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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权力透明化，杜绝灯下黑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报道：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黎晓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黎晓宏的落马，让人看到一个极具讽刺却又无比现实的现象：常年负责巡视反腐、专门查处贪官的人，自己最终也沦为贪官。 很多人疑惑，国家反腐力度空前、执纪越来越严、查处干部越来越多，为什么腐败依旧难以根除，为什么执纪者也会接连沦陷？其实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不敢查”，而是腐败滋生的土壤、权力围猎的环境、监督制衡的漏洞，始终没有彻底清零。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残酷的现实：手握监督大权的人，往往距离腐败最近。像黎晓宏这样的巡视系统高官，长期站在反腐最前沿，掌握干部考核、巡视定性、问题研判的关键权力。谁有问题、谁将被查、谁的仕途进退，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巡视工作的影响。正因为手握“治官之权”，他们自然成为问题干部重点拉拢、全力围猎的核心对象。 普通商人的利益输送只是金钱交易，而官场内部的围猎，更加隐蔽、更加致命、更加盘根错节。有问题的官员，深谙官场规则、精通人情勾兑，懂得如何用权力换权力、用人情绑利益、用关系做保护伞。他们可以抱团取暖、互相掩护、互相抬举，也可以联手打压坚守原则的人。清官海瑞一生刚正不阿、一心为民，却屡屡被构陷、被排挤、被打压，几度丢官入狱，这恰恰印证了：在利益抱团的官场生态里，守规矩的人容易被孤立，无底线的人反而容易抱团得利。 这就是“贪官抓不完”的根本原因。腐败从来不是单一的个人贪婪，而是容易形成圈层、形成链条、形成生态。一个贪官背后，往往牵扯一串关系、一堆利益、一张隐秘的关系网。查处一人，只是打破一个节点，却很难一次性根除长期累积的利益格局。老的贪官落马，新的贪腐者又在权力诱惑和圈层裹挟中悄然滋生，这也是为什么反腐永远在路上、贪官永远抓不尽。 更值得警醒的是“灯下黑”的危害。执纪者、监督者、巡视者，本是反腐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政治生态的“净化器”。一旦监督岗位的人失守，就等于反腐的利剑自折锋芒。监督者腐败，比普通干部腐败更可怕、破坏力更强。普通官员贪腐，损害的是一方民生；而执纪巡视干部贪腐，扭曲的是公正、破坏的是规则、透支的是整个体制的公信力。他们可以选择性执纪、选择性监督、选择性放过，让清正者受打压、投机者获晋升，让劣币驱逐良币。 很多人感叹“贪官抓不完”，并不是否定反腐的成效，而是看透了权力的本质：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约束的权力，永远会滋生新的贪念。只要权力监督存在盲区、制度留有漏洞、人情可以凌驾规矩，就永远有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从严查处、高压反腐，能够震慑贪腐、遏制乱象、清除蛀虫，是绝对必要、绝对正确的。但想要真正减少腐败、跳出“贪官抓贪官、贪官抓不完”的循环，只靠“抓人”远远不够。治标更需治本，惩腐更需立制。 必须真正让权力透明化、流程规范化、监督常态化，打破权力垄断，破除人情圈层，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尤其是对纪检、巡视、监察这类“治权之权”，必须实行最严苛的监督、最刚性的约束、最彻底的公开，杜绝特权、杜绝例外、杜绝灯下黑。 反腐没有终点，清风来之不易。贪官之所以抓不完，是因为权力诱惑永远存在、利益圈层难以彻底破除。但越是如此，越不能放松反腐力度、越不能弱化监督体系。唯有持续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不断扎紧制度笼子，持续净化政治生态，才能最大程度遏制腐败、减少乱象，让公权力真正为民所用、为民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赞誉与民心所向。但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清醒指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全面从严治党与反腐败斗争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战役，而是一场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的自我革命。 官僚腐败的蔓延，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制度漏洞与监督缺位滋生的必然隐患。贪官污吏的存在，不仅会制造冤假错案、加剧贫富分化，更会在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墙，让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发酵，最终形成危及政权稳定的“政治堰塞湖”。倘若仅依靠运动式的整治与事后的惩处，而不从体制机制上寻找根源、堵塞漏洞，即便短期内能遏制腐败势头，长期来看依然会陷入“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此时，制度的选择便成为关键：任何制度都可能面临腐败风险，但好的制度能通过科学的设计遏制腐败，坏的制度则会为权力寻租提供温床。在人类社会无数次的制度探索中，民主政治制度无疑是迄今为止最能有效遏制官僚腐败的选择——它将权力的来源、运行与监督都交还人民，从根本上切断了“权力私有化”的路径。 当下，党内部分同志对民主政治存在一种不必要的担忧：认为倡导民主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但历史与现实早已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民主绝非政权的“掘墓人”，而是执政地位的“稳固器”。当党主动拥抱民主，让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愿办事，就能最大限度地凝聚民心、汇聚民力，让党的执政基础如磐石般坚固。反之，若脱离民主、背离民心，即便依靠强制力维持一时的稳定，最终也会因失去群众支持而陷入被动。民主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政权与人民形成命运共同体——党为人民谋幸福，人民为党护执政，这种双向奔赴的良性互动，才是长期执政的根本保障。 值得强调的是，民主从来不是“一刀切”的标准化产品，而是具有多元形态的政治文明成果。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模式，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发展阶段不同，民主的实现形式自然也会各具特色。君主立宪制通过保留传统象征、构建民主参与机制，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两党轮流、多党竞争制通过政党制衡，倒逼政策向民意倾斜；一党独大模式在特定国情下，能保障政策的连贯性与执行效率。这些模式虽形式各异，但都遵循着共同的核心准则：公共事务必须通过公开讨论、对话协商、公平争论来决定，确保民众的意愿能影响公共决策。 结合中国国情，我们理应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对国家的全面统一领导，推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即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以严格的依法治国保障民主落地。当前，部分地方存在的“土皇帝”式官员，欺下瞒上、官僚腐败、欺压百姓，本质上是权力运行脱离监督、干部任免脱离民意的恶果。中央虽有心治理，但面对层级繁多的行政体系，往往难以做到实时精准监管；百姓虽有冤屈，却常常面临“状告无门”的困境，长此以往极易激化矛盾，甚至引发“官逼民反”的风险。这正是我曾经说过的“不搞民主，党会累死” 之核心逻辑：当党试图独自包揽所有治理责任，缺乏民众参与和监督的制度支撑时，不仅会消耗巨大的行政成本，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基层问题，最终陷入“越管越累、问题越多”的恶性循环。 反观西方国家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多党制民主，早已暴露出诸多难以根治的弊端。政党恶斗取代了公共治理，族群撕裂取代了社会团结，经济停滞取代了民生改善，“立法院”内的攻击对骂、肢体冲撞成为常态，政客为赢得选举不择手段地抹黑对手、设置陷阱，执政党将选举利益置于执政责任之上，无视经济发展与民生疾苦，让意识形态挂帅主导一切决策。这种乱象丛生的“民主”，不仅没有实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反而让社会陷入持续的动荡与内耗，这也从反面证明：脱离本国国情的民主模式，只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共同追求，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实。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不是“要不要政党政治”，而是“要什么样的政党政治”。最好的民主，必然是贴合本国实际、能切实解决问题的民主；最好的政党政治，必然是能凝聚共识、推动发展、保障民生的政治。基于此，中国应推行的“党主民主”，还需配套科学的行政体制改革：撤消省、县、乡层级，仅保留市、区、镇、村四级行政单位，将政协归并人大，整合监督资源；原省级官员可纳入国家巡查组，专门负责巡查监督市、区、镇、村的官员履职情况。这种改革既实现了中央集权，又通过合理分权避免了地方“藩镇割据”，让权力运行更加透明可控，党的政权也将因此更加稳固。 而“党主民主”的核心落地路径，在于“官由民选”。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中，他就必然会为谁服务——这是人性使然，更是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当市区镇村长由党领导当地人民选举产生时，官员的政治命运就与民众的满意度直接挂钩：若能全心全意、公平公正地为人民服务，就能赢得民众的持续支持，巩固自身的任职基础；若背离民意、以权谋私，就将面临“命运重新选择”的风险。这种“权力与责任绑定”的机制，能从根本上倒逼官员转变作风，摒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真正把民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落在实处。 当官员都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众的合理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回应，社会矛盾自然会大幅减少，人民对党也就不会有不满情绪。这种“党领导民主、民主巩固党执政”的良性循环，既让党从繁重的基层治理压力中解脱出来，不必独自承担所有矛盾与责任，又能让党赢得民心、实现长期执政，最终实现党、国家与人民的共赢。 推行党主民主，不是对党的领导的削弱，而是对党的领导的强化；不是对治理责任的推卸，而是对治理效能的提升。它让党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让治理始终围绕民生展开。唯有如此，才能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才能让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才能让党在长期执政中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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