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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领导，才能杜绝老百姓状告无门
2026年7月1日，《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工作的办法》正式实施，以制度化规则理顺逐级信访流程，明确书面优先、属地处置、进京走访前置省级文书、全程督办追责等硬性规范。其初衷是压实基层责任、引导群众依法有序维权、化解无序越级访带来的治理内耗。但立足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地方干部由上级任免而非民众直选的基本国情，新规落地更要厘清一层核心治理逻辑：属地管理不等于中央甩手，分级负责不代表中央放弃直接介入重大疑难纠纷，中央必须保留对地方事务的直接监督、提级处置权力，杜绝地方自我审查、自我纠错的机制性弊端。 一、立足国情：地方官员对上负责为主，天然存在回避纠错的内在动力 我国实行民主集中制，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由上级党委组织部门选拔、考核、任免，并非群众直选，干部考核、评优、追责的核心标尺掌握在上级手中。这一制度安排充分保障全国政令统一，但也客观形成治理短板：当群众诉求指向本地行政、司法履职失范时，地方机关天然存在“护短”倾向。 若信访处置仅停留在“转回属地自查”模式，等于让犯错单位自我评判、自我追责。基层一旦存在征地拆迁、民生保障、司法申诉、基层执法等问题，地方出于维稳考核、政绩评比、错案追责等现实考量，极易出现推诿拖延、敷衍答复、程序性办结却不实质化解矛盾的现象。大量涉诉信访、长期积案早已印证：单纯依靠属地自查，大量群众合理诉求陷入循环交办、原地打转的困局，群众穷尽县、市、省多级渠道仍维权无门，最终被迫越级进京反映问题。 此次信访新规设置“进京走访需持省级处置文书”的门槛，本意是倒逼省市两级直面矛盾、前端化解，减少无效越级走访。但绝不能简单理解为“中央只做登记分流，不再介入地方实体纠纷”。如果将前置文书门槛异化为中央拒收群众诉求的屏障，面对省级处置不公、地方层层包庇的情况，中央依然只转办不核查，会直接切断群众最高层级救济渠道，放大“基层有错、上级护短、投诉无门”的治理困境，背离信访工作“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根本定位。 二、单一制宪制逻辑：中央拥有统筹监督全国地方事务的法定权责 我国是统一的单一制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中央享有最高治理权，地方权力由中央授予，不存在独立于中央的地方自治权力。《信访工作条例》同样清晰划分央地权责：一方面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把普通民生矛盾化解在基层；另一方面明确党中央统一领导全国信访工作，最高法、最高检、国家信访局具备监督、督办、提级复查、异地核查的法定职能，专门应对地方无法公正处置的疑难重大案件。 “属地处置”是治理分工，而非责任分割；基层优先办理是流程优化，而非中央免责。对于普通邻里纠纷、小额民生事项，由属地就近处置，符合高效便民原则；但遇到地方利益深度捆绑、本地机关难以公正自查的案件——比如长期冤错申诉、地方行政权力侵权、群体性积案、基层系统性不作为等——中央机关必须突破“转办了事”的传统模式，启动直接督办、提级办理、跨区域异地核查机制。 历史上多起重大冤错案件平反、重大地方乱象整治，均依靠中央层面直接介入、绕过属地自查才得以纠正，充分证明：中央兜底监督是弥补地方自我纠错失灵、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可替代的制度设计。倘若中央仅做材料中转站，放弃直接核查权，单一制统筹优势便无从发挥，央地监督链条将出现致命断层。 三、辩证看待信访新规：规范越级访不能弱化中央兜底救济通道 本次来访登记新规的各项条款，本身具备极强的法治化正向价值，不能片面解读为抬高群众维权门槛： 其一，推行书面、网上信访优先，规范走访场所，是降低群众维权成本之举，线上渠道不受地域限制，避免群众长途奔波； 其二，15日内书面告知、全程跟踪督办、对不作为单位通报曝光，以硬性时限和追责机制倒逼地方必须实质解决诉求，杜绝“只登记不办事”； 其三，区分重复访、终结访与合法诉求，依法处置缠访闹访，厘清合法维权与违法扰序的边界，维护正常政务秩序。 但规则落地必须配套中央层面的兜底纠错机制，规避政策执行走偏： 第一，明确省级答复不公的救济出口。 群众持有省级文书但对处置结果不服，国家信访局、两高不能简单不予登记，应当建立专门提级复核通道，对存在明显偏袒、程序违法、事实认定错误的事项，直接启动异地复查、专项督查，不退回原属地再次自查，从根源打破“地方自查闭环”。 第二，细化中央直办案件清单。 针对涉司法错案、地方政府重大行政侵权、基层系统性不作为、跨区域复杂纠纷等，直接划定中央机关直办范围，不受逐级走访流程限制，杜绝地方层层拦截群众诉求。 第三，强化央地联动追责机制。 新规明确对“应受理不受理”典型案例公开曝光，在此基础上，中央督办查实地方故意推诿、虚假办结、压制群众合理诉求的，同步联动纪检监察机关开展问责，打破地方内部“大事化小”的追责庇护。 四、治理正道：基层前端化解+中央后端兜底，构建完整维权闭环 地方由上级任免的体制，决定了治理必须依靠“上下双向约束”，不能单方面把矛盾全部压给基层、把监督全部寄望于地方自我约束。完整的信访治理体系应当形成两层防线： 第一层防线，属地靠前治理。 依托本次新规压实市县、省级信访处置责任，将小额、简单、本地可协调的民生矛盾就地化解，实现矛盾源头减量，减少群众越级走访成本，这是提升治理效率的基础。 第二层防线，中央兜底监督。 保留中央机关提级核查、直接处置的刚性权力，作为地方公正处置失灵后的终极救济渠道，专门破解地方利益捆绑、自我纠错失效的难题，守住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 只强调属地责任、弱化中央监督，会让群众陷入“告到中央，打回原地”的绝望；只依赖中央接访、忽视基层前端化解，又会造成中央信访资源过载、治理效率低下。二者不可偏废。当下信访新规理顺逐级走访流程，本质是完善第一层防线，后续配套制度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在补齐中央兜底监督的第二层防线上，让“分级办理”与“中央统筹”相辅相成。 五、司法公正：社会治理不可动摇的基石 司法，是守护公民权益与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全国司法体系的顶层监督中枢，承担着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监督纠正下级裁判的宪法职责；国家信访局则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化解社会矛盾的核心桥梁。三者共同构成了公民权利救济、错案纠正与社会矛盾化解的顶层制度依托。 然而实事求是地审视，当前在涉诉信访处理、申诉复查受理以及冤错案件纠偏等工作中，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依然突出。申诉流程空转，部门之间层层推诿，案件在属地范围内反复循环交办，始终难以进入实质性审查程序。正常的法定申诉渠道，因这一机制性梗阻而纠错效能大打折扣。 从近年重大冤错案件来看，绝大多数冤案的平反并未依靠常规逐级申诉渠道，而几乎都依赖不可复制的偶然性外部事件驱动——“亡者归来”“真凶落网”等小概率事件成了启动再审的关键。这一现象揭示法定的纠错机制在现实中长期处于“半休眠”状态，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不枉不纵”立法目标面临落实之困。 导致这一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申诉复查机制存在结构性缺陷：自查模式从根本上违背回避法理，要求原审机关主动推翻自己作出的判决，主观上具有强烈的排斥性；同时，顶层监督的实质性审查功能有待强化，两高主动启动直接提审、跨省异地复查等实质性监督手段的力度仍有提升空间。 纵观近年来极端恶性案件，其底层根源高度相似：司法裁判不公、纠错渠道封闭、合法申诉救济途径失灵，是催生个人极端行为、冲击公共安全的重要诱因。山西胡文海案、陕西张扣扣案、厦门陈水总案、上海杨佳案等，无不是长期维权无果、诉求无人回应后，当事人放弃合法路径，选择以极端方式宣泄积怨，最终酿成惨痛后果。这些悲剧警示我们：维护司法公正、畅通维权渠道，绝非可有可无的善政，而是守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必需之举。 综上，信访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承载着群众对公权力公正的期待。在我国地方干部由上级统筹任免的国情之下，中央绝不能对地方事务放手不管。7月1日落地的来访登记新规，为规范基层信访办理划定清晰标尺，而制度效能能否充分释放，关键在于坚守单一制国家中央统筹监督的宪制优势：既要压实属地就地化解矛盾的责任，更要筑牢中央提级复核、直接督办的兜底渠道。 另外，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的重大社会功能。人民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基本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整体稳定，均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司法的相对公正，对于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形态。它不仅仅涉及经济利益问题，更广泛涉及人权、人命等根本价值。有的司法人员通过腐败行为谋取私利，而无辜者却因此身陷囹圄，甚至人头落地——司法不公，能够让该死之人逍遥法外，让该活之人含冤而死。司法不公，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更对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从根本上动摇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仰。如果对此掉以轻心，任其蔓延泛滥，最终将葬送我们党的执政根基。 回顾历史，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激战正酣之际，岸边竟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旁观自己朝廷的军队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官兵纷纷跳水逃生时，围观居民竟发出阵阵喝彩。英军后来北上进攻，沿途亦有类似情形。至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百姓不仅围观，甚至主动加入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王朝的子民之所以对朝廷如此缺乏忠诚，固然与清初的残酷屠杀有关，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清王朝持续多年大兴文字狱，压制思想，加之清末司法腐败猖獗，冤狱频仍，民怨积重难返。在这样的制度与社会背景下，民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即便没有外敌入侵，大清王朝也难逃覆亡的命运。 司法公正，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言，实质上是一场双赢的制度博弈。公正司法所牺牲的，仅仅是少数违法乱纪的权势人物的不当利益，而赢得的是整个政权的合法性与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必须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绝对全面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演变为“独立王国”，使其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于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依法严惩不贷。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社会才能稳定发展，人民才能幸福生活，党才能长期执政。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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