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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劳荣枝被诱骗被胁迫而犯罪，于情于法都不应该执行死刑
2020年12月21日上午9时，备受社会关注的劳荣枝涉嫌故意杀人、绑架、抢劫罪一案，在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庭审现场，公诉方明确指控，被告人劳荣枝与法子英（另案处理，已被执行死刑）系情侣关系，二人在1996年至1999年间，结伙流窜于江西省南昌市、浙江省温州市、江苏省常州市、安徽省合肥市等地，多次实施故意杀人、绑架、抢劫犯罪，致多人死亡，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极大，劳荣枝被指控犯故意杀人罪、绑架罪、抢劫罪，面临法律的严厉惩处。如今，劳荣枝已被执行死刑，但结合全案事实与证据来看，此案仍有诸多疑点待厘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再审纠正，这不仅是对案件本身的负责，更是彰显司法正义的必然要求。 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劳荣枝当庭明确表示不予认可，坚称自己在整个案件中从未参与辅助杀人、绑架行为，更不存在与法子英合谋犯罪的情形。庭审过程中，她多次情绪激动地陈述，自己从始至终极度厌恶法子英，自始至终都是被其诱骗、控制，且法子英以其家人的生命安全相威胁，她并无任何蓄意谋害他人的主观意图。据劳荣枝当庭供述，她与法子英相识于朋友的婚礼，彼时年轻单纯的她，被法子英花言巧语诱骗，误以为跟随其外出能赚钱谋生，却不知这一决定将自己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法子英是个非常凶险的人，他就是个魔鬼。”这是劳荣枝在庭审中对法子英的评价，言语间满是恐惧与憎恶。她进一步陈述，1996年至1998年间，她曾两次意外流产，而这背后均与法子英的暴力对待息息相关，期间她还长期遭受法子英的侵犯与人身控制，与法子英在一起的日子里，她身上从来没有超过100块钱，人身自由与经济来源被法子英牢牢掌控。至于为何始终没有选择报警或逃离，劳荣枝的解释令人动容：她害怕法子英报复自己的家人，毕竟法子英心狠手辣，一旦自己逃离或报警，家人必然会遭到灭顶之灾，她只能选择隐忍妥协。 在劳荣枝的庭审陈述中，“胁迫”二字贯穿始终，她反复强调：“没有合谋，我也是受害者”“因为他的威胁，我从受害者变成了被告人”。为佐证自己的说法，劳荣枝详细描述了法子英长期对她实施的精神压制与肉体折磨：“他经常殴打我的头部，我的头骨被打凹陷，嘴唇上也有缝针的疤痕，身上更是布满了淤青，我常年穿着裤装，就是因为身体上没有一寸好的皮肤，我不想被别人看到这些伤痕。”这些细节的陈述，还原了她与法子英相处的真实状态——并非自愿同行，而是被暴力裹挟、被恐惧束缚，一举一动都在法子英的掌控之下，毫无反抗之力。 世人难免疑惑，法子英恶贯满盈，劳荣枝与他朝夕相处五年，每日都深陷痛苦之中，即便她性格“胆小怯弱”，即便亲眼目睹法子英强奸被害人熊啟义的妻子，为何始终没有选择逃跑、报警？对此，劳荣枝在庭审中作出了明确且一致的解释：“法子英知道我老家的具体住处，我害怕他报复我的家人，我根本脱离不了他的魔掌。”关于二人相处的更多细节，劳荣枝也在庭审现场逐一披露：她曾多次想与法子英分手，却遭到法子英的疯狂阻挠与暴力胁迫，法子英要求她必须24小时待在自己身边，稍有不从便会遭到一顿毒打；她为法子英多次流产，身体和心理都遭受了巨大创伤，却始终不敢反抗，更不敢报警，因为她深知法子英的残忍，既害怕自己遭到更严重的伤害，更害怕家人成为法子英报复的目标。这种恐惧，并非借口，而是长期被暴力对待后，刻在骨子里的无力与绝望。 针对检方指控的“劳荣枝在酒吧、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做陪侍小姐（俗称‘坐台’）是为了物色作案对象”这一说法，劳荣枝当庭予以否认，辩称自己选择坐台纯粹是为了维持基本生活，“法子英从来不工作，好吃懒做，冬天就躺在床上不起来，一般只在夏天出去作案，平时还喜欢打麻将，家里的开销、法子英的花费，全靠我坐台赚钱支撑。”劳荣枝还透露，法子英平时热衷于看《法制日报》，经常模仿报道中的犯罪情节策划实施作案，比如合肥案中用于囚禁受害人殷建华的铁笼，就是法子英模仿法制报道中的情节定制的；而她自己从来没有关注过任何法制类报道，“我那个时候年纪小，喜欢看《还珠格格》这类轻松的电视剧，现在虽然喜欢玩手机、看今日头条，但对法制板块也从来没有兴趣，根本不可能参与策划犯罪。”这一细节，也从侧面印证了劳荣枝并无参与犯罪策划的主观意图，其行为更多是被法子英胁迫所致。 20年前，法子英在作案时“发自内心的笑容”背后，藏着怎样的残忍与恶毒，我们已无从窥探；但20年间，劳荣枝在逃亡路上，怀着对法子英怎样的情感，却在庭审现场给出了答案——“在新闻里看到法子英被枪毙，心里很高兴，为民除害了。”这句话，足以证明劳荣枝对法子英的憎恶，也足以说明她并非与法子英同流合污。结合案件全貌分析，我认为，劳荣枝第一次卷入命案，大概率是被法子英胁迫所致：法子英以暴力相威胁，强行将她拉下水，一旦发生命案，法子英便以“同案犯”的身份进一步要挟她，让她不敢逃跑、不敢报警，只能被迫参与后续的犯罪行为，这一推测，更贴近案件的真实面貌。纵观劳荣枝的人生轨迹，被法子英盯上前的21年，她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从未有过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品行良好；摆脱法子英后的20年，她隐姓埋名，靠自己的努力谋生，同样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从未伤害过任何人。这些自主行为所反映出的，才是劳荣枝的本质——并非天生的罪犯，而是一个被暴力胁迫、被命运捉弄的受害者。 从法律层面而言，被迫犯罪本身就应区别于主动犯罪，若有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系被胁迫参与犯罪，且无主观恶性，依法应当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更何况，全案始终没有任何确凿的物证能够证明劳荣枝实施了杀人行为！开庭审理期间，劳荣枝清晰、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三点辩解均有合理逻辑支撑：其一，自己是被法子英胁迫参与作案，本身也是受害者，法子英始终将她视为犯罪工具，对她实施打骂虐待，还以其家人的生命安全作为要挟，逼迫她听命于自己，她并无自主选择的权利；其二，自己没有亲手杀人的任何情节，也没有在共同犯罪中处于合谋地位，从未主动策划、实施任何杀人行为；其三，所有命案发生前，她均无法预知被绑架的受害人一定会被杀害，杀人行为都是法子英独自决定、独自实施的，与她无关。尽管劳荣枝已被执行死刑，但这些疑点未消，立案再审纠正此案，正是司法正义的核心体现——法律不仅要惩罚犯罪，更要杜绝冤错案件，让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 事实上，纵观全案，确实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劳荣枝亲手杀人。一方面，所有被害人被杀时，案发现场均没有其他目击者，公诉方也未能拿出具有“唯一确定性”的客观物证，无法直接证明劳荣枝有亲手杀人的行为；另一方面，同案犯法子英在被处决之前留下的口供中，始终将所有杀人行为大包大揽到自己身上，唯一一次提到与“劳荣枝杀人”相关的内容，是他曾供述自己去其中一位被害人家里前，交代劳荣枝“如果我十二点还没回来，你就把人杀了逃跑吧”，但法子英后期又明确推翻了这一口供，坚称实际杀人行为是自己实施的，与劳荣枝无关。因此，无论是物证还是人证，都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更无法证明劳荣枝动手实施了杀人行为，在“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原则下，仅凭推测就认定劳荣枝构成故意杀人罪并判处死刑，本身就存在瑕疵。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再审纠正，意义重大，这是对“疑罪从无”原则的坚守，也是对司法公正的捍卫。 其次，想要证明劳荣枝与法子英“共同合谋作案”，同样缺乏充分、直接的证据。毕竟同案犯法子英已经被依法执行死刑，其留下的口供始终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无法作为证明劳荣枝合谋的直接证据；而公诉机关试图通过间接证据佐证“合谋”，大多是基于联想和推测，缺乏一锤定音的法律效力，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参与犯罪时，劳荣枝只不过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女孩，涉世未深、心智尚未完全成熟，若说她有贪财之心，或许可以理解，但要说她主动合谋杀人、成为共同犯罪的主犯，实在难以令人信服。试想，若劳荣枝本性嗜杀、蓄意犯罪，那么在长达二十多年的逃亡生涯中，她完全有机会再次实施犯罪，可她却始终安分守己，从未触碰法律红线；在认识法子英之前，她更是一个从未有过违法犯罪记录的普通人，这些事实，都足以证明她的本性并非邪恶，所谓的“合谋”，更多是被法子英胁迫后的无奈之举。劳荣枝已被执行死刑，但这并不意味着案件可以就此尘埃落定，再审纠正，才能还案件一个真相，还当事人一个公道，这正是正义的应有之义。 此外，还需客观看待案件中的被害人。不可否认，被害人的离世令人惋惜，其家属所承受的痛苦也值得同情，但结合案件细节来看，部分被害人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他们因沾花惹草，主动跟随劳荣枝前往其住宿处，客观上为法子英实施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从某种程度而言，他们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非完全无辜。当然，这并非为劳荣枝的行为开脱，而是想说明，案件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被胁迫的劳荣枝。即便劳荣枝已被执行死刑，厘清这些细节、纠正可能存在的冤错，也是对被害人、对当事人、对社会公众的负责，更是正义的体现。 从情理层面来讲，劳荣枝的人生本身就是一场悲剧。她年轻时被法子英诱骗、胁迫，长期遭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多次流产、被殴打致伤，人身自由与尊严被肆意践踏，是暴力犯罪的直接受害者；她之所以参与犯罪，并非出于主观恶意，而是被恐惧裹挟、被胁迫而为，即便有过错，也绝非罪该万死。法律的本质不仅在于惩罚犯罪，更在于彰显公平与正义，在于区分不同行为人在犯罪中的作用与主观恶性，对于被胁迫参与犯罪、无主观恶性、无直接犯罪行为的劳荣枝，判处其死刑本身就有失公允。如今劳荣枝已被执行死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再审纠正，意义在于坚守正义、弥补遗憾，让司法判决真正做到“罚当其罪”，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温度。 综上所述，劳荣枝系被诱骗、被胁迫参与犯罪，其主观恶性极小，无直接杀人行为，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参与合谋，且其本性并非邪恶。尽管劳荣枝已被执行死刑，但此案仍存在诸多疑点，建议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再审纠正。这一举措的意义，在于坚守“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原则，在于捍卫司法公正与法律尊严，在于还案件真相、还当事人公道，更在于彰显正义——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即便案件已然落幕，纠正可能存在的冤错，仍是司法机关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对正义的共同追求。 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稳定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司法工作人员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 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 司法腐败不公，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司法不公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机体内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党的政权。 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是早有结论的，但是如今许多人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反面的例子是清末的多次对外应战，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决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要严惩不贷。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社会才能稳定发展，民才能幸福生活，党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而长期执政。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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