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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对靠诽谤诬陷律师牟利的人，必须要尽快用法律严惩不贷
目前，在律师行业的隐秘角落，“退费黑产” 正以 “吞噬律师劳动成果” 为核心野蛮生长，而其背后，“以退费为名的敲诈勒索” 是赤裸裸的违法本质，必须依法严惩，绝不姑息。更要明确的是：律师 “不办事” 和 “没达到当事人诉求” 是两码事，混淆二者界限、以此索要无过错退费，甚至诽谤诬陷、敲诈勒索，既违背诚信道德，更触碰法律红线。 律师们熬夜啃案卷、跑遍各地找证据、在法庭上为当事人据理力争，用专业和汗水守护公平正义。可如今，一群逐利者把 “教退律师费” 做成生意，更有甚者教唆当事人，无视律师已完成的服务，仅因案件结果未达预期，就以 “投诉举报”“围堵闹事”“网络诋毁”“虚假诉讼” 等手段威胁退费 —— 这不是 “维权”，是典型的敲诈勒索。要知道，律所需要支付房租水电费、发律师的工资，律师也要靠代理费养家糊口，合法合规的服务报酬，容不得黑产势力掠夺；而做人更要讲诚信、有良心，若律师收了费却压根没办事，退费天经地义；但只要律师按委托合同完成了服务，哪怕结果未达预期，也不该被索要退费。 一、先明事理：“不办事” 与 “办不成” 天差地别，律师左右不了司法 很多人混淆了 “律师不办事” 和 “案件没达到诉求”，甚至以此为借口参与敲诈，这本质上是对法律服务的误解，更是对司法规律的无视。 “不办事” 是律师失职，该退！ 所谓 “不办事”，指律师收了代理费后，未按委托合同履行义务：比如收了钱却迟迟不办案，这类情况属于律师违约，当事人通过正当渠道投诉、要求退费，完全合理合法，也是行业规范所允许的。 “办不成” 是结果受限，不该退！ 而 “案件没达到诉求”，比如官司输了、赔偿金额没预期高、刑期没降到最低等，往往是多种客观因素导致，并非律师 “没办事”。要知道，律师的角色是 “依法维护当事人权益”，而非 “操控司法结果”——任何国家的司法机关都有独立裁判权，律师无法左右法官、检察官的决策。案件结果取决于证据是否充分、法律条款如何适用、案件事实是否清晰，即便律师付出 100% 努力，若证据不足、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不利，也可能出现 “办不成” 的情况。 更现实的是，司法领域难以完全避免冤假错案，而翻案更是难如登天。像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都是经过当事人家属、律师长达一二十年的持续申诉，搜集新证据、反复与司法机关沟通，最终才推动案件再审、实现正义昭雪。这恰恰说明，司法程序有其严谨性和复杂性，连翻案都需要漫长的过程，更何况日常案件的裁判？把 “没达到诉求” 归咎于律师 “没办事”，甚至以此敲诈退费，既不讲理，也不道德。 曾有这样的案例：当事人张某因合同纠纷委托律师维权，律师耗时 3 个月，先后调取 20 余份证据、3 次参与调解、2 次开庭，最终法院判决对方赔偿张某 15 万元，远低于张某预期的 50 万元。张某非但不认可律师的付出，反而在黑产中介教唆下，以 “律师没帮我拿到 50 万，就是没办事” 为由，要求全额退费，否则就去律协投诉。律师拿出完整的办案记录 —— 包括证据清单、调解笔录、庭审记录等，证明自己已尽到全部义务，但张某仍不依不饶，甚至在网上发帖诋毁律师 “收黑钱不办事”。最终律师报警，张某因涉嫌诽谤、敲诈被依法处理。这个案例正是 “混淆办事与结果” 的典型，也暴露了部分人 “赢了是自己厉害，输了怪律师没办事” 的扭曲心态。 二、敲诈套路再隐蔽，也是违法犯罪 “退费黑产” 正是利用人们对 “办事与结果” 的误解，设计各种敲诈套路，每一步都触碰法律红线： 威胁施压：拿 “举报”“网曝” 当筹码，逼律师 “退钱保执业”，符合敲诈勒索 “以要挟手段索财” 的核心要件。此前就有个叫王某的当事人，在案件结束后，听从黑产中介建议，搜集律师在办案过程中的一些小疏忽（如某次电话回复晚了半小时），就向律协投诉，并私下联系律师，直言 “给我退 50% 律师费，我就撤投诉，不然有你好看”，其行为本质就是敲诈。 现场闹事：组织人员围堵律所、举牌造谣，制造 “律师黑心” 假象，通过舆论压力逼迫退费，涉嫌寻衅滋事与敲诈勒索。某地律所曾遭遇这样的闹剧：当事人李某因民间借贷纠纷委托律师，律师帮其追回 80% 欠款，但李某仍不满，在中介教唆下，带着 3 名亲属围堵律所门口，举着 “黑心律师骗钱，收了费不办事” 的牌子大喊大叫，引来大量路人围观。实际上，律师早已将办案全程的证据（包括催款记录、法院判决书、执行回执）交给李某，只是李某因没拿到全额欠款，就咬定律师 “没办事”，妄图通过闹事逼退全款。 网络诋毁 + 连环投诉：在社交平台散布 “律师不办事” 的虚假信息，泄露律师隐私，同时向司法局、律协、12345 等多部门恶意投诉，用 “毁名誉”“耗精力” 逼迫律师妥协。律师赵某曾代理一起离婚案件，帮当事人争取到孩子抚养权和房产，但当事人因对方未支付足额抚养费（这是对方拒不履行判决，与律师无关），就听信中介说辞，在抖音发布视频，谎称 “律师收了 2 万元，却连抚养费都要不回来，纯属骗钱”，还曝光了赵某的手机号和家庭住址。赵某一边被网友辱骂、骚扰，一边要应对多部门的投诉核查，最终不得不报警，经查实，当事人与中介约定 “拿到退费后三七分成”，两人均因敲诈勒索被立案。 三、法律亮剑：敲诈退费，必受严惩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涉案 2000 元即可立案，面临严厉的刑事处罚：涉案 2000 元以上（数额较大）：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 / 单处罚金；涉案 3 万元以上（数额巨大）：处 3-10 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涉案 30 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诬陷、造谣、诽谤他人的，构成诽谤罪。此罪的核心在于故意编造并散播虚假的事实，这种行为足以降低他人的人格，对他人名誉造成破坏，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倘若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产生了严重危害，那么刑期将处于三年以上七年以下。与此同时，被害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让侵权人承担诸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若给被害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还可以要求对方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浙江曾有典型案例：当事人王某在律师帮助下追回 12 万元货款，律师已按合同完成全部服务，但王某被中介教唆，以 “律师收费太高，没帮我多要利息” 为由，威胁律师退 1.5 万元律师费，还在律所门口贴海报诋毁 “律师黑心骗钱”。律师多次解释无果后报警，警方调取王某与中介的聊天记录，发现两人约定 “拿到退费后四六分成”，最终王某和中介因敲诈勒索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罚金 5000 元，和有期徒刑五个月（缓刑一年）、罚金 3000 元。 还有更恶劣的案例：李某在黑产中介教唆下，以 “律师没帮我打赢官司，就是不办事” 为由，向律师索要全额退费。遭拒后，李某不仅多次到律师家中骚扰，还在律师孩子就读的学校门口张贴 “律师收黑钱、坑害当事人” 的传单，给律师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极大困扰。律师收集好李某的威胁录音、张贴的传单照片等证据后报警，警方调查发现李某与中介已用同样手段敲诈过 3 名律师，最终李某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1 万元，中介团伙也被一网打尽。这些案例都证明：把 “办不成” 当 “不办事”，以此敲诈退费，不是 “维权”，是犯罪，必然要付出牢狱代价。 四、多方合力，斩断黑产，守护法治 要遏制 “退费黑产” 的嚣张气焰，严惩诽谤诬陷、敲诈勒索者，需要司法机关、监管部门、律师群体和社会公众形成合力： 司法机关：主动出击，从严打击：公安机关对律师报案的敲诈案件，要摒弃 “民事纠纷” 的惯性思维，及时立案侦查，固定威胁记录、中介分成协议、虚假投诉材料等证据，避免 “以调代罚”；检察机关对黑产中介、多次敲诈的惯犯、教唆他人敲诈的组织者，依法从重提起公诉；法院加快案件审理，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 “混淆‘办事与结果’、敲诈退费必严惩” 的信号，让更多人知道 “闹退费” 可能坐牢。 监管与律协：精准拦截，强化保护：推广 “恶意投诉（敲诈）黑名单”，对因 “混淆办事与结果” 而敲诈的当事人，限制其申请法律援助、通报全行业；优化投诉处理流程，收到投诉后先核查 “律师是否真的没办事”（如要求律师提交办案记录、委托合同），对明显属于敲诈的投诉，直接驳回并移交公安，不让律师陷入 “自证清白” 的内耗。同时，律协可定期发布 “办事 vs 结果” 的普法内容，让公众了解法律服务的本质。 律师群体：主动维权，留存证据：接案时，在委托合同中明确 “服务内容”（如 “代理一审程序，包括立案、举证、开庭”）和 “不承诺结果” 的条款，避免后续纠纷；办案中，全程留存沟通记录（微信、邮件）、服务凭证（证据清单、庭审笔录），让 “是否办事” 一目了然；遇敲诈时，果断收集证据报警、起诉，不轻易 “妥协退费”，避免助长黑产气焰。 社会公众：明辨是非，坚守诚信：要明白 “律师办事靠专业，结果看司法”，不能把 “没达到诉求” 等同于 “律师没办事”；遇到法律服务纠纷，通过律协、法院等正当渠道解决，而非听信黑产中介的 “退费秘籍”，参与敲诈 —— 要知道，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中的律师，正是靠着 “明知难赢仍坚持维权” 的专业精神，才推动了正义的实现，这样的律师值得尊重，而非被敲诈。 五、划清边界：维权合法，敲诈必罚 律师行业确有少数 “不办事” 的失职者，对此类行为的合理投诉，理应得到支持，这是行业自我净化的必要过程。但 **“合理维权” 绝不是 “敲诈勒索” 的遮羞布 **，那些靠威胁、闹事、造谣，把 “办不成” 说成 “不办事”，索要无过错退费的行为，是对契约精神的践踏，是对律师劳动的掠夺，更是对法治的挑战。 严惩诽谤诬陷、敲诈勒索律师的黑产从业者和参与者，不是维护律师 “特权”，而是守护法律服务生态 —— 只有让敲诈者付出代价，律师才敢放心接案、全心办案，才敢在证据不足的案件中，依然尽力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只有明确 “办事” 与 “结果” 的界限，公众才会真正尊重律师的专业价值，整个社会的法治环境才会更健康。 对那些妄图靠混淆 “办事与结果”、诽谤诬陷律师牟利的人，必须要用法律重拳打击：别以为 “闹一闹就能退钱”，你的每一次威胁、每一次造谣，都可能成为犯罪证据；别以为律师 “怕投诉、好欺负”，法律会为守规矩的律师撑腰，更会让敲诈者为自己的贪婪和无知，付出应有的牢狱代价！ 目前，在律师行业鲜为人知的隐秘角落，一条以 “吞噬律师劳动成果” 为核心的 “退费产业链” 正野蛮生长，其嚣张程度令人瞠目结舌。曾几何时，法律服务是守护公平正义的专业场域 —— 律师们捧着案卷熬夜到天明，为一个证据跑遍大街小巷，为当事人权益在法庭上据理力争，这份职业承载的是信任与专业的重量。可如今，这片场域被一群逐利者搅得浑浊不堪：“教人退律师费” 竟成了一门一本万利的生意，有人靠着售卖 “退费秘籍”、收取 10%-30% 的 “维权佣金”，轻松实现月入十万甚至更高；而无数律师仍在办案一线苦熬，他们的心血与尊严，却成了黑产从业者牟利的 “垫脚石”。 你是否也听过这样的职业刺痛？一位律师为某起合同纠纷案件耗尽半年心血：凌晨三点修改的代理词上满是批注，往返法院十余次的车票根塞满了文件夹，为了核对一个关键证据细节，翻阅了上百页的交易记录与聊天存档。最终，他帮客户追回了全部 38 万元欠款，执行款到账的那天，客户还发来 “感谢救命之恩” 的消息。可没过一周，客户突然变脸 —— 只因刷到某短视频账号的 “教你退律师费” 教程，便以 “回复不及时”“开庭时不够激动” 为由要求全额退费，甚至放话 “不退钱就去律协告你”。 那一刻，律师的专业尊严被狠狠踩在脚下。那些耗费心力的付出，仿佛成了别人可以随意揉捏丢弃的抹布；曾经的信任与感谢，转眼变成了 “反咬一口” 的利器。这种憋屈，比输掉官司更令人窒息 —— 输官司尚可归咎于证据或法律规定，可这种 “无妄之灾”，却像吞了苍蝇般恶心又无力。更寒心的是，不少律所为了 “维稳”，往往会劝律师 “忍一忍、退点钱了事”：“别把事情闹大，影响所里声誉”“退一部分钱，省得后续麻烦”。仿佛律师的专业价值，在 “息事宁人” 面前一文不值 —— 凭什么无过错还要退钱？难道律所成了 “淘宝七天无理由退货” 的平台，法律服务成了可以随意反悔的商品？ 这些鼓吹 “退费” 的势力，根本不是在 “维权”，而是把当事人的贪心、侥幸心理当成了敛财工具。他们深谙 “律师怕投诉、怕麻烦” 的弱点，一边煽动当事人的不满情绪，一边从中抽走高额 “服务费”；他们不管律师是否真的存在过错，不管案件结果是否胜诉，只在乎能不能 “逼” 出退费 —— 这种赚着践踏专业、消费信任黑心钱的人，午夜梦回时，真能无视那些被毁掉的职业理想，睡得安稳吗？ “刚帮当事人打赢抚养权官司，他转头就联合‘退费中介’投诉我‘没帮他要到更多抚养费’；服务了五年的老客户，突然说‘之前的案子收费太高’，要追回这五年所有服务费……” 近来，律师圈被一股恶意退费的歪风搅得人心惶惶。更令人心惊的是，这种行为早已不是 “个别现象”，而是形成了标准化、流水线式的产业链：从线上售卖 “手把手教你退律师费” 的付费课程（价格从 999 元到 5999 元不等），到线下提供代写投诉材料、策划现场闹事、运营网暴账号的 “一条龙服务”，有人靠着钻法律空子、踩道德底线，把 “恶意退费” 做成了稳赚不赔的牟利生意。 一、恶意退费黑产套路深：合规律师为何成了 “待宰的羔羊”？ “要么退钱，要么我向律协举报你”—— 这句看似简单的威胁背后，藏着一套成熟到令人发指的黑产操作流程。每一步都精准击中律师的 “软肋”，把合规执业的律师拖入无休止的纠纷泥潭。 施压谈判：用 “监管利剑” 当威胁筹码 当事人先是以 “服务不满意” 为由提出退费，语气看似 “协商”，实则手握 “向律协举报”“向司法局投诉” 的底牌。有律师曾收到客户的微信消息：“我已经问过‘退费老师’了，你这种情况属于‘服务瑕疵’，律协一查一个准。要么退我一半钱，要么我明天就去交材料，你以后还想不想在这个行业做下去？” 这种以 “举报、投诉” 为要挟，逼迫律师交付财物的行为，早已超出 “合理诉求” 的范畴，成了赤裸裸的威胁。 现场闹事：制造 “弱者被欺压” 的舆论假象 连环投诉：用 “程序性消耗” 拖垮律师精力 网络审判：用 “网暴 + 名誉诋毁” 摧毁律师公信力 在投诉的同时，黑产中介会指导当事人在社交平台发布 “小作文”：在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用 “我被黑心律师坑了 XX 钱”“律师不作为，害我差点家破人亡” 等标题吸引流量，给律师贴上 “黑心”“无能”“骗子” 的标签，甚至泄露律师的姓名、电话、住址、执业证号等隐私信息，引导网友谩骂攻击。有律师曾因此收到大量骚扰电话，甚至家人的生活也受到影响；更有律师的个人主页被恶意刷屏，潜在客户看到负面信息后选择放弃委托 —— 这种 “名誉杀伤”，对靠公信力吃饭的律师而言，比经济损失更致命。 司法勒索：用 “诉讼麻烦” 逼律师 “花钱消灾” 少数极端案例中，当事人还会提起 “离谱” 的民事诉讼：以 “精神损害”“服务欺诈” 为由，索要远超律师费的赔偿（比如支付了 1 万元律师费，却索赔 10 万元精神损失）。他们明知诉求没有法律依据，却算准了 “律师怕打官司麻烦”“怕诉讼记录影响执业” 的心理，试图通过诉讼压力逼迫律师 “妥协退费”。更有甚者会直接提出 “退一半费用我就撤案”，赤裸裸地暴露了 “非法占有” 的目的。 更令人唏嘘的是，这种套路早已不止针对 “刚结案” 的案件。有位从业十二年的老律师，曾为一位客户处理过五年前的离婚案件，当时案件顺利办结，客户也从未提出异议。可去年，这位客户突然在 “退费中介” 的教唆下，以 “当年收费过高” 为由投诉，要求追回全部律师费。在监管部门的协调压力下，老律师为了不影响律所评级，无奈退还了费用，最终心灰意冷地退出了行业。他临走前烧掉了一整箱案卷，说：“我守得住法律条文，守不住人心的贪婪 —— 这行，我做不动了。” 这些操作的核心，从来不是 “质疑服务质量”，而是利用人性 “怕麻烦、耗不起、在乎声誉” 的弱点，把合规执业的律师当成 “待宰的羔羊”。他们不在乎法律事实，不在乎公平正义，只在乎能不能从律师身上 “榨出” 钱来。 二、维权与讹诈的边界：别让恶意投诉毁掉法律服务生态 不可否认，律师行业并非 “完美无瑕”—— 确实存在少数律师服务不规范的情况：比如沟通不及时、收费标准不透明、案件进展告知不主动，甚至个别律师存在 “敷衍办案”“虚假承诺” 的问题。对于这类合理投诉，理应得到妥善处理：该整改的整改，该退费的退费，这既是对当事人负责，也是行业自我净化的必要过程。 但如今的问题在于，“恶意投诉” 与 “合理诉求” 被混为一谈，甚至出现了 “投诉即胜利”“闹得越凶越有利” 的扭曲逻辑。一些地方对投诉采取 “有投必立” 的处理方式，却缺乏对 “投诉真实性” 的前置核查，导致律师陷入 “自证清白” 的被动局面：哪怕是毫无根据的指控，律师也得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去收集证据、撰写说明、配合调查；哪怕最终核查结果是 “投诉不成立”，这段 “被投诉” 的经历，也可能影响律师的执业评价、律所的评级考核。 有律师无奈吐槽：“现在不仅对方当事人会投诉我，连个别同行也会怂恿当事人投诉我 —— 比如对方律师知道我案子准备得很充分，就暗示当事人‘投诉他程序违规，拖一拖时间’。好像‘投诉’成了打击对手、拖延案件的‘万能工具’，而我们这些认真办案的，反而成了最吃亏的人。” 这种乱象正在动摇律师行业的根基。当认真办案的律师要为 “恶意投诉” 埋单，当 “忍气吞声退费” 比 “坚持原则维权” 更 “省事”，当 “劣币” 靠着 “钻空子” 活得滋润，“良币” 却因 “守规矩” 被反复算计 ——“劣币驱逐良币” 的恶性循环一旦形成，最终受损的不仅是律师群体，更是需要法律服务的普通民众。 试想一下：如果年轻律师因为怕被投诉，不敢接复杂的劳动仲裁案件、征地拆迁案件；如果资深律师在筛选客户时，不得不优先排除 “看起来可能反悔” 的当事人，哪怕对方确实需要法律帮助；如果律师为了规避风险，刻意简化服务流程、减少沟通频次，不再主动为当事人分析案件细节 —— 那么，当普通民众遇到纠纷时，还能找到愿意全心全意为自己维权的律师吗？ 守护律师，从来不是 “维护某个群体的利益”，而是守护法治的底线。恶意退费产业链的兴起，本质上是对 “契约精神” 的践踏 —— 当事人与律师签订委托合同，本是基于 “信任” 的双向选择，律师提供专业服务，当事人支付相应报酬，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而黑产从业者教唆当事人 “违约退费”，无疑是在破坏这种规则。更严重的是，这是对法治环境的破坏 —— 当提供专业服务的律师要时刻担心 “被反咬”，当合规执业的成本远高于投机取巧，整个社会的法律服务质量只会越来越差，最终损害的是每一个人的 “维权权利”。 三、法律亮剑：恶意退费不是 “维权”，超限即涉刑事犯罪 当前，恶意退费产业链的每一步操作，都暗藏违法风险，甚至直指 “敲诈勒索罪” 的构成要件。不少人误以为 “退费是民事纠纷，顶多吵一架”，却不知道自己早已踩在了刑事犯罪的 “红线” 上。 （一）五步 “逼退” 套路，步步涉嫌违法 从法律视角拆解黑产的操作流程，每一步都可能触犯法律： 威胁裹挟：符合敲诈勒索的 “要挟要件” 现场造势：涉嫌扰乱公共秩序 + 寻衅滋事 连环投诉：捏造事实涉嫌诬告陷害 网络审判：网暴 + 隐私泄露涉嫌民事侵权甚至刑事犯罪 司法勒索：“虚假诉讼”+“敲诈勒索” 双重违法 （二）法律定性：恶意退费≠维权，涉案 2000 元即可立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其立案标准清晰明确： 涉案数额达2000 元以上，即可构成 “数额较大”，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涉案数额达3 万元以上，构成 “数额巨大”，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涉案数额达30 万元以上，构成 “数额特别巨大”，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实践中，恶意退费黑产的操作完全契合上述构成要件： 非法占有目的明确：当事人已享受律师提供的立案、开庭、举证、谈判等全部或大部分服务，案件结果可能是胜诉、调解成功，甚至当事人已拿到执行款 —— 此时再索要 “退费”，本质上是想 “无偿享受服务”，甚至 “额外牟利”，非法占有目的显而易见。 威胁 / 要挟手段清晰：无论是 “举报投诉影响执业”，还是 “网暴诋毁名誉”，抑或是 “虚假诉讼制造麻烦”，都是以 “损害律师合法权益” 为手段，逼迫律师妥协，属于典型的 “要挟行为”。 强行索要财物直接：当事人或中介会明确提出 “退费金额”（如全额、50%、30%），甚至 “额外赔偿”，且数额通常与律师费挂钩，不存在 “模糊诉求”，属于 “强行索要公私财物”。 此前，浙江某地就发生过一起典型案例：当事人王某在律师张某的帮助下，成功追回了被拖欠的 12 万元货款。可王某随后被 “退费中介” 李某教唆，以 “律师收费过高、服务不周到” 为由，多次威胁张某退还 1.5 万元律师费，甚至在律所门口张贴 “黑心律师” 海报。张某多次解释无果后报警，警方调取了王某与李某的聊天记录，发现两人约定 “拿到退费后四六分成”，最终以涉嫌敲诈勒索罪立案侦查。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王某、李某因认罪认罚，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5000 元、3000 元。 这一案例充分说明：恶意退费绝非 “民事纠纷”，更不是 “小聪明”，一旦超出合理维权的边界，就可能触碰刑事犯罪的 “红线”，最终面临牢狱之灾。 四、行业之痛：当 “信任合作” 变成 “相互提防”，法治根基正在被侵蚀 恶意退费黑产带来的伤害，早已超出 “个别律师的损失”，而是在一点点侵蚀整个法律服务行业的生态，甚至动摇法治建设的根基。 （一）律师群体的双重困境：经济损失之外，是职业尊严的崩塌 对于认真办案的律师而言，恶意退费带来的伤害远不止 “退出去的那笔钱”： 时间与精力的 “无妄消耗”：一位律师为某案件耗时 8 个月，帮当事人追回 50 万元欠款，却因当事人被中介怂恿投诉 “回复不及时”，被迫花费一个月时间配合监管调查，期间错过 3 个潜在客户，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0 万元； 职业信心的 “反复打击”：有位青年律师刚执业两年，第一次独立承办的案件胜诉后，就遭遇当事人恶意投诉，他曾坦言：“我那段时间天天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得不够好？甚至想过要不要转行 —— 我不怕辛苦，怕的是真心换不来尊重，反而被算计。” 律所 “维稳” 带来的压力：部分律所为了 “避免影响声誉”“顺利通过评级”，会将 “被投诉次数” 与律师的绩效、晋升挂钩。某中型律所甚至明确规定：“律师被投诉后，若 30 天内未解决，绩效扣罚 50%；年度被投诉 3 次以上，取消晋升资格。” 这导致不少律师哪怕明知无错，也只能 “花钱买太平”—— 有律师曾无奈表示：“退一笔钱，虽然心疼，但总比扣掉半年绩效、影响后续发展强。” 更令人心寒的是，这种 “无过错退费” 的导向，正在矮化律师的专业价值：仿佛法律服务是 “可以随意退换的商品”，忽视了律师在办案中付出的智力劳动、时间成本、专业经验 —— 律师的价值，不是 “打赢官司就该拿钱，输了就该退费”，而是 “无论结果如何，都尽最大努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可在恶意退费黑产的扭曲逻辑里，这种专业价值被完全无视，只剩下 “能不能退钱” 的算计。 （二）行业生态的严重破坏：从 “信任” 到 “提防” 的恶性循环 恶意退费的泛滥，正在彻底扭曲律师与客户的关系本质 —— 原本基于 “信任与专业” 的合作，逐渐变成 “签约时提防陷阱、结案后担心反咬” 的博弈。这种变化直接导致 “劣币驱逐良币” 的恶性循环： 年轻律师不敢接 “高风险” 案件：劳动仲裁、征地拆迁、医疗纠纷等案件，往往需要律师投入更多精力，且当事人情绪更容易激动，成为恶意投诉的 “重灾区”。不少年轻律师为了 “自保”，宁愿接简单的合同审查案件，也不敢触碰这些 “复杂案件”，导致自身专业能力难以提升，也让需要帮助的当事人找不到律师； 资深律师筛选客户 “越来越严”：有位从业十五年的资深律师，如今接案前会做 “客户背景调查”：查看对方是否有过 “投诉律师” 的记录，沟通时观察对方是否有 “不合理预期”（如 “能不能包赢”“输了退不退钱”），甚至会要求客户先支付 “诚意金”—— 这种 “提防”，虽然减少了被投诉的风险，却也让不少真正需要帮助的普通民众，因 “流程复杂” 而却步； 法律服务质量 “被动下降”：为了规避 “回复不及时” 的投诉，有些律师会刻意减少与客户的沟通频次，只在必要时联系；为了避免 “办案流程慢” 的指责，有些律师会优先选择 “简单程序”，不再深入挖掘案件细节 —— 这些 “自保” 行为，最终导致法律服务质量下降，损害的还是当事人的权益。 当 “认真办案反遭投诉” 成为常态，当 “坚守原则不如妥协退费” 成为 “生存法则”，整个法律服务行业的 “信任基础” 会逐渐崩塌。而最终买单的，是每一个需要法律帮助的普通民众 —— 当你遇到纠纷时，若找不到愿意全心全意为你维权的律师；当你委托律师后，却发现律师因怕被投诉而 “敷衍办案”—— 这才是对法治社会最可怕的伤害。 五、破局之道：多方联动亮剑，守护律师就是守护法治底线 面对恶意退费黑产的侵蚀，仅靠律师 “被动应对” 远远不够，需要监管部门、司法机关、律协与律师群体形成合力，以 “严惩违法者、保护守法者” 为核心，重建行业生态。 （一）监管与司法：明确边界，让恶意投诉者付出代价 推广 “恶意投诉黑名单” 制度，精准打击 “碰瓷者” 司法机关主动介入，严惩敲诈勒索行为 公安机关：对律师报案的恶意退费案件，应及时介入调查，重点核查 “是否存在威胁要挟行为”“是否有黑产中介参与”“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避免以 “民事纠纷” 为由不予处理；对涉嫌敲诈勒索的，应依法立案侦查，固定聊天记录、录音、投诉材料等证据。 检察机关：应加强对恶意退费类敲诈勒索案件的审查起诉，明确法律适用标准，对黑产中介、多次参与恶意退费的 “惯犯”，依法提出从重处罚的量刑建议，形成震慑。 法院：应依法加快此类案件的审理速度，通过典型案例向社会传递 “恶意退费涉嫌犯罪” 的信号。同时，对当事人提起的虚假诉讼，应依法驳回，并对其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优化投诉处理流程，为律师 “减负” （二）律师群体：从 “被动妥协” 到 “主动维权”，构建三重保护防线 面对恶意退费，律师不应再 “忍气吞声”，而应主动构建 “前端筛选、中端留存、后端维权” 的三重防线： 前端筛选：精准识别高风险客户，从源头规避纠纷 通过 “付费咨询” 过滤人群：北京某律所推出 “案件评估费” 制度：客户需先支付 2000-5000 元的案件评估费；若客户后续委托，评估费可抵扣律师费；若不委托，评估费不退。这一制度让 “只想免费咨询、可能反悔退费” 的客户主动筛除，该所恶意投诉率下降了 40%。 警惕 “不合理预期” 客户：对开口就问 “能不能包赢”“输了退不退钱”“能不能找关系搞定” 的客户，需提高警惕 —— 这类客户往往对法律服务缺乏基本认知，合作后极易因结果不符预期而投诉；对刻意隐瞒案件关键事实、选择性提供证据的客户，也应谨慎委托，避免后续被反咬 “律师知情不报”。 签订 “风险告知书”：在委托前，向客户出具《法律服务风险告知书》，明确告知 “法律服务无‘包赢’承诺”“收费标准依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制定”“退费仅适用于律师未提供约定服务的情形”，并由客户签字确认，避免后续产生争议。 中端留存：全流程固定证据，为维权提供支撑 合同条款 “明确化”：在委托代理合同中，详细约定服务范围（如 “代理一审程序，包括立案、举证、开庭、领取判决书”）、收费标准（如 “分三阶段收费：立案前付 30%，开庭后付 40%，判决生效后付 30%”）、退费情形（如 “仅在律师未提供约定服务时，按未服务比例退费；若案件胜诉或当事人主动撤诉，不予退费”），避免模糊表述（如 “提供全程法律服务”“视案件情况收费”）。 沟通记录 “留痕化”：所有与案件相关的沟通（包括案件进展、策略调整、费用说明、客户要求），均通过微信、邮件、书面笔录等 “可追溯” 的方式进行；对客户提出的 “额外要求”（如 “帮我找法官沟通”“不要走正常程序”），应明确拒绝并留存记录，避免后续被反咬 “未满足需求”。 服务成果 “可视化”：每完成一个阶段性工作（如立案成功、证据提交完毕、开庭结束），及时向客户反馈并留存凭证：如立案通知书照片、证据清单签字页、开庭传票复印件、庭审笔录摘要等，让客户清晰看到 “律师在做事”，减少 “没干活” 的质疑。 后端维权：果断起诉索赔，拒绝 “妥协式退费” 民事层面：追究侵权责任：对恶意投诉导致律师名誉受损、时间成本增加的，可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名誉权）、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过错责任），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删除虚假信息、公开道歉、赔偿名誉损失费、律师费、交通费等合理损失。例如，2023 年上海某律师因当事人恶意投诉被暂停执业 1 个月，向法院起诉后，获赔 2.3 万元损失（包括名誉损失 1 万元、误工损失 1.3 万元）。 刑事层面：推动刑事立案：对以威胁、要挟手段索要退费，涉嫌敲诈勒索的，应及时收集证据（如威胁聊天记录、投诉材料、退费要求录音、黑产中介参与的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交《刑事报案书》，详细说明案件事实与法律依据，推动刑事立案。哪怕最终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报案记录” 也能作为向监管部门证明 “投诉恶意性” 的重要证据，避免被误导性处理。 （三）社会层面：重建 “专业尊重”，让法律服务回归本质 恶意退费黑产的滋生，也与部分民众对 “法律服务价值” 的认知偏差有关 —— 不少人认为 “律师只是签个字、开个庭，不值那么多钱”，却忽视了律师背后的专业积累（如法学院深造、司法考试、多年执业经验）与办案付出。 因此，需要通过媒体宣传、普法教育等方式，让社会公众了解： 法律服务不是 “商品”，而是 “专业智力服务”—— 律师的价值，在于用专业知识帮助当事人规避风险、维护权益，这种价值无法用 “有没有打赢官司” 简单衡量； 合理维权值得支持，但恶意退费涉嫌违法 —— 遇到律师服务不规范，可通过正当渠道（如律协投诉、民事诉讼）维权，但教唆他人退费、索要不合理赔偿，可能面临刑事处罚； 保护律师，就是保护每个人的 “维权权利”—— 只有律师敢于放心办案、全心服务，普通民众在遇到纠纷时，才能有 “靠法律说话” 的底气。 律师是法治建设的 “摆渡人”—— 他们左手握着法律条文的严谨，右手托着当事人的期盼，在法庭上为正义发声，在谈判桌前为权益博弈。当恶意退费黑产将律师视为 “待宰羔羊”，当 “认真办案反遭投诉” 成为常态，不仅会寒了无数法律人的心，更会让法治信仰失去支撑 —— 毕竟，没有哪个行业能在 “从业者时刻担心被反咬” 的环境中健康发展。 严惩恶意退费中的敲诈行为，不是 “律师维护自身利益” 的狭隘诉求，而是 “守护法治底线” 的必然选择。唯有让违法者付出代价，让守法者获得保护，让 “合理维权” 与 “恶意敲诈” 的界限清晰可见，才能让法律服务回归 “专业、信任、公平” 的本质；才能让律师敢接复杂案件、敢为弱者发声；才能让每一个普通民众相信：在规则之下，正义不会缺席，专业值得尊重。 在人人靠劳动生活的制度下，保护好每个律师的劳动报酬，就是保护每个人的维权权利。因为，守护律师的专业尊严，就是守护我们每个人身边的法治 —— 当你需要法律帮助时，总有一位律师愿意为你全力以赴，这才是法治社会最温暖的模样。 另外，司法不公和法官的枉法裁判，不但祸害当事人还殃及律师。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部分案件证据确凿、事实清晰，然而当事人却深陷翻案无门的困境。这并非源于案件本身的复杂程度，也不是代理律师不尽职或能力欠缺，关键在于存在人为刻意阻挠翻案的情况。原因很简单，一旦案件得以纠正，众多关联人员就需为当初的错误承担代价。因此，翻案之路的阻碍，不仅来自案件本身的技术性问题，更源于背后所牵扯的办案人员利益链条。要想为冤案昭雪，就必须先铲除那些枉法裁判、滥用职权的阻碍因素，这是案件能够出现转机的关键所在。 法官的枉法裁判，其危害绝不仅限于案件当事人。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曾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枉法裁判还会无辜牵连到尽职尽责的律师。一些当事人面对翻案无果的困境，由于不了解背后的深层原因，反而会对律师产生诸多误解，怀疑律师能力不足、工作懈怠，甚至无端猜测律师被对方收买，进而要求解除代理关系，将败诉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律师。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从律师的执业逻辑来看，如今当事人为了保障自身权益，大多会选择风险代理模式，即胜诉后再支付代理费；即便在国家不允许风险代理的案件中，代理费也多采用分期支付方式，前期仅需缴纳一小部分，大部分费用待结案后再结算。这就意味着，如果案件无法胜诉或翻案，律师不仅会声誉受损，经济上也会一无所获。因此，律所绝不会安排能力不足的律师代理案件，律师本人也必然会全力以赴，不存在不尽职的动机。 至于“律师被对方收买”的猜测，更是站不住脚。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深知收受对方财物属于严重违法行为，轻则面临吊销执业证的处罚，重则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锒铛入狱。如此高昂的风险，让知法懂法的律师绝不会触碰这条红线。 当事人若想判断律师是否尽职、是否值得信任，可从以下几点入手：是否采用风险代理（或符合规定的分期收费模式）；案件败诉后，律师是否坚持推动上诉、申诉。只要律师做到了这些，当事人就应该选择信任，与律师团结协作，共同通过合法途径争取公正，而非被无端猜忌冲昏头脑。 遭遇法官枉法裁判时，向法院纪检监察部门及上级法院纪检监察部门举报是必要举措，但不能指望“一举报就见效”。要想让案件尽快得到公正裁决，避免被多方势力联手构陷，必须学会多渠道、多部门举报。当枉法行为被广泛知晓，那些敢于裁判不公的法官及其背后的庇护者，才会迫于舆论和制度压力，权衡自身行为的后果。具体的举报途径包括：拨打12368司法服务热线，直接向案件受理法院进行电话举报；登录12337网络举报平台，找到政法干警违法举报入口提交举报信息；在当地法院官网查找院长信箱，撰写举报信反映情况；前往当地法院的信访接待窗口，当面提交举报材料，进行线下举报；拨打12388热线，向纪检监察部门反映问题。 在司法日益公开公正的大背景下，只要案件证据充分、事实清楚，就始终存在翻案的希望，但这需要给予律师足够的时间和信任。以聂树斌案为例，其平反过程极为艰难。由于涉案人员众多、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每深入调查一步，都会遭遇数倍的阻力。即便如此，警察郑成月仍为该案奔走11年，不仅自掏腰包支持聂树斌的父母寻求法律帮助，还鼓励他们坚持上诉；聂树斌的母亲更是怀揣着对儿子的爱与对正义的信念，执着上诉21年，最终为儿子洗清了冤屈。 目前，司法的乱象必须要尽快整治。例如浙江绍兴新昌县一起行政诉讼案件中，原告梁涛于2023年2月15日收到法庭取消次日开庭的通知，却在法院官网上查到该案16日的开庭记录，以及落款时间为15日的败诉裁定书，如此“穿越”的裁定，折射出司法失序的严重程度。 回顾过往，周永康、孙力军、杨克勤、张本才、奚晓明、沈德咏、吴爱英、傅政华等一大批司法系统的腐败官员，一边升迁一边贪腐，结党营私、疯狂敛财，上行下效的破坏力极大。他们勾结、包庇社会各层面的腐败分子和黑恶势力，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不仅危及国家政权安全，还导致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彼时的司法乱象，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这些位高权重者相互包庇，使得纠正冤假错案的难度极大。但邪终究压不了正，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党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后，这些曾经兴风作浪的司法腐败分子，最终都一一落马，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司法活动肩负着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的重要社会功能，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有些司法人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栽判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上诉申诉，申诉再申诉，申诉不成后都去国家信访局，导致国家信访局门庭若市，而国家信访局实质上是一个中转局，一般是把上访（上诉和申诉）的案件一级一级地向下转，最后还是转回当地被举报人处查处。在目前地方官不是真正由民选，只有上级才能管得了下级的情况下，让违法者自查自纠是不可能公正的事，也是违背人性的，无形中造成老百性状告无门。一些遭遇不公的当事人直接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危及整个社会的极端举动；自行执法，甚至自杀性报复社会滥杀无辜。或者利用自己的某种关系解决纠纷，向“黑社会”求助，这将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冲突。 司法公正就象一个风向标，它会引导着社会风气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健康的司法是惩恶扬善的，它会引导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司法结果是惩善扬恶的，它将引导社会风气向坏的方向发展。司法腐败是导致社会道德堕落，社会风气恶化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司法腐败使得的社会正义无处伸张，人们有仇无处报，有冤无处伸。让人们对社会的感觉是一片黑暗。在司法腐败的背景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就会层出不穷。 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司法工作人员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 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司法不公，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党的政权。 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是早有结论的，但是如今许多人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中央一定要知道，任何人伤害老百姓的利权就是等于伤害党的政权之逻辑。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全面统一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决和冤假错案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不作为乱作为、违法执法、贪赃枉法的司法人员必须严惩不贷，让人民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才能幸福生活，国家才能稳定发展，党才能长期执政。 原中国政法大学公正司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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