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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政法不公，社会不稳
“法者，治之端也。”政法系统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力量，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坚固防线。这道防线承载着人民群众对公正的全部期待，一旦出现裂痕甚至崩塌，司法与执法的公信力便会荡然无存，社会稳定的根基也将随之动摇。厦门BRT纵火案、山西榆次杀人案、陕西汉中杀人案等一系列沉痛事件，以极端的方式警示我们：政法不公不仅会催生个体悲剧，更可能引发连锁性的社会震荡，其破坏力足以侵蚀整个社会的法治信仰与秩序根基。 一、血与泪的警示：那些因政法不公引发的悲剧 当合法途径成为“死胡同”，当公正诉求遭遇“冷硬推”，绝望便可能在个体心中滋生蔓延，最终演变为对社会秩序的极端挑战。以下典型案例，每一起都镌刻着个体权利救济无门的无奈，更折射出政法工作失范带来的严重后果： （一）厦门BRT纵火案：基层冷漠催生的公共悲剧 2013年6月7日，厦门BRT公交车上的一场大火，将47条生命永远定格在那个夏日。纵火者陈水总，一个生活困顿的普通公民，为更正社保年龄这一合理诉求，奔波两年之久，遭遇多部门推诿扯皮，每一次的希望都在冰冷的官僚作风中化为泡影。当最后一丝求助的微光熄灭，他选择用极端方式报复社会，让数十个家庭为基层治理的“冷漠”与“低效”买单。这起悲剧深刻警示我们：基层政法与行政部门的不作为、慢作为，看似微小的失职，实则是将公民推向绝望深渊的推手，最终可能引发波及公共安全的严重后果。 （二）山西榆次杀人案：司法失灵后的私力报复 2001年10月26日，山西榆次的宁静被枪声打破。胡文海，一个曾联合121名村民举报村干部贪污腐败的普通人，在长达8个月的上访无果后，又遭遇个人纠纷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困境。当司法救济与行政监督渠道全部失灵，当正义的大门彻底关闭，他拿起枪斧，将14名他眼中的“仇人”残忍杀害，重伤3人。这起案件暴露了司法公信力缺失的致命危害：当公权力无法为公民提供有效保护，私力报复便可能成为部分人绝望之下的唯一选择，最终将个体恩怨升级为社会暴力。 （三）陕西汉中杀人案：司法不公埋下的怨恨种子 1996年，陕西汉中小伙张扣扣的母亲在纠纷中被打死，而凶手仅获刑七年。在张扣扣看来，这样的判决严重不公，此后二十余年，他家持续申诉却始终无果。2018年2月15日，除夕之夜，积攒了二十年的怨恨终于爆发，他持刀杀害仇家父子三人，用极端暴力完成了自己眼中的“复仇”。这起案件让我们看到：司法判决不仅是法律条文的适用，更承载着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若司法判决不能平息民愤，其社会效果便为负数，怨恨的种子会在民间长期潜伏，最终可能在某个时刻以毁灭性的方式爆发。 （四）系列袭警袭法事件：司法绝望引发的权威危机 2009年，贵州遵义的何胜凯因对土地纠纷的法院判决不服，申诉无门后闯入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凶，致1名法警死亡；2010年，湖南的朱军在民事判决维权无果后，持枪闯入永兴县人民法院，造成2名法官死亡、1名法官重伤；2008年，上海的杨佳因自行车被扣与警方发生冲突，在多次投诉、信访无果后，闯入闸北公安分局，致6名民警死亡、多人受伤。这些事件接连发生，指向同一个残酷现实：当公民对司法终审彻底绝望，当执法机关的公正性受到根本质疑，司法与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将面临直接威胁，而司法权威也会在这种对抗中摇摇欲坠。 （五）抚州连环爆炸案：行政失当点燃的对抗怒火 2011年5月26日，江西抚州政府大楼等地发生连环爆炸，造成3人死亡、6人受伤。制造者对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不满，认为遭遇行政不公，在长期上访无效后，选择用爆炸这种极端方式表达诉求。这起事件警示我们：在拆迁、征地等重大民生领域，行政行为的失当与纠错机制的缺失，极易激化社会矛盾，引发针对政府机构的极端事件，直接威胁社会稳定。 这些案件虽各有其特殊性，但背后都隐藏着共同的症结：政法系统的公正缺失、权利救济渠道的堵塞、基层治理的失效。它们以血的代价证明：政法不公，是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维护政法公正，是守护社会稳定的必由之路。 二、政法不公的深层危害：从公信力崩塌到社会失序 政法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者与守护者，其行为具有极强的社会导向性。司法公正如同一个风向标，引导着社会风气的走向；而司法不公与腐败，则会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危害，从根基上侵蚀社会的健康肌体。 （一）摧毁司法公信力，动摇法治信仰根基 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这道防线被突破，人们对法律的信任便会荡然无存。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甚至有案不立、压案不办、违法执法。民间曾流传的“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的顺口溜，正是对这种现象的辛辣讽刺。当法律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当“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获利”成为现实，人们便会放弃对法治的信仰，转而寻求关系、权力甚至暴力来解决问题，法治社会的建设便会沦为空谈。 （二）激化社会矛盾，催生极端暴力犯罪 司法不公让公民的合法诉求无法通过正当途径得到满足，冤屈无法伸张，怨恨便会在心中累积。当申诉、上访等权利救济渠道被堵塞，当国家信访局沦为“中转局”，将案件层层转回当地被举报人处查处，“让违法者自查自纠”的荒诞模式，最终导致老百姓告状无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遭遇不公的当事人便会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报复社会的极端举动，或向“黑社会”求助，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冲突。司法腐败是导致社会道德堕落、风气恶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它让社会正义无处伸张，让人们对社会感到黑暗，最终使得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层出不穷。 （三）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威胁政权稳定 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往往涉及人权、人命，一些司法工作人员为了一己私利，导致无辜者身陷囹圄甚至丧失生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这种不公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更对司法公信和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政权的信任。历史早已给出警示：鸦片战争时期，英军与清军作战，岸边百姓冷漠围观，甚至为清军溃败喝彩；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竟为洋人推车、搭梯。这背后，除了清初的屠杀与文字狱，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更是重要原因——当百姓不再信任政权能给予公正，便会对其生死存亡漠不关心。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三、筑牢公平正义防线：构建政法工作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要从根本上防范政法不公引发的社会悲剧，必须构建科学、高效、有温度的政法工作体系，以制度之力守护公平正义，让政法机关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定心丸”。 （一）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把握正确政治方向 党的领导是政法工作的根本保证。必须将党的领导贯穿于政法工作全过程，确保政法机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要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统一，防止“独立办案”异化为脱离监督的“独立王国”，确保政法工作始终在正确的政治轨道上运行。 （二）强化权力监督制约，扎紧制度笼子 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确保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各环节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形成闭环管理。做实纪检监察、案件管理等内部监督，对执法司法活动进行全流程监控，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同时，畅通外部监督渠道，鼓励群众举报、媒体监督，让政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腐败无处遁形。 （三）拓宽权利救济渠道，保障合法权益 要让人民群众在遇到不公时“有处说理”，就必须完善权利救济体系。全面落实庭审公开、文书上网制度，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让司法过程可感可监督。完善再审、申诉等纠错机制，降低启动门槛，简化程序，确保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让冤假错案有机会得到纠正。健全覆盖城乡的法律援助体系，全面放开律师风险代理，让经济困难的公民也能打得起官司，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四）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化解矛盾于萌芽 基层是矛盾纠纷的第一现场，也是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要加强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基层矛盾排查机制，及时发现和化解各类纠纷，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为纠纷解决提供更多多元化选项，避免矛盾激化。同时，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力量，为有需要的个体提供情绪干预服务，帮助其理性看待问题、依法解决诉求，减少极端行为的发生。 （五）严惩司法腐败行为，坚守职业底线 对不作为、乱作为、违法执法、贪赃枉法的司法人员，必须坚持“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要加大追责问责力度，不仅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还要追究相关领导的监管责任，形成强大震慑。通过严肃惩处，让每一名政法工作人员都深刻认识到，法律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公正执法司法是必须坚守的职业底线，从而始终保持对法律的敬畏之心。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言，是一场双赢的游戏。司法公正牺牲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的不正当利益，赢得的却是整个政权的稳固与社会的安宁。“得民心者得天下”，任何伤害老百姓利益的行为，都是在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唯有让政法机关坚守公正底线，让人民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才能幸福生活，国家才能稳定发展，党才能实现长期执政。筑牢政法公正的防线，就是筑牢社会稳定的根基，这是时代赋予政法系统的重大使命，更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由之路。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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