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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政府应为企业垫付工人欠薪，让农民工劳有所得安薪过年
临近岁末，农民工欠薪问题再次进入集中爆发期，各地讨薪维权事件频发。此类问题不仅直接侵害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权益，更因部分非理性维权行为扰乱公共秩序，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基于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的双重需求，建议由政府牵头建立欠薪先行垫付机制，优先保障农民工足额拿到劳动报酬，再依法向责任主体追偿。 据不完全统计，仅过去一周，全国范围内公开的讨薪事件已超 10 起，维权方式呈现多元化特征。既有堵路堵门、停工抗议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也有通过网络平台实名求助的理性表达。网传信息显示，12 月 15 日，广西百色某高速公路路段发生农民工堵路讨薪事件，十余名劳动者因薪资被拖欠，采取阻断交通的方式表达诉求；12 月 13 日，湖北汉川一服装厂数十名工人因讨薪无果，同样选择堵路维权，引发局部交通瘫痪。 受房地产行业下行周期影响，建筑行业成为欠薪问题的 “重灾区”。12 月 14 日至 15 日，黑龙江大庆一处建筑工地上，数名农民工为讨要被拖欠的工资，在塔吊起重臂上坚守两天一夜，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12 月 17 日，一名疑似建筑行业从业者在网络平台发帖控诉，称某建筑领域中央直属企业长期拖欠工程款及工人工资，直言 “已无钱维持基本生活”。该帖评论区迅速引发共鸣，有网民留言称 “工地讨薪难度逐年攀升”，更有劳动者反映 “2021 年的欠薪至今仍未结清”。 需要警惕的是，欠薪问题已从建筑行业向制造业蔓延。部分制造业企业虽维持正常生产经营，但通过减少工时、调低津贴福利等方式变相压缩人力成本，引发员工强烈不满。例如，深圳某科技公司本月爆发大规模罢工事件，数千名工人以停工方式抵制企业单方面推行的 “五天八小时” 工作制调整，核心诉求直指薪酬待遇降低问题。 针对岁末欠薪高发态势，中央及各级职能部门高度重视，密集部署专项治理工作。上周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将 “解决好拖欠企业账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 纳入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强调要 “兜牢民生底线”，释放出根治欠薪的强烈信号。 事实上，专项整治行动已于前期启动。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10 月底印发通知，决定自 1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春节前，在全国开展 “治理欠薪冬季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欠薪违法行为。此后，各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快速响应：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11 月 28 日下发通知，要求全国检察机关从严惩处恶意欠薪犯罪，高质效办理涉欠薪民事、行政监督案件，以司法手段强化权益保障；中华全国总工会于 12 月 10 日印发专项通知，明确提出跟踪处置重大欠薪案件、深入一线摸排职工诉求、引导劳动者理性合法维权等具体举措。 从历年治理数据来看，农民工欠薪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年底集中爆发的态势仍未扭转。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数据显示，在 2022 年 9 月底至 2023 年 1 月的专项执行阶段，全国法院共执结农民工工资案件逾 15 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达 78.83 亿元。这一数据既体现了专项治理的阶段性成效，也侧面反映出欠薪问题涉及范围之广、涉案金额之高。 当前，多重新趋势的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工欠薪问题的复杂性。一方面，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加大，部分由政府作为发包方的工程项目出现工程款拖欠情况，该风险沿产业链向上传导，最终转嫁给处于末端的农民工群体，造成的影响更为深远；另一方面，建筑市场工程总量缩减，农民工就业竞争加剧，部分劳动者为获得就业机会，被迫接受不合理用工条件，甚至未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导致后续维权时面临举证难、认定难等多重障碍。 另外，从根源上化解欠薪等民生矛盾，需从理顺央地财政关系、明确政府职能定位入手。中央政府应当全面取消地方债，地方政府不该是 “做生意的政府”。 我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核心职能都是为人民服务，而非以盈利为目的参与市场经营。为人民服务的核心要义在于兴办公益事业、完善公共服务，诸如修建公路、建设医院、开办学校、保障公职人员薪酬等，这些民生支出均需要稳定的资金支撑，而这笔资金理应由国家统筹保障。 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绝不能依赖出卖土地、开采矿产资源，更不能通过与民争利的方式赚取百姓钱财。土地与矿产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无节制的售卖与开采，不仅会引发粮食安全危机，更会造成生态环境的不可逆破坏；而通过乱罚款、乱收费等方式向群众转嫁财政压力，不仅会制造冤假错案，加剧官民对立，更会严重损害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得民心者得天下” 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和政府必须清醒认识到，伤害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本质上就是损害党的执政根基。 从财政逻辑来看，中央政府是拥有合法货币发行权的主体，不应将财政压力转嫁给无权印钞的地方政府。部分经济学者担忧大量印钞会引发通货膨胀，但事实上，通货膨胀的根源并非货币总量过多，而是商品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失衡。以当前市场现状为例，钢筋、水泥、汽车、住房、服装等诸多品类均存在产能过剩现象，此类商品并未出现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由此可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最优路径，是加大印钱投资与生产力度，秉持 “缺什么生产什么” 的原则，通过扩大有效供给平抑物价 —— 任何商品只要供给充足，其价格必然保持稳定。 众所周知，美国是全球军事力量最强、经济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其长期采取印钞发钱的经济政策，却并未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这一经验值得借鉴。中央政府应当切实扛起责任，一方面要严惩贪污腐败官员，堵住财政资金流失的漏洞；另一方面要管好地方政府的收支两条线，做到应收尽收、应支尽支，彻底摒弃 “地方债” 这一财政模式。当地方政府确实存在合理资金需求时，中央可通过货币发行等合规方式予以保障，绝不能让地方政府背负沉重的财政压力。 反观现实中部分地方政府的行为，已然偏离了公共服务的核心职能：在公路上乱设收费站，被群众诟病为 “车匪路霸”；将医疗、教育等公益事业盲目推向市场，直接导致老百姓 “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的民生痛点；更有甚者，将地方司法机关异化为政府 “做生意” 的保护伞，造成司法不公、百姓有冤难申的恶劣后果，严重败坏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综上所述，尽管官方已出台多份政策文件、开展多轮专项整治，但在宏观经济下行带来的结构性压力下，农民工群体的权益保障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根治欠薪问题，亟待进一步压实地方政府、用人单位、监管部门三方责任，更需要从顶层设计层面重塑政府职能定位、理顺央地财政关系，健全政府先行垫付、跨部门联合惩戒、司法快速处置的长效机制，切实让农民工劳有所得、安 “薪” 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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