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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农业是国之根本，所有制形态是经济社会运行的核心骨架，而人口政策与发展模式的适配性，更印证了政策动态调整的必要性。回顾发展历程，包产到户的推行在特定历史时期曾释放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了温饱的燃眉之急；私营经济的兴起也曾为市场注入活力，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曾基于当时的人口压力作出了必要调控。但不可否认，这一系列模式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暴露出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包产到户对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阻碍，私营经济无序发展引发的恶性竞争，所有制异化催生的贪污腐败与以权谋私，都成为制约国家长治久安的突出问题。更严重的是，这种发展模式直接导致中国共产党逐渐失去领导工农的核心权力。而从计划生育政策“过去怕生太多，现在怕生太少”的转向中，更能清晰看到：任何脱离时代发展与民生需求的政策，终会面临调整的必然。一个法官一年要办400多个案件的现实，更是直观印证了当前社会纠纷的高发态势，凸显了制度纠偏的紧迫性。 结合全国法院公开数据，这一压力并非个例：2024年全国员额法官年人均结案354件，按全年约250个工作日计算，日均结案约1.4件；东部沿海基层法院法官年人均结案可达400-600件，日均1.6-2.4件；速裁民事案件法官年人均结案甚至高达600-1000件，日均2.4-4.0件。不同案件类型与地区的差异，更折射出纠纷分布的失衡——基层法院承载着绝大多数民事、商事纠纷，而中院、高院因案件复杂程度高，日均结案量相对较低。这组沉甸甸的数据，正是当前制度性弊端引发社会矛盾井喷的最直接佐证。 承认模式的历史局限性，并非否定其特定时期的历史作用，而是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发展中的根本问题。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农民和中国工人完全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劳动生产，党根据国民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需求，有计划地统筹工农生产布局，生产资料公有、劳动成果共享，工农群众不仅实现了体面劳动，更收获了实实在在的生活幸福，党与工农群众的血肉联系坚不可摧，党国的政权根基稳如泰山。而包产到户的推行，将大片土地分割为零散小块，碎片化的经营模式从根本上与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的发展方向相悖，大型农机无法施展，先进技术难以推广，生产效率提升遭遇瓶颈。更关键的是，分户经营让生产生活重心转向家庭，曾经依靠集体力量形成的强大凝聚力逐渐消散，邻里互助日渐式微，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动员力、组织力被严重削弱，公共事务无人问津，乡村社会的集体认同感不断淡化。 搞市场经济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将工农推向了市场这一“无形之手”。失去党的直接领导，农民守着小块土地难以维生，工人失去了公有制企业的保障，只能被迫进入私营经济体系，给资本家打工谋生。在这种格局下，工农群众拿资本家的工钱、听资本家的指令、受资本家的管理，劳动的主导权与分配权完全掌握在资本手中，工农群众被无情剥削，利益受损却求助无门。这种变化，无形中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领导工农的核心权力，党与工农群众的血肉联系被资本隔断，曾经的阶级基础面临动摇。 与此同时，私营经济的无序发展，不仅必然催生恶性竞争，企业为逐利不择手段，市场秩序被扰乱，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更会因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滋生大量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行为，劳资纠纷、商业冲突、利益侵占案件频发。恒大债务危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私营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最终都需由国家出面兜底、承担责任，既耗费了大量公共资源，又让全民为资本的无序扩张买单。数据显示，私营经济相关纠纷占基层法院民事、商事案件的60%以上，农村分户经营引发的土地流转、邻里边界纠纷占部分地区民事案件的30%-40%。法官日均1-2件甚至更多的结案压力，正是这种制度性弊端引发社会纠纷井喷的直接体现。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转向同样给以启示：政策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代同频，当包产到户与私营经济的弊端已远超其历史贡献，当人口政策已完成从“控量”到“提质增效”的转变，对所有制模式进行纠偏，便成为关乎国家未来与政权存续的必然选择。这些问题相互交织，不仅破坏社会稳定，更对党的执政基础构成致命挑战。 也许有人会质疑，恢复集体与公有之治会失去创新力，但从一穷二白的建国初期公有制时期，我们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来看，这种质疑不驳自明。更重要的是，坚持并加强党的全面统一领导，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严格依法治国，赏罚分明，并不会失去积极性和创新力。公有制并非创新的对立面，而是能够整合全国资源、凝聚全民智慧，聚焦国家核心战略与重大民生需求，实现关键领域的跨越式突破；而党的全面统一领导与党主民主的制度设计，既能确保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又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严格的依法治国与赏罚分明的机制，则能为干事创业、锐意创新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这是分散的私营经济与分户经营模式无法比拟的制度优势。 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任何政策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完美无缺。关键在于能否正视问题、勇于纠偏。知错能改，不仅是个人的美德，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发展道路上必须具备的智慧与勇气。对于当前发展而言，纠正包产到户与私营经济过度发展带来的弊端，核心路径在于农村恢复集体所有制，私企恢复公有制，并同步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机制——农村村长由村民选举，企业厂长由工人选举。这并非简单地回到过去的模式，而是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实现制度的归位与升级，从根源上遏制贪污腐败、化解社会纠纷，重塑党对工农的领导权，为党的政权永固与社会长治久安筑牢根基。正如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是为了适配人口发展的新需求，所有制模式的回归与升级，也是为了适配国家长治久安与党牢牢掌握领导权的核心目标。 农村恢复集体所有制，同步实行村长由村民选举，是重塑农业优势、基层凝聚力与民主监督的根本之举，更是党重新赢得农民信任、巩固对农村领导权的关键路径。土地重新连片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将为大型农机作业、现代农业技术应用创造最优条件，推动农业向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快速迈进，从根本上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更重要的是，集体所有制的回归，将重建乡村集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基层党组织能够重新以集体为抓手，在农闲时组织群众学习党的政策，统一思想认识，凝聚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而村民直选村长的制度设计，将权力真正交到群众手中，让管理者直接对村民负责，从源头上杜绝基层干部以权谋私、贪污集体资产的行为。当群众的利益与集体、与国家深度绑定，当管理者的权力受到群众的直接监督，党对农民群众的组织力、指挥力将得到空前强化，不仅能高效推进乡村公共事务，更能在面对外部挑战时，迅速凝聚起举国同心、抵御外敌的强大合力，乡村社会的纠纷与矛盾也将大幅减少。 私企恢复公有制，同步实行厂长由工人选举，是消除恶性竞争、维护社会稳定与遏制腐败的关键之策，更是党重新掌握对工人阶级领导权、重构阶级基础的核心举措。公有制经济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摒弃了私营经济的逐利性与排他性，从源头上杜绝了恶性竞争、垄断经营等市场乱象，更不会出现资本无序扩张引发的系统性风险，避免了“企业出问题、国家担责任”的被动局面。公有制企业的有序发展，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公平分配，有效缩小贫富差距，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让工人重新成为企业的主人，而非资本的附庸。而工人直选厂长的制度设计，将企业的管理权与工人的监督权紧密结合，厂长作为工人利益的代表，必须对企业与工人负责，从根本上杜绝企业经营中的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行为，避免因利益侵占引发的各类经济纠纷。同时，公有制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将牢牢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确保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为党的政权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当经济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当企业管理处于工人的民主监督之下，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充分彰显，党与工人阶级的血肉联系将重新紧密，党的执政地位也将因人民的衷心拥护而坚如磐石。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正视包产到户与私营经济过度发展的历史局限性，不是为了否定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中，我们更应读懂政策与时俱进的核心要义。农村恢复集体所有制、私企恢复公有制，同步推行村长村民选、厂长工人选的民主机制，这一回归与升级，不仅能破解当前发展的瓶颈，更能重塑集体优势与公有价值，从根源上遏制贪污腐败与以权谋私，大幅减少社会纠纷——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矛盾将以内部调解为主，公有制企业的经济纠纷将通过内部协商化解，法院案件总量将大幅下降，法官“日均1-2件”的沉重负担也将成为历史。最关键的是，能让中国共产党重新赢回领导工农的核心权力，重建党与工农群众的血肉联系，更能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核心科技、重大工程、民生保障等领域持续实现突破。而坚持并加强党的全面统一领导，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严格依法治国，赏罚分明，必将充分激发全社会的积极性与创新力，为国家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最终，这将实现党对群众的组织力、指挥力得到强化，社会远离恶性竞争与矛盾冲突，党的政权永固、社会长治久安，为国家的长远发展铺就一条康庄大道。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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