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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不要让老百姓自行执法，去寻求司法的公平正义
法治社会的根基，在于公权力公正行使、公民权利得到制度性保障。当一个普通人在穷尽合法途径后仍求告无门，便可能被逼走向 “私力救济”，甚至以极端方式揭露不公、宣泄怨愤 —— 这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法治的隐痛。我们必须明确：不能让老百姓自行执法，更不能让民众以冒险手段去换取本应属于他们的法律公正。 一、从一桩装修纠纷案，引爆上海法官集体违纪大案 多年前，上海一桩普通的酒店装修工程款纠纷，最终演变为震动全国的司法丑闻。 快捷酒店经营者陈玉献，因工程结算与施工方产生争议。他认为实际造价远低于对方诉求，法院审理与第三方审价过程疑点重重，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案件对方当事人、代理律师与主审相关的高级法院法官存在亲属关联。 在他看来，自己遭遇的不是简单的商业纠纷，而是 **“有人设套、有人运作、有人裁判”** 的闭环式不公。 常规途径走不通：上诉被驳回、信访石沉大海。他坦言：“上访走到死胡同了，走不通了。因为所有的信访最后都归拢到上海市高院。你想让老子处理儿子，可能吗？” 正是在这样的绝望之下，他放弃暴力、选择以 “取证 — 曝光” 的方式维权。历时一年跟踪、积累百余小时影像资料，最终将多名法官接受吃请、违规出入娱乐场所、接受异性陪侍的视频公之于众。 上海法官集体嫖娼的视频一出，舆论哗然。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多名涉事法官被严肃查处，纪律与法律给出了迟到的回应。 陈玉献的案例，是 “民间维权” 中相对理性、以曝光促公正的样本。但更多时候，当正规渠道长期堵塞，绝望会催生更极端的选择 —— 从胡文海、杨佳，到陈水总、张扣扣，一系列悲剧反复印证：私力救济的尽头，往往是同归于尽的深渊。 二、极端悲剧的警示：当维权沦为暴力与毁灭 （一）胡文海：上访无路，从村民变 “屠夫” 2001 年，山西榆次村民胡文海，因煤矿承包纠纷与村干部结怨，长期举报村集体贪腐、遭遇打压却始终无果。在持续三年上访、多次被推诿漠视后，他彻底失控。 10 月 26 日晚，胡文海持双管猎枪，在 3 小时内疯狂杀戮，致14 人死亡、3 人重伤，受害者包括无辜妇孺。他从一个试图维权的村民，沦为滥杀无辜的罪犯，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 悲剧本质：基层监督失灵、信访渠道虚设，让合理诉求变成血海深仇；个人极端化与制度冷漠相互催化，最终以最惨烈的方式撕裂乡村。 （二）杨佳：投诉无门，持刀血洗警局 2008 年 7 月 1 日，北京青年杨佳携带尖刀、燃烧瓶闯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造成 6 名民警死亡、4 人受伤。 起因是 2007 年他因骑无牌自行车被民警盘查，事后多次投诉、要求赔偿未果，认为遭遇不公与羞辱。在投诉渠道完全失效后，他选择以最暴烈的方式 “讨说法”，最终被执行死刑。 悲剧本质：公权力部门对公民投诉的敷衍、内部纠错机制的缺位，把个体不满逼成袭警惨案；用暴力对抗公权，换来的只能是毁灭。 （三）陈水总：生计绝望，纵火殃及无辜 2013 年 6 月 7 日（高考日），厦门市民陈水总携带汽油登上 BRT 快速公交，纵火制造47 人死亡、34 人受伤的特大惨案，本人也当场烧死。 他的导火索是户籍年龄更正、养老金办理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部门间被 “踢皮球”，生活困顿、悲观厌世。最终，他把个人怨气撒向完全无辜的乘客，其中不乏赴考学生。 悲剧本质：民生小事被长期漠视、基层服务 “最后一公里” 断裂，让个人绝望转化为无差别报复；伤害无辜者，是对正义最彻底的背叛。 （四）张扣扣：为母复仇，以血还血终成绝唱 2018 年除夕，陕西汉中人张扣扣蒙面持刀，将邻居王自新、王校军、王正军父子三人杀害，并烧毁车辆。 根源是 1996 年其母被王正军（时年 17 岁）伤害致死，法院判处对方七年徒刑、赔偿 9639 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张扣扣始终认为判决不公、“正义缺位”，22 年后以私刑复仇，后自首被判处死刑。 悲剧本质：旧案心结未被疏导、司法公信力未被信服，让私人恩怨演变为除夕血案；以暴制暴、血亲复仇，从来不是现代法治的答案。 三、“民间执法” 的背后：是无奈，更是警示 这四起极端案件与陈玉献案形成鲜明对照：有的选择曝光、有的选择杀戮；有的针对权责者、有的伤及无辜；有的推动纠错、有的只剩毁灭。 但根源高度一致： 他不是在 “主持正义”，而是在 “绝望自救” 无论是陈玉献变卖房产蹲守偷拍，还是胡文海、张扣扣持刀杀人、陈水总纵火，背后都是正规途径失效、诉求长期被漠视、尊严被践踏。他们付出的代价 —— 时间、财产、自由乃至生命，远超正常维权的边界。 极端暴力 “成功” 不可复制，更不应被鼓励 胡文海、杨佳、陈水总、张扣扣的行为，均属严重犯罪，严重践踏法律、破坏秩序、伤及无辜。私人复仇、无差别报复、暴力袭警，本质是 “以恶制恶”，只会引发更多暴力与悲剧，绝非法治社会的解决之道。 真正可怕的不是手段，而是 “不得不这么做” 的土壤 当公民相信：走程序没用、信访没用、信法律没用，只能靠自己 “死磕”“盯梢”“曝光” 甚至 “杀人放火” 才能讨回公道，这就是对司法公信力、基层治理能力最沉重的一击。 老百姓自行执法、甚至诉诸暴力，本质是公权救济失灵、法治通道堵塞。 四、法治的底线：公权力必须先做到公正 老百姓要的从来不是 “自己当法官、自己当执法者”，而是法官能像法官、法律能像法律、公权能守公正。 案件审理要公开透明，疑点必须回应； 利害关系必须回避，亲属关联必须披露； 司法鉴定、评估审价必须中立可信，不能成为 “利益链条的一环”； 信访与投诉渠道必须真畅通、真解决、真闭环，而不是 “回形针式” 推诿； 基层民生小事要及时办、公正办，不让小怨气积累成大戾气； 司法判决要释法明理、服判息诉，不让旧案变成定时炸弹。 当司法足够公正、程序足够可信、监督足够有力、服务足够到位，没有人愿意放弃安稳生活，去当 “民间侦探”“网络爆料人”，更没有人会持刀纵火、走向毁灭。 五、我们真正需要的：让公正不必 “以命相搏” 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应当做到： 让普通人在法庭上、在信访室里就能获得公正，不必到网络上讨说法、不必以暴力求公道； 让违纪违法者在制度内就被查处，不必靠民间偷拍曝光才落马、不必靠血案才惊动高层； 让公民相信：走正规途径最有效、最安全、最有尊严，而不是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会闹的人有公道”； 让绝望者有出口、有帮扶、有希望，不让个人悲剧变成社会惨案。 陈玉献式的 “曝光维权” 代价太高，胡文海、杨佳、陈水总、张扣扣式的暴力复仇则是彻底的双输。 我们不需要更多这样的 “复仇者” 与 “牺牲者”，我们需要不再产生这种悲剧的制度环境。 法律的公正，不该由老百姓用私人手段去 “争取”，更不能用鲜血与生命去 “兑换”。 执法权属于国家，监督权属于公民，公正权属于每一个人。 愿每一个受委屈的人，都能在阳光下、在程序内、在法律框架下，堂堂正正得到公平与正义； 愿每一起矛盾都能早化解、每一次投诉都有回应、每一份冤屈都能被昭雪； 不要让老百姓自行执法，不要让绝望催生暴力 —— 这才是法治应有的样子。 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的重要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合法权益的保障，国家政权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有序，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不仅涉及经济利益，更关乎人权、人命——有的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贪赃枉法，自身谋取不正当利益，却让无辜者身陷囹圄，甚至付出生命代价，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这种行为不仅践踏法治尊严，更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 司法腐败与司法不公，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更会对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仰。司法不公就像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机体内的病毒，如果掉以轻心、任其泛滥，最终必将葬送党的政权。历史早已给出深刻教训：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 清末的历史悲剧便是最好的反面教材：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激战正酣时，岸边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围观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甚至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类似的冷漠场景再次上演；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主动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残酷统治有关，但更与清王朝长期大兴文字狱、压制民声，以及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民怨沸腾密切相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难逃灭亡的厄运。 历史的教训警示我们：司法公正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的不正当利益，而赢得的却是整个政权的稳固、社会的和谐与人民的拥护。“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 当前，我们正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违法的执法行为，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更不能允许司法工作人员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那些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核心目标，也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唯有坚守司法公正，严惩司法腐败，保障公民的合法维权权利，才能让社会稳定发展，让人民幸福生活，让党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实现长期执政。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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