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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严格落实选官用官追责制度，杜绝官员边腐边升带病提拔
2026 年 5 月 8 日，重庆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陆克华受贿案一审宣判。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审理查明，1997 年至 2024 年，陆克华在住建系统、重庆地方任职期间，利用工程审批、项目评审、资质审查等职权，27 年间边贪边升、一路带病提拔，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1.89 亿余元。 从司法部部长傅政华，再到重庆市政法委书记陆克华，陆克华的仕途堪称 “腐败潜伏期” 与 “权力晋升期” 高度重合的典型样本。权力越大、贪腐越多、职位越高，形成 “边腐边升、越贪越稳” 的恶劣示范。这样的官员，手握政法大权却践踏法治底线，主管民生工程却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堕落轨迹不仅是个人信仰崩塌，更暴露出干部监督、权力制约、日常监管链条上的深层漏洞。 法院判决指出，陆克华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本当判处死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终以 “未遂情节、如实供述、主动交代、认罪悔罪、积极退赃” 为由，判处死缓新华网。从法律层面看，判决符合我国 “少杀慎杀” 的死刑政策与宽严相济的刑事原则；但从社会观感看，1.89 亿巨贪、27 年持续腐败、边贪边升的政法委高官，最终免予一死，难免让群众产生 “反腐雷声大、判罚尺度宽” 的落差，也削弱了对 “腐败零容忍” 的直观感知。 近年来，反腐高压态势持续，“打虎拍蝇猎狐” 成效显著，但群众对贪腐大案 “判而不死、缓而不执” 的质疑始终存在。与普通刑事案件中对暴力犯罪的严厉惩处相比，部分巨贪案死缓、无期的适用，容易引发 “官贵民轻、同罪不同罚” 的司法不公联想。尤其当腐败分子长期身居高位、影响恶劣、涉案金额惊人时，过宽的量刑裁量，不仅难以形成 “伸手必被捉、贪腐必重罚” 的强大震慑，更会消解群众对法治公平的信任。 陆克华案更值得警惕的，是 **“带病提拔” 背后的监督失效 **。1997 年便开始受贿，却能在关键岗位一路晋升，组织考察、廉政审核、日常监督为何长期失灵？权力运行不透明、财产申报不严格、日常监督流于形式，才让腐败分子在体制内 “潜伏” 数十年，边腐边升、肆无忌惮。这警示我们：反腐不能只靠事后严惩，更要扎紧制度笼子、强化全程监督、斩断权力寻租链条；唯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干部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才能从根源上杜绝 “边贪边升” 的怪象。 首先，严格落实选官用官追责制度，有权必有责，权责须相当。当问题干部受到查处后，对责任人进行追究。纪检部门必须严格履职，纪检部门应强化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不断加强监管反腐力度。有效利用群众反映、网络实名举报、组织监督检查等手段，坚持露头要打、潜伏要挖，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不让严打成一阵风，吹过了就散了，彻底斩断公仆变硕鼠的机会。 其次，相关领导必须严格执行选人用人制度，在干部成长过程中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正确用人导向，规范和拓展干部晋升渠道，加大民主推荐、组织推荐的力度，加大公开、公示力度，坚决封堵“带病提拔”的入口。 最后，必须提升党员干部的防腐拒变的能力。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群众观、道德观等，通过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前车之鉴下，保持清醒认识，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提升防腐拒变的能力。保证政通人和、风清气正，杜绝小人得志、贪官横行，牢固党的执政根基。 任凭官僚腐败愈演愈烈，最终必然造成亡党亡国。贪官的存在，会不停地制造冤假错案，导致社会矛盾、贫富不均，产生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紧张和矛盾。当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矛盾越积越深后，容易形成十分危险的“政治堰塞湖”。所以，官员官僚腐败，一定要严惩不贷，该杀的必须杀。除体制机制方面尚需改革和完善之外，加大违法违纪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陆克华案不是终点，而是反腐纵深推进的新起点。唯有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依法严惩、尺度统一，坚持制度治本、监督到位，才能让群众在每一起反腐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彻底击碎 “边贪边升” 的幻想，才能永葆政治清明、社会清朗。 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表明，对于腐败，必须实行严刑峻法，坚决严惩不贷。对腐败分子心慈手软，就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甚至是对人民的残忍。社会要清明，除了要有一个好的社会制度，还需要对于腐败分子实行雷霆打压。好的制度，可以让官员不愿腐，不想腐，没有必要腐。只有让官员不愿腐，不想腐，没有必要腐，甚至不敢腐，腐败才有可能被彻底杜绝。 官僚腐败的蔓延，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制度漏洞与监督缺位滋生的必然隐患。贪官污吏的存在，不仅会制造冤假错案、加剧贫富分化，更会在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墙，让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发酵，最终形成危及政权稳定的“政治堰塞湖”。倘若仅依靠运动式的整治与事后的惩处，而不从体制机制上寻找根源、堵塞漏洞，即便短期内能遏制腐败势头，长期来看依然会陷入“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此时，制度的选择便成为关键：任何制度都可能面临腐败风险，但好的制度能通过科学的设计遏制腐败，坏的制度则会为权力寻租提供温床。在人类社会无数次的制度探索中，民主政治制度无疑是迄今为止最能有效遏制官僚腐败的选择——它将权力的来源、运行与监督都交还人民，从根本上切断了“权力私有化”的路径。 当下，党内部分同志对民主政治存在一种不必要的担忧：认为倡导民主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但历史与现实早已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民主绝非政权的“掘墓人”，而是执政地位的“稳固器”。当党主动拥抱民主，让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愿办事，就能最大限度地凝聚民心、汇聚民力，让党的执政基础如磐石般坚固。反之，若脱离民主、背离民心，即便依靠强制力维持一时的稳定，最终也会因失去群众支持而陷入被动。民主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政权与人民形成命运共同体——党为人民谋幸福，人民为党护执政，这种双向奔赴的良性互动，才是长期执政的根本保障。 值得强调的是，民主从来不是“一刀切”的标准化产品，而是具有多元形态的政治文明成果。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模式，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发展阶段不同，民主的实现形式自然也会各具特色。君主立宪制通过保留传统象征、构建民主参与机制，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两党轮流、多党竞争制通过政党制衡，倒逼政策向民意倾斜；一党独大模式在特定国情下，能保障政策的连贯性与执行效率。这些模式虽形式各异，但都遵循着共同的核心准则：公共事务必须通过公开讨论、对话协商、公平争论来决定，确保民众的意愿能影响公共决策。 结合中国国情，我们理应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对国家的全面统一领导，推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即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以严格的依法治国保障民主落地。当前，部分地方存在的“土皇帝”式官员，欺下瞒上、官僚腐败、欺压百姓，本质上是权力运行脱离监督、干部任免脱离民意的恶果。中央虽有心治理，但面对层级繁多的行政体系，往往难以做到实时精准监管；百姓虽有冤屈，却常常面临“状告无门”的困境，长此以往极易激化矛盾，甚至引发“官逼民反”的风险。这正是我以前说的“不搞民主，党会累死”之核心逻辑：当党试图独自包揽所有治理责任，缺乏民众参与和监督的制度支撑时，不仅会消耗巨大的行政成本，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基层问题，最终陷入“越管越累、问题越多”的恶性循环。 反观西方国家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多党制民主，早已暴露出诸多难以根治的弊端。政党恶斗取代了公共治理，族群撕裂取代了社会团结，经济停滞取代了民生改善，“立法院”内的攻击对骂、肢体冲撞成为常态，政客为赢得选举不择手段地抹黑对手、设置陷阱，执政党将选举利益置于执政责任之上，无视经济发展与民生疾苦，让意识形态挂帅主导一切决策。这种乱象丛生的“民主”，不仅没有实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反而让社会陷入持续的动荡与内耗，这也从反面证明：脱离本国国情的民主模式，只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共同追求，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实。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不是“要不要政党政治”，而是“要什么样的政党政治”。最好的民主，必然是贴合本国实际、能切实解决问题的民主；最好的政党政治，必然是能凝聚共识、推动发展、保障民生的政治。基于此，中国应推行的“党主民主”，还需配套科学的行政体制改革：撤消省、县、乡层级，仅保留市、区、镇、村四级行政单位，将政协归并人大，整合监督资源；原省级官员可纳入国家巡查组，专门负责巡查监督市、区、镇、村的官员履职情况。这种改革既实现了中央集权，又通过合理分权避免了地方“藩镇割据”，让权力运行更加透明可控，党的政权也将因此更加稳固。 而“党主民主”的核心落地路径，在于“官由民选”。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中，他就必然会为谁服务——这是人性使然，更是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当市区镇村长由党领导当地人民选举产生时，官员的政治命运就与民众的满意度直接挂钩：若能全心全意、公平公正地为人民服务，就能赢得民众的持续支持，巩固自身的任职基础；若背离民意、以权谋私，就将面临“命运重新选择”的风险。这种“权力与责任绑定”的机制，能从根本上倒逼官员转变作风，摒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真正把民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落在实处。 当官员都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众的合理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回应，社会矛盾自然会大幅减少，人民对党也就不会有不满情绪。这种“党领导民主、民主巩固党执政”的良性循环，既让党从繁重的基层治理压力中解脱出来，不必独自承担所有矛盾与责任，又能让党赢得民心、实现长期执政，最终实现党、国家与人民的共赢。 推行党主民主，不是对党的领导的削弱，而是对党的领导的强化；不是对治理责任的推卸，而是对治理效能的提升。它让党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让治理始终围绕民生展开。唯有如此，才能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才能让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才能让党在长期执政中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俗话说政通则人和，政通则国兴。政令不畅，小的说影响领导者的决策，大的说影响整个国家建设和进步，政令不畅可谓贻害无穷。严格的纪律，是我们党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党中央有令则行，动如猛虎；党中央有禁则止，稳如泰山”的优良传统作风，形成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的权威，首先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8800多万名党员和4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去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 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前些年民间流传的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现象还存在着。 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才能确保中央权威政令畅通，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中国的领导人要集权才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令出中南海。从原始部落社会的“首领”、封建时代的“国王”、帝国时代的“皇帝”到近代国家的“总理”或“首相”（内阁制）和“总统”（总统制），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核心”。探讨这样一个“核心”也历来是政治哲学和理论的核心任务。从柏拉图的“哲学王”、孔孟的“贤能”、近代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现代的各种政治领袖（内阁制和总统制）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产生政治权力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除了无政府主义外，很少否认权力核心的重要性。 另外，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的重要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合法权益的保障，国家政权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有序，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不仅涉及经济利益，更关乎人权、人命。有的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贪赃枉法，为自身谋取不正当利益，却让无辜者身陷囹圄，甚至付出生命代价，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这种行为不仅践踏法治尊严，更严重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 司法腐败与司法不公，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更会对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仰。司法不公就像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机体内的病毒，如果掉以轻心、任其泛滥，最终必将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历史早已给出深刻教训：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 清末的历史悲剧便是最好的反面教材。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激战正酣时，岸边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围观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落水时，居民甚至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类似的冷漠场景再次上演。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主动加入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 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残酷统治有关，但更与清王朝长期大兴文字狱、压制民声，以及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民怨沸腾密切相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难逃灭亡的厄运。历史的教训深刻而惨痛：当司法失去公正，当民众对政权失去信任，任何政权都难以长久维系。 历史的教训警示我们：司法公正，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的不正当利益，而赢得的却是整个政权的稳固、社会的和谐与人民的衷心拥护。“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 当前，我们正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违法的执法行为，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异化为“独立王国”，更不能允许司法工作人员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那些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司法工作的核心目标，也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唯有坚守司法公正，严惩司法腐败，保障公民的合法维权权利，才能让社会稳定发展，让人民幸福生活，让党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实现长期执政。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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