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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加快出台禁烟禁酒的法律，保护人民的健康权生存权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烟草生产国与消费国，拥有约 3 亿烟民、7.4 亿二手烟暴露人群，烟酒危害已成为侵蚀国民健康、加重社会负担的沉疴痼疾。从频发的公共场所控烟冲突，到烟酒诱发的海量疾病死亡案例，再到烟草经济与公共卫生的长期拉锯，都在警示我们：全面禁烟禁酒，绝非可选之举，而是守护民族健康、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行之路，必须提速推进、落地见效。 一、烟酒是健康 “头号杀手”，危害无孔不入 烟草与酒精，早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不存在所谓 “安全剂量”，每一支烟、每一滴酒，都在悄然摧毁生命防线。 吸烟：全身性的健康浩劫。烟草烟雾含 7000 多种化学物质，其中至少 69 种明确致癌，直接诱发肺癌、肝癌、胃癌等多种恶性肿瘤，同时引发慢阻肺、冠心病、脑卒中等慢性病。我国每年超百万人因烟草相关疾病死亡，二手烟、三手烟更让老人、儿童、孕妇等弱势群体无辜受害，儿童肺功能发育受损、成人心脏病与肺癌风险飙升，悲剧从未停止。 饮酒：无一处器官能幸免。酒精的代谢产物乙醛强致癌，长期饮酒直接导致酒精肝、肝硬化、肝癌，刺激胃黏膜引发胃炎、胃溃疡，损害大脑神经导致记忆力衰退、反应迟钝。更不必说酒驾醉驾酿成的惨烈交通事故、酗酒引发的家庭矛盾与暴力犯罪，每一年都有无数家庭因酒破碎。 二、烟酒拖累社会发展，经济与文明双重受损 烟酒之害，早已超越个人健康范畴，成为阻碍社会进步、消耗公共资源的沉重枷锁。 医疗负担不堪重负。海量烟酒诱发的慢性病、癌症病例，挤占大量医疗资源，加剧医保基金压力，本可用于创新研发、民生保障的资金，被迫投入到烟酒后遗症的治疗中，得不偿失。 烟草经济的 “虚假繁荣”。中国烟草年税利超 1.6 万亿元，看似是 “财政压舱石”，实则是短视的利益交换—— 烟草产业带来的税收，远不足以抵消其导致的健康损失、生产力下降与环境治理成本。部分省份对烟草财政的过度依赖，更让控烟政策落地受阻，形成 “吸烟致病 — 医疗支出增加 — 依赖烟草税收” 的恶性循环。 败坏社会风气，阻碍文明进步。“无烟不成礼，无酒不成席” 的陈旧社交文化，让烟酒沦为人情往来的 “载体”，滋生劝酒、拼酒、递烟等陋习，甚至诱发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腐败行为。公共场所吸烟、酒后失德滋事等行为，更违背公序良俗，破坏公共秩序，与现代文明社会的理念格格不入。 三、全球控烟禁酒已成趋势，中国行动滞后亟待提速 当前，全球超半数国家已实施严格控烟政策，强制烟盒印制警示图案、全面禁止公共场所吸烟、大幅提高烟草税等举措，有效降低吸烟率。而中国，虽加入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 余年，却至今未出台全国性控烟法律，烟盒警示图案未强制推行，控烟力度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近 10 年中国成人吸烟率降幅仅 17.4%，低于全球 26% 的降幅，卷烟消费量仍在上升，差距持续拉大。 国内深圳、上海等城市的控烟实践早已证明：严格管控可行且有效。深圳 1998 年出台控烟条例，2014 年实施修订版，成为地方控烟标杆；北京实施控烟条例后，成人吸烟率从 23.4% 降至 20.3%，成效显著。这些案例充分说明，只要下定决心、完善制度、严格执行，禁烟禁酒绝非难事。 四、全面禁烟禁酒，是守护未来的必然选择 推进全面禁烟禁酒，不是剥夺自由，而是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健康权、生存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工程，需从政策、社会、文化多维度协同发力。 国家层面：立严法、强执行、破利益捆绑。加快出台全国性禁烟禁酒法律，明确所有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区域及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严禁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严厉打击烟草非法生产销售、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打破烟草专卖垄断格局，逐步降低烟草产业依赖，将控烟禁酒成效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杜绝 “重税收、轻健康” 的短视行为。 社会层面：广宣传、建体系、强监督。常态化开展烟酒危害科普宣传，破除 “烟酒无害”“适度有益” 的错误认知，引导公众树立 “禁烟光荣、禁酒文明” 的理念；完善戒烟戒酒服务体系，医院增设戒烟门诊、酒精依赖治疗科室，为成瘾者提供专业干预；畅通监督举报渠道，鼓励公众对违规吸烟、酗酒行为举报，形成 “人人抵制烟酒” 的社会氛围。 文化层面：破旧俗、树新风、塑健康社交。摒弃 “递烟送酒” 的陈旧社交陋习，倡导以咖啡、茶饮、运动、文化交流等健康方式替代烟酒社交；将禁烟禁酒理念融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从青少年抓起，培养健康生活习惯，斩断烟酒危害的代际传递。 烟酒之害，猛于虎也。3 亿烟民的健康透支、每年百万的死亡案例、沉重的社会医疗负担、滞后的文明进步步伐，都在催促我们：全面禁烟禁酒，再也不能等！ 这不是对个人选择的限制，而是对生命尊严的敬畏，对民族未来的负责。愿我们早日挣脱烟酒枷锁，告别 “烟文化”“酒陋习”，以健康体魄、文明新风，奔赴更美好的生活！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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