下限累计涨超 98%）的 “双重压力”？这些疑问，本质上是民众对政策 “时机合理性” 的担忧，也是对地方执行是否 “因地制宜” 的拷问。 在 “房东税” 争议层面，《住房租赁条例》要求的租房备案与税务信息共享，虽被官方澄清 “不新增税收”，却仍引发了民众对 “隐性税负显性化” 的担忧 —— 现实中，主动向税务部门报税的房东极少，此前未缴纳的税款，极有可能通过涨房租的方式转嫁给租客；而备案机制的强化，让 “租房成本上升” 的焦虑被进一步放大，这显然与中央 “保障民生、稳定消费” 的部署存在落差。 这些争议的本质，是部分地方政策执行与中央要求的偏差，是疫情后经济下行期民众对 “税负感” 的敏感，更是对政策公平性、透明度的迫切诉求。遗憾的是，部分公务员仍在依赖 “倒逼机制”：发现下属失职、民生问题萌芽时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非要等到事故酿成、舆论发酵，才被动整改。这种做法，既违背了中央 “主动作为、精准施策” 的要求，也彻底背离了 “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 “等出事后再改正” 的逻辑，是责任意识的严重缺失 —— 用群众的痛苦、社会的代价 “倒逼” 工作改进，与现代治理 “防患于未然” 的理念背道而驰，更与中央 “从源头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的治理导向不符。每一位公务员都必须清醒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岗位责任从来不是 “被动应对危机”，而是 “主动落实中央政策、解决群众难题”；从来不是 “悲剧后补救”，而是 “萌芽时化解”。 历史与现实已给出明确答案：公务员当以丰城悲剧为戒，以中央 “减轻企业负担、保障民生” 的要求为标尺，尤其要充分考虑新冠疫情经济下行的实际情况，从民生争议中读懂治理的核心要义。 面对企业经营困境，要主动探索 “差异化社保缴费机制”，借鉴浙江用往年数据确定基数、福建降低企业缴费基数等创新做法，将中央的惠企政策真正落到实处，让小微企业 “喘口气、活下去”；听到职工的缴费焦虑，要优化社平工资统计口径，剔除不合理的高收入群体 “拉抬效应”，避免 “被平均” 带来的不公，让政策更贴近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面对租房税收担忧，要明确规则、消除模糊地带，通过补贴、减免等方式，杜绝 “隐性负担” 转嫁给租客，切实呼应中央 “稳定民生预期” 的部署。 更重要的是，要从秦代、民国的历史教训中敬畏规律，斩断 “乱收费、乱罚款” 的根源：一方面，严格落实中央 “规范地方债务管理” 的要求，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弥补地方财力缺口，避免地方因 “缺钱” 而向企业、民众伸手；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回归公共服务本位，摒弃 “卖地生财”“以罚代支” 的短视思维，坚守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的初心，让每一项决策都与中央要求同频、与群众期待共振。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从丰城农民的怒火到社保缴费的焦虑，从秦代的 “赋役三十倍于古” 到民国的 “粪捐之耻”，从中央 “减轻企业负担” 的明确要求到地方执行的偏差，尤其在新冠疫情影响尚未完全消退的背景下，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苛捐杂税、政策脱离实际，侵蚀的不仅是民众的财富、企业的活力，更是政权的根基；而轻徭薄役、民生为本、紧跟中央部署的治理，才能让国家实现长治久安。 每一位公务员都应摒弃官僚主义、放下权力傲慢，将 “主动作为、落实中央政策、服务群众企业” 刻进岗位意识 —— 让政策调整贴合经济脉搏、呼应中央要求，更契合疫情后民生与企业的真实需求，让决策充满民生温度。唯有如此，才能守住基层治理的底线，赢得群众与市场主体的信任，让类似丰城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让国家在民生兴旺、企业活力迸发的基础上，走向更加持久的繁荣。 此外，俗语言 “政通则人和，政兴则国昌”。政令不畅，小则影响政策落地效果，大则妨碍国家发展大局。严明的纪律，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 “一切行动听指挥”。唯有做到 “党中央有令则行，动如雷霆；党中央有禁则止，稳若泰山”，才能形成无坚不摧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拒不执行中央部署，再好的政策也将沦为空中楼阁。民间早有谚语讽喻这种现象：“中央政策大晴天，下到地区起点云，传到县里变成雨，落到镇里淹死人”“村骗乡，乡骗县，一路骗到国务院”。直至今日，“文件层层念，念完进饭店，执行不见面” 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未彻底绝迹。 一些地方官员对上一套、对下另一套，于地方或自身有利则执行，无利则拖延、甚至顶风违纪。这种行为，实质是利益观的错位与颠倒：于局部而言，是本位主义、保护主义在作祟；若任其蔓延至全国，则将严重侵蚀国家治理效能，轻则积累民怨，重则动摇政权根基。 因此，党必须下决心以强力措施确保政令畅通：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中央权威的同时，推动政策公开透明，主动接受人民监督；对那些不作为、乱作为、拒不执行中央政策的官员，必须依纪依法严肃问责，绝不姑息迁就。唯有如此，才能让中央的决策部署真正落地生根，才能让 “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落到实处。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 陈中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