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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中国要坚持党对国家的领导，坚定走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都说资本主义充满剥削，都说资本主义危机重重，都说资本主义迟早会走向灭亡。可一百多年过去了，它不但没有寿终正寝，反而将许多国家送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最初就误判了历史形势，还是有人故意抹黑资本主义，以此蒙蔽大众的双眼？ 这还远远没有结束。如果社会主义真的更先进、更优越，为什么走上这条道路的国家反而越来越少，少到如今只剩下五个？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嘴上高喊着社会主义是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现实中却总觉得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富有、更加发达？这两个核心问题如果讲不清楚、说不明白，很多人一辈子都会在空洞的口号里打转，永远看不清历史的真相和时代的方向。 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没死？答案其实一点都不复杂，不是因为当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错了，恰恰相反，是因为很多批判都批得太准、太深刻，直击其本质要害。经济危机会如期而至，贫富差距会不断拉大，资本会持续集中，大鱼吃小鱼的丛林法则会反复上演，劳动者会被无情压迫，人会被异化成赚钱的工具、资本的附庸。这些预言，每一样都真实发生过，每一样都是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鲜活现实，从未缺席。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批判有没有说中，而在于很多人后来把一句话说死了、说绝对了——把“资本主义存在致命矛盾”，硬生生说成了“资本主义很快就会自行崩塌、彻底灭亡”，这才是我们对资本主义认知出现偏差的核心所在。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死，根本不是因为它没有“病”，恰恰是因为它病得太深、太频繁，所以才被逼着学会了“保命”的本事。它的保命手段，主要有四招，每一招都精准击中了自身危机的痛点，也蒙蔽了很多人的双眼。 第一招：主动让步，以小利换生存。当工人阶级的反抗愈演愈烈，当底层的不满快要冲破临界点，它就会主动吐出一点福利，缓和矛盾；当失业率高企、民生凋敝，它就会撒一点救济，稳住人心；当工资被压得太低、劳动者难以维系生计，它就会稍微抬高一点工资底线，给底层留一口喘息的空间；当社会矛盾快要爆发、局面即将失控时，它就会先扔出一块“糖”，暂时稳住场面、平息怒火。它从来不是突然变得善良、有了良心，而是清醒地知道，再不松一松、让一让，自己的统治根基就可能被彻底掀翻。所以，千万别把那些所谓的福利、补贴、带薪假期、社会保障，看成是资本主义天然的恩赐和良心发现——很多时候，那不是施舍，而是它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避免自己走向灭亡，主动割下来的一小块“肉”，是一种无奈的自保，更是一种高明的缓兵之计。 第二招：灵活修补，危机时刻弃“市场”。平时，它高喊自由市场、放任自流，鼓吹“谁赚钱谁有本事，谁赔钱谁自己扛”，把市场规律奉为圭臬，把优胜劣汰吹得天花乱坠。可一旦到了生死关头，一旦系统面临崩溃的风险，它就会立刻抛弃那套冠冕堂皇的话术，翻脸比翻书还快。大公司快要倒闭了，不叫市场规律的必然，反而叫“系统风险”，必须出手拯救；金融巨头快要崩塌了，不叫优胜劣汰的结果，反而叫“事关全局”，必须国家救市；普通人失业、破产，叫“你自己不够努力”，活该承受后果；大资本、大企业陷入危机，就叫“国家责任”，必须动用国家力量兜底。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双重标准：平时讲市场，关键时刻靠国家；对底层讲规则，对资本讲特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资本主义，早已不是当年那种赤裸裸的、原汁原味的旧资本主义，而是一个被修修补补过无数次，会自己缝伤口、会自己换外皮、会灵活变通的“改良版”资本主义。 第三招：转嫁危机，让别人替自己“买单”。一旦自己内部出现问题、危机难以掩盖，它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往下压、往外甩。物价上涨了，最先承受痛苦的是底层民众；失业潮来了，最先被抛弃、被牺牲的是普通人；楼市泡沫破裂了，最先接盘、承担损失的是年轻人；债务负担太重了，就往后拖延，把烂摊子留给下一代，让子孙后代慢慢偿还。如果国内的矛盾实在扛不住、压不下，就把危机往其他国家甩：把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把污染留给别人，把清洁留给自己；把低端生产、低利润的环节转移出去，把高利润、高附加值的环节留在自己手里；把经济风险、社会矛盾转嫁给其他国家，自己则坐享其成、独善其身。说白了，资本主义最厉害的地方，不是不会出事，而是每次快要出大事的时候，它总能找到“替罪羊”，让别人先替它撑住，自己则趁机喘息、恢复元气。 第四招：精心伪装，将剥削包装成“正义”。它最狠的一招，不是直接的压迫，而是精神上的PUA——把剥削包装成“个人机会”，把内卷包装成“努力奋斗”，把社会失衡包装成“个人失败”，把你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困境，说成是“你还不够努力、不够优秀”。明明是社会结构的问题、制度的缺陷，最后却被归结为你的个人问题；明明是资源分配不均、机会不公的问题，最后却被说成是你的能力不足；明明是规则偏向资本、偏袒少数人，最后却被包装成“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它不只是在物质上压迫你，更在精神上驯化你，让你从心底里认为，被压迫、被剥削这件事，本来就是合理的，是你自己不够努力，才配不上更好的生活。这种精神上的控制，比直接的剥削更可怕，也更具迷惑性。 所以，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没死？答案很明确：不是因为它没有危机，不是因为它完美无缺，而是因为它会让步、会修补、会转嫁、会伪装。它不是一块坚硬的铁，一敲就碎；它更像一团烂泥，你以为它塌了，它只是换了个形状；你以为它不行了，它又能把自己重新缝起来、捏起来，继续苟延残喘。这就是第一层真相：资本主义没死，不代表它没病，恰恰相反，是因为它病得很重、病得很频繁，所以才被逼着学会了各种续命的本事，才能撑到今天。 但问题讲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只讲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死，还不足以解开大家心中的疑惑，更难、更关键的问题还在后面：如果社会主义更先进、更优越，为什么走这条路的国家反而越来越少？ 有一句话，必须先跟大家说清楚：先进，不等于更容易；目标越高远，往往意味着道路越艰难。资本主义最擅长的，是先把效率冲起来，先把财富的“蛋糕”做大，至于蛋糕分的公不公平、底层民众能不能活下去、社会会不会撕裂，它往往是出了问题再去修补，甚至干脆不管不顾。这种模式，短期来看，见效快、成果显著，很容易让人看到“繁荣”的假象。 可社会主义如果真的要比资本主义更进一步、更高级，它要解决的就不只是“怎么赚钱、怎么做大蛋糕”这一件事。它还要回答：怎么不让资本失控，怎么不让少数人凭借资本优势，把多数人踩在脚下；怎么不让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怎么不让资本绑架国家、绑架民生；怎么让发展不是少数人的盛宴，而是多数人的好日子；怎么在追求发展的同时，守住公平、守住底线、守住长远。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当然更难。因为资本主义只需要做“增长”这一张卷子，而社会主义要做四张卷子，而且是同时做——发展、公平、安全、长远。这四张卷子，单拎出来一张都不简单，要同时做好、做到位，难度更是呈几何倍数增加。这就好比，一个人只需要专注于赚钱，很容易就能有所成就；但如果一个人既要赚钱，又要照顾家人、坚守底线、规划未来，难度自然会大得多。 更何况，很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一开始拿到的就不是一副好牌。它们不是从又富又稳、实力雄厚的基础上起步，而是从一穷二白、战乱频发、积贫积弱、被列强围堵压迫的困境中起步。不少资本主义强国，是先完成了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财富，家底厚了之后，才慢慢开始补充福利、完善规则、建立保障体系；可很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往往是在努力保住民众生存底线的同时，还要建设国家、巩固政权；在打基础、搞建设的同时，还要推进工业化；在资源并不宽裕、外部环境并不友好的情况下，还要投入大量精力铺教育、补医疗、防围堵、抗打压。 说白了，资本主义国家是先把家底攒厚了，再慢慢修房子、搞装修，一步一步完善；而很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却是地基还没打稳，就得一边挡风遮雨、抵御外部冲击，一边砌墙盖房、完善内部建设，还要一边让民众住进去、过上好日子。两者的起点不同、处境不同，面临的难度自然天差地别，不能简单地放在一起比较。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社会主义真正的难点，不只是发展本身，而是怎么在发展的过程中，确保不被自己的权力结果反噬。资本主义最大的危险，是资本不断做大、失控暴走，最终绑架社会、撕裂国家；而社会主义最大的风险，在于国家一旦深度参与经济、介入社会， 如果纠错机制不够快、监督体系不够硬、信息传递不够真实、激励机制不够顺畅，就很容易走向僵化、走向低效，走向形式主义压过实际效果，甚至出现权力滥用、脱离群众的问题。 资本主义容易“烂”在资本失控，而社会主义容易“难”在治理失真。前者的问题，在于“钱太大”，资本凌驾于一切之上；后者的问题，在于“权太重”，权力未能得到有效约束。一个会把社会撕裂成贫富两个极端，一个会让整个系统变得僵化、失去活力。这两种风险，都需要高度警惕，也都需要强大的治理能力去化解。 所以，社会主义这条路，从来不是喊一句“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就够了，它真正难的地方在于：你能不能既守住人民立场，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又能守住效率，不陷入低效内耗；既能不能压住资本的贪婪，不让资本失控作乱，又能防住官僚主义的滋生，不让权力脱离群众；既能不能守住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又不把社会活力压死，让每个人都有奋斗的空间；既能不能让国家拥有强大的力量，抵御外部风险、维护国家利益，又能让这种力量始终服务于人民，不偏离初心。这，才是社会主义面临的最难的课题，也是最考验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少，走得稳、走得好的人更少。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越来越少”这件事，不能简单地解读为“社会主义错了”，更要看到背后的另一面：很多国家不是不想走这条更高目标、更符合人民利益的路，而是现实中，那条短期更容易、见效更快的资本主义道路，诱惑太大、吸引力太强。 接入全球市场，引进外来资本，拉动投资增长，先把经济数字做上去，先把钱赚出来，至于后面的分配公平、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就先放一放、以后再说。这条路，短期来看，又快又好看，很容易获得阶段性的“成功”，所以很多国家就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去，这一点也不奇怪。毕竟，难题本来就没多少人愿意做，容易的题，排队的人从来都不会少。 我们不能因为最难的题做的人少，就说这道题本身一定是错的。我们只能说，这道题更考验真本事，更考验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更考验一个国家的方向感，也更考验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和勇气，坚持长期主义，拒绝短期诱惑，真正为人民的长远利益负责。 讲到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来了：中国为什么不能简单地套进西方资本主义，或者老式社会主义那两个旧框子里？答案很简单——因为中国走的，本来就不是照抄照搬谁的路，而是一条立足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实际、属于中国自己的道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这条路，最核心的地方就三句话：不是不要市场，而是不让市场称王；不是不要资本，而是不让资本当家；不是不要效率，而是不让效率吃掉公平。 这就是中国道路最硬的底气、最鲜明的特色：市场可以用，资本可以用，竞争也可以用，但它们都只能是服务于国家发展、服务于人民幸福的工具，绝对不能反客为主、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关系国计民生的核心命脉，绝对不能轻易交出去，金融、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战略产业，国家必须牢牢握在手里，守住底线、守住安全。该放活的地方，要充分放活，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积极性；该托底的地方，要坚决托底，保障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该卡住的地方，就必须坚决卡住，严防资本无序扩张，严防权力滥用，严防风险失控。 中国这条路，难就难在它不只是做一道题，不是只追求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就算赢，而是要在一个超大体量、地域辽阔、发展差异巨大、背负着复杂历史包袱的国家里，同时做好发展、稳定、公平、安全这四件大事。这不是小国的简单算数题，而是大国的复杂综合题；这不是短期的政绩工程，而是长期的系统工程。 要把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整体往上抬，让每个人都能共享发展成果，让每个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这个难度，本来就比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大得多、难得多。所以，今天看中国，不能只问“你是不是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更应该问的是：你是不是把国家的命脉牢牢握在自己手里，不被外部势力牵制？你是不是把发展的成果尽量往多数人那边倾斜，让老百姓真正受益？你是不是让资本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而不是让国家、让人民服务于资本？你是不是让现代化不只是报表上冰冷的数字，而是老百姓能摸得着、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生活变化——是饭碗更稳了，收入更高了，教育更公平了，医疗更便捷了，日子更有盼头了。 这才是看中国这条路，真正应该看的地方。毫无疑问，中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真正有分量的现代化，不是把人变成追求效率的燃料，不是把多数人留在尘土里、被遗忘在角落，不是让繁荣只挂在少数人的账面上、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它必须让国家越走越稳，让人民越过越好，让发展有温度，让强大有归处，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国家的发展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收获自己的幸福。 中国要走的路，从来不是让少数人赢到最后，而是让一个大国的前途和命运，牢牢落在亿万人民的饭碗里、尊严里、盼头里；不是追求一时的光鲜亮丽，而是追求长远的稳定繁荣；不是照搬别人的模式，而是走出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底气、自己的未来。 这才是真正的方向，这才是真正的分量，这才是真正配得上未来的道路，这才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另外，中国还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对国家的统一全面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开启了力度空前、范围极广、触及极深的反腐败斗争。从正国级、副国级高官，到中央部委部长副部长、省委书记副书记、省市长副省长、政法公安系统、法院检察院、纪检监察系统、军队将领、外交系统，再到省直厅局、地市主官等厅级、副厅级干部，一大批违纪违法官员相继落马，反腐实现了全覆盖、无禁区、零容忍，事实震撼、教训深刻，更亟需固化经验、完善机制、源头治理。 从落马事实来看，本轮反腐呈现四大鲜明特征。一是层级全覆盖，上不封顶。既有周永康这样正国级“大老虎”，也有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苏荣、张阳、房峰辉等副国级高官，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惯性思维，彰显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二是领域全渗透，无一例外。党政系统、公安政法、法院检察院、纪检监察、军队系统、外交系统、金融央企、地方党政、省直厅局全部牵涉其中；从中央部委到省市县乡，从一把手到关键岗位副职，从在职官员到退休干部，从地方主官到公安厅长、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权力集中、资源富集、监管薄弱的领域成为腐败高发区。三是岗位高度集中，权力寻租特征突出。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纪委监委干部、部委实权领导、军队高级将领，手握决策、执法、司法、人事、项目审批、资金调配大权，极易形成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圈子腐败、政商勾连，孙力军、王立科、傅政华、王大伟等案更是暴露出政法系统塌方式、链条式腐败。四是腐败形态多样，隐蔽性更强。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买官卖官、内幕交易、利益输送、拉帮结派等交织叠加，有的长期蛰伏、退休后被查，有的主动投案、抱团涉案，严重破坏政治生态、侵蚀公共利益、损害群众公信力。 严峻的反腐现实，也暴露出深层次制度短板：地方官权力过度集中且缺乏有效制衡，一把手权力过大、一言堂现象突出；重点领域监督缺位，政法、金融、国企、军队、行政审批等环节制度漏洞较多；日常监督偏软，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不够，小问题拖成大腐败；干部理想信念滑坡、价值观扭曲，特权思想、侥幸心理滋生，家风不正、裙带腐败频发。 面对十八大以来反腐暴露的突出问题，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源头治本，从制度、监督、用人、作风、法治五个方面精准施策、想办法、出实招。 第一，扎紧制度笼子，管住权力源头。持续深化党政、政法、金融、国企、军队等重点领域体制改革，厘清权力边界，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把决策、执行、监督权力拆分制衡，杜绝一人说了算、一支笔审批。完善重大项目、资金使用、人事任免公开公示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第二，健全立体监督体系，实现全天候无死角。强化纪委监委专责监督，做实政治监督、日常监督、专项督查，紧盯一把手和关键岗位；整合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畅通举报渠道，形成监督合力。紧盯退休干部、异地任职、圈子团伙腐败，完善离任审计、终身追责机制，破除“退休即安全”的侥幸心理。 第三，从严选人用人，净化政治生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严把干部选拔任用政治关、廉洁关、品行关，坚决杜绝跑官买官、带病提拔。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不唯GDP、不唯资历，重实绩、重口碑、重廉洁，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用落马高官典型案例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筑牢干部思想防线。 第四，深化政法系统整肃，斩断利益链条。针对公安、法院、检察院、政法委、纪检监察系统塌方式腐败，常态化开展队伍教育整顿，清理害群之马，健全执法司法权责划分、案件全程留痕、过问干预案件登记备案制度，严防徇私枉法、以案谋私，维护司法公正与社会公平正义。 第五，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一体推进三不腐。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不动摇；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同时从严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树立良好家风，从个人、家庭、组织层面多层设防，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官僚腐败的蔓延，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制度漏洞与监督缺位滋生的必然隐患。贪官污吏的存在，不仅会制造冤假错案、加剧贫富分化，更会在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墙，让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发酵，最终形成危及政权稳定的“政治堰塞湖”。倘若仅依靠运动式的整治与事后的惩处，而不从体制机制上寻找根源、堵塞漏洞，即便短期内能遏制腐败势头，长期来看依然会陷入“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此时，制度的选择便成为关键：任何制度都可能面临腐败风险，但好的制度能通过科学的设计遏制腐败，坏的制度则会为权力寻租提供温床。在人类社会无数次的制度探索中，民主政治制度无疑是迄今为止最能有效遏制官僚腐败的选择——它将权力的来源、运行与监督都交还人民，从根本上切断了“权力私有化”的路径。 当下，党内部分同志对民主政治存在一种不必要的担忧：认为倡导民主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但历史与现实早已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民主绝非政权的“掘墓人”，而是执政地位的“稳固器”。当党主动拥抱民主，让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愿办事，就能最大限度地凝聚民心、汇聚民力，让党的执政基础如磐石般坚固。反之，若脱离民主、背离民心，即便依靠强制力维持一时的稳定，最终也会因失去群众支持而陷入被动。民主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政权与人民形成命运共同体——党为人民谋幸福，人民为党护执政，这种双向奔赴的良性互动，才是长期执政的根本保障。 值得强调的是，民主从来不是“一刀切”的标准化产品，而是具有多元形态的政治文明成果。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模式，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发展阶段不同，民主的实现形式自然也会各具特色。君主立宪制通过保留传统象征、构建民主参与机制，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两党轮流、多党竞争制通过政党制衡，倒逼政策向民意倾斜；一党独大模式在特定国情下，能保障政策的连贯性与执行效率。这些模式虽形式各异，但都遵循着共同的核心准则：公共事务必须通过公开讨论、对话协商、公平争论来决定，确保民众的意愿能影响公共决策。 结合中国国情，我们理应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对国家的全面统一领导，推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即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以严格的依法治国保障民主落地。当前，部分地方存在的“土皇帝”式官员，欺下瞒上、官僚腐败、欺压百姓，本质上是权力运行脱离监督、干部任免脱离民意的恶果。中央虽有心治理，但面对层级繁多的行政体系，往往难以做到实时精准监管；百姓虽有冤屈，却常常面临“状告无门”的困境，长此以往极易激化矛盾，甚至引发“官逼民反”的风险。这正是我曾过说的“不搞民主，党会累死”之核心逻辑：当党试图独自包揽所有治理责任，缺乏民众参与和监督的制度支撑时，不仅会消耗巨大的行政成本，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基层问题，最终陷入“越管越累、问题越多”的恶性循环。 反观西方国家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多党制民主，早已暴露出诸多难以根治的弊端。政党恶斗取代了公共治理，族群撕裂取代了社会团结，经济停滞取代了民生改善，“立法院”内的攻击对骂、肢体冲撞成为常态，政客为赢得选举不择手段地抹黑对手、设置陷阱，执政党将选举利益置于执政责任之上，无视经济发展与民生疾苦，让意识形态挂帅主导一切决策。这种乱象丛生的“民主”，不仅没有实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反而让社会陷入持续的动荡与内耗，这也从反面证明：脱离本国国情的民主模式，只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共同追求，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实。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不是“要不要政党政治”，而是“要什么样的政党政治”。最好的民主，必然是贴合本国实际、能切实解决问题的民主；最好的政党政治，必然是能凝聚共识、推动发展、保障民生的政治。基于此，中国应推行的“党主民主”，还需配套科学的行政体制改革：撤消省、县、乡层级，仅保留市、区、镇、村四级行政单位，将政协归并人大，整合监督资源；原省级官员可纳入国家巡查组，专门负责巡查监督市、区、镇、村的官员履职情况。这种改革既实现了中央集权，又通过合理分权避免了地方“藩镇割据”，让权力运行更加透明可控，党的政权也将因此更加稳固。 而“党主民主”的核心落地路径，在于“官由民选”。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中，他就必然会为谁服务——这是人性使然，更是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当市区镇村长由党领导当地人民选举产生时，官员的政治命运就与民众的满意度直接挂钩：若能全心全意、公平公正地为人民服务，就能赢得民众的持续支持，巩固自身的任职基础；若背离民意、以权谋私，就将面临“命运重新选择”的风险。这种“权力与责任绑定”的机制，能从根本上倒逼官员转变作风，摒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真正把民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落在实处。 当官员都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众的合理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回应，社会矛盾自然会大幅减少，人民对党也就不会有不满情绪。这种“党领导民主、民主巩固党执政”的良性循环，既让党从繁重的基层治理压力中解脱出来，不必独自承担所有矛盾与责任，又能让党赢得民心、实现长期执政，最终实现党、国家与人民的共赢。 推行党主民主，不是对党的领导的削弱，而是对党的领导的强化；不是对治理责任的推卸，而是对治理效能的提升。它让党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让治理始终围绕民生展开。唯有如此，才能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才能让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才能让党在长期执政中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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