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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百姓被盘剥到活不下去之时，造反叛乱就成了唯一的出路
在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里，“盛世”与“乱世”的交替似乎是个无解的循环。有观点以金融与权力的双重视角，撕开了这层循环的本质——所谓盛世，不过是皇帝暂时压制住官僚集团的贪婪，给了老百姓一次喘息的机会。而这背后，是一场关于“皇帝、官僚、老百姓”三方的财富分配博弈，持续了整整五千年。 盛世的开端：让老百姓有钱赚 所有盛世的起点，都绕不开“富民”逻辑。汉文帝继位时国库空虚，他选择了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减税，轻徭薄赋。甚至有一年直接宣布“全年免税”，让老百姓从“将所有收成上交朝廷”的生存压力中解脱。 当百姓手里有了余钱，自然会尝试经商、扩大生产，财富在市场交易中被不断创造，国家反而因经济活跃而愈发富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它证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藏富于民，才是国家真正的繁荣根基。 盛世的终结：官僚集团的贪婪反噬 可惜，这种平衡极其脆弱。因为有一群人等不及要分走百姓的财富——官僚集团。 他们看着民间财富增长，却因皇帝的减税政策无法直接牟利，便开始了各种“操作”：巧立名目收苛捐杂税，在交通要道设置关卡抽成，甚至垄断盐、铁等生活必需品的买卖。表面上朝廷税率没变，老百姓实际承担的税负却可能翻了几倍。 有个触目惊心的数据：北宋官方规定税率仅10%，但百姓实际负担高达70%。中间那60%的差额，被各级官员层层“加码”，最终落入了私人腰包。皇帝在朝堂上高喊“轻徭薄赋”，官员却在基层闷声发大财。 当百姓被盘剥到“活不下去”时，叛乱就成了唯一的出路。造反成功后，新的皇帝又会重启“减税养民”的循环，盛世看似重现，可官僚集团的贪婪从未消失，于是历史又一次进入“繁荣—剥削—崩溃—重启”的闭环。 变法案例：政策的善意与执行的扭曲 有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案例，当属某次变法。变法者看到民间商人放高利贷，利率高达100%，许多百姓因还不起钱而破产。他提出一个构想：由国家放贷，将利率降至20%，既帮助百姓摆脱高利贷陷阱，又能增加国库收入。 政策初衷是良善的，但执行环节彻底变了味。地方官员为完成放贷任务，开始强制百姓借贷：不借就是“不配合朝廷政策”，会被扣上罪名；借了还不起，官员就“连本带利催收，收不上来就抓人”。原本的惠民政策，成了官僚集团新的盘剥工具。 这场变法最终加速了王朝的衰落，也留下一个残酷的教训：政策的好坏，往往取决于执行它的人。一旦权力缺乏约束，再善意的政策都会沦为敛财的武器。 五千年循环的底层逻辑：财富总量的零和博弈 有观点点破了历史循环的本质：“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 社会财富的总量是有限的，官僚集团拿多了，百姓就必然变少。当百姓被榨干到极限，国家体系就会崩溃——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数学不允许”的必然结果。 对官僚个体而言，他们的选择是“理性”的：多捞一点，国家不会立刻垮掉；等国家真的要垮了，自己早已捞够资本，可以全身而退。每个人都觉得“问题不在自己”，可当所有人都这么做时，整个系统便会一起陪葬。 历史的真相：不是王朝更替，是财富分配游戏的崩盘 我们总以为王朝更替是因为皇帝昏庸、外敌入侵或天灾人祸，可这些都是表象。真正的根源，是财富分配的游戏彻底崩盘了。当官僚集团把百姓逼到生存底线以下，整个系统就会“重启”——不是因为道德沦丧，而是经济规律的必然惩罚。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场永不落幕的分钱游戏。我们读历史，看到的是王朝兴衰、英雄辈出，可透过金融与权力的透镜，看到的却是“皇帝、官僚、百姓”在财富天平上的永恒拉扯。盛世的短暂与乱世的漫长，不过是这场拉扯中一次次失衡与重建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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