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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被拐卖的妇女被迫结婚，不应该认定为重婚犯罪
一把剪刀，牵出 38 年命运纠葛；一纸重婚判决，埋下半生法理心结。近日，据媒体报道：甘肃女子郭小玲 1988 年赶集寻剪刀时被人贩子拐骗，以 2000 元卖给山东男子李某玲，被迫同居生子，最终被原配丈夫以重婚罪自诉，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三十余年间，二人持续申诉、抗诉，多级司法机关均维持原判，人贩子却因追诉时效过期免于追责。一桩典型拐卖受害者案件，反倒让被剥夺人身自由的女性背负刑事罪名，此案引发的核心拷问直击法治底线：被拐卖妇女在人身受控状态下形成的事实婚姻，何以能被认定为重婚犯罪？更令人愤慨的是，追诉时效规则在此案中彻底倒置公平，成为纵容人贩子、伤害受害者的枷锁，追诉时效相关规则，在这类受害案件中成了最伤人的 “恶法条款”。 一、案件本末：受害者沦为被告人的荒诞现实 1988 年，23 岁的郭小玲已与任金明登记结婚，赴乡镇物资交流会想买一把裁衣剪刀，却被人贩子匡某英夫妇以进货为名骗走，辗转千里卖到山东临清，被买方李某玲控制人身自由，拘禁胁迫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次年生下一女。彼时交通闭塞、跨省侦查成本高昂，任金明多方报案寻人无果，只得选择刑事自诉重婚罪，借司法程序打破买主对妻子的禁锢，才得以将郭小玲找回。 可司法裁判的结果，却颠倒了权利与责任：法院认定郭小玲有合法配偶，未解除婚姻又与他人形成事实婚姻，符合重婚罪构成要件，对其定罪量刑；买主李某玲同判重婚罪，而实施拐卖、剥夺郭小玲人身自由的人贩子，多年后立案时早已超过追诉时效，最终撤销案件，不用承担任何刑责。 这里最刺眼的矛盾，便是追诉时效制度带来的结构性不公。很多人直观感受：追诉时效是对犯罪的 “限时赦免”，堪称伤害拐卖受害者的恶规。当年案发后，受害家属反复报案，但受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跨省侦查能力不足、办案经费短缺，案件长期搁置；等到 2012 年警方正式立案侦查拐卖案时，距离拐卖行为已过去 24 年，依据案发时适用的 1979 年刑法，当年拐卖人口罪普通情形最高刑期五年，追诉时效仅五年，即便情节严重最高十年，追诉时效也仅十五年，早已届满，只能撤案处理。 反观现行刑法，虽增设了立案后逃避侦查、被害人控告应当立案不立案不受时效限制的例外，但这套规则无法回溯救济早年的历史积案。对郭小玲而言，她当年被完全隔绝在外，无识字、无通讯、无跨省求助能力，根本无法自主持续报案、推动侦查；家属的报案也没能推动公安立案侦办人贩子，不满足时效延长条件。最终制造半生悲剧的人贩子，仅凭时间流逝就彻底逃脱法律制裁，而被拐卖、被胁迫的受害者，反倒永久背负重婚犯罪记录，这种权责倒置，让公众难以认同时效制度的合理性。 此后三十余年，郭小玲与任金明离婚，但二人始终共同申诉：被拐期间她多次逃跑均遭阻拦，不懂方言、不识字，笔录中 “不愿返回甘肃” 的表述系买方家人转述，并非自身真实意愿；人身完全受控的前提下，与买主共同生活不具备自主选择空间，不应承担重婚刑责。但山东高院、聊城市检察院先后驳回申诉，均以庭审签字笔录、存在同居生子事实为由，维持原有定罪结论。 一张重婚判决书，将被拐卖、被侵害的女性钉上 “罪犯” 标签；真正实施人口贩卖、非法拘禁的加害者，却靠追诉时效完美脱责，形成极具讽刺性的司法错位。 二、法理悖论：重婚罪的主观要件，完全忽视被拐者的意志自由 我国刑法重婚罪的核心构成，必须具备主观故意：行为人明知自身存在合法婚姻关系，主动、自愿与他人建立夫妻关系，具备破坏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主观恶性。而郭小玲的全部行为，建立在人身自由被完全剥夺的基础之上，完全不具备犯罪所要求的自主意志，从刑法责任论层面，本就不应定罪。 客观上无行动自由，不具备 “拒绝重婚” 的期待可能性 早在 1983 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出台《关于当前办理拐卖人口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明确划定司法边界：已婚妇女被拐卖后，被迫与他人形成事实婚姻，因受客观条件所迫、不具备期待可能性，阻却刑事责任，不宜以重婚罪论处。 所谓期待可能性，是法律对公民的最低要求：只有在行为人有条件、有能力选择合法行为时，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郭小玲被拐后遭到买方软禁，多次逃跑失败，身处异乡、无钱无识字能力、口音不通，孤立无援，不存在脱离买方、回归原有家庭的现实途径。在暴力、拘禁、隔绝外界的环境下，法律不能苛求一名被拐卖女性拼死反抗、独自千里返乡，更不能将被动同居的后果归责于她。 本案裁判却回避该司法解释精神，单纯以 “存在事实婚姻、生育子女” 客观结果定罪，割裂行为与主观意志的因果关系，只看客观表象、不问受害根源，违背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原则。 主观上无重婚故意，一切同居行为系胁迫产物 重婚罪惩罚的是主动背叛婚姻、故意破坏婚姻秩序的行为。郭小玲从未主动想要第二段婚姻，她最初出门只是想买一把剪刀，全程是被欺骗、被贩卖、被强迫。所谓 “不愿回原籍” 的供述存在重大瑕疵：她不识字、听不懂本地司法人员方言，讯问时由买方家属代为翻译转述，笔录内容未必是真实意思；长期遭受控制，恐惧、求生本能下的妥协表述，不能等同于主动重婚的犯罪故意。 法院仅凭签字笔录推定主观恶意，忽略被拐卖妇女特殊弱势处境，将受害者求生妥协认定为违法故意，本质是对拐卖受害者生存困境的漠视。 责任分配严重失衡：时效规则纵容加害，受害者独自担刑责，背离公平正义 本案最核心的不公，是追诉时效规则放大了权责失衡，也让无数群众质疑时效制度的合理性： 人贩子：以营利为目的贩卖妇女，剥夺人身自由，是全部悲剧的源头，仅因时间流逝、早年侦查条件受限超过追诉时效，便彻底免于追责； 买主李某玲：花钱收买被拐妇女，实施拘禁胁迫，是事实婚姻的直接推动者，仅以重婚罪轻判； 郭小玲：拐卖行为的唯一受害者，人身、婚姻双重受损，反倒被定罪留下终身犯罪记录。 我认为：诉讼时效是一条极易，伤害弱势群体的恶法。被拐女性失去的是数年、数十年人身自由，精神创伤伴随一生，加害者却只要熬过法定年限就能全身而退；受害者当年因被控制无法报案、无力推动侦查，最终却要为早年公权力侦查能力不足买单，这份代价完全由弱者承担，违背朴素正义观。 打击拐卖妇女犯罪的立法初衷，是保护女性人身权利、惩戒买卖人口的黑色链条，而非惩罚被奴役的受害者。当司法裁判让受害人背负罪名，时效规则放走始作俑者，法律的保护功能彻底落空，反而变相加重拐卖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三、现实伤害：一纸罪名叠加时效豁免，带来跨越半生的双重创伤 重婚罪判决叠加追诉时效无法追责的双重困境，带给郭小玲长达三十余年的持续伤害，是拐卖之外的两层司法伤害。 其一，身份烙印终身伴随。刑事定罪记录伴随一生，早年务工、生活处处受限，即便时隔三十余年，这份有罪判决仍是她无法抹去的标签；反观人贩子、买主，并未受到完整、对等的刑事惩戒，人贩子甚至不用承担任何罪责。 其二，婚姻与亲情持续撕裂。被拐生子、重婚定罪让她与原生家庭、原配丈夫长期隔阂，夫妻返乡后矛盾不断，最终走向离婚；半生漂泊，始终背负 “重婚者” 的负面评价，无人看见她被贩卖、被拘禁的痛苦。 其三，维权之路举步维艰。三十多年持续申诉、抗诉，多级司法机关均固守 “客观事实即构成犯罪” 的单一逻辑，同时受时效规则束缚，无法追究人贩子责任，受害者寻求完整公平的渠道近乎堵塞。 更深一层的社会隐患是，此案会形成恶劣示范：若被拐卖女性被迫与买主同居生子都可被定重婚罪，同时人贩子能靠时间脱罪，将令大量同类受害者心生恐惧 —— 即便逃出买方控制，也可能面临原配自诉重婚、承担刑责，而当年拐卖自己的人早已不受法律追究，进而不敢报案、不敢求助，变相纵容拐卖黑产业，与国家全面打击拐卖妇女儿童、解救受害女性的治理目标背道而驰。 四、法治反思：机械适用条文与僵化时效，共同制造司法不公 郭小玲案暴露了过去一段时期两大司法短板：一是部分裁判机械适用重婚罪条文，简单以 “两段婚姻共存” 定罪，脱离案件特殊背景、司法解释精神与刑法责任基本原理；二是追诉时效制度在历史拐卖旧案中缺乏弹性，一刀切的期限规则，对人身自由长期被剥夺、无能力及时维权的受害者极不友好，成为难以接受的 “恶规”。此案为当代司法提供四重深刻启示： 第一，审理涉拐卖妇女婚姻类案件，必须优先审查人身是否受控、行为是否具备自愿性。区分主动婚外同居与被拐胁迫同居，不能一刀切认定事实重婚即构成犯罪。对被拐卖、长期拘禁、丧失行动选择权的女性，应当适用期待可能性规则，排除重婚罪刑事责任。 第二，重新优化拐卖类案件追诉时效适用规则，弥补制度漏洞。现行时效制度设立初衷是督促司法机关及时办案、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但对拐卖这种终身留存精神创伤、被害人当年完全丧失维权能力的犯罪，应当增设特殊倾斜规则：一是区分被害人是否具备报案、求助能力，被长期拘禁、人身受限的受害者，追诉时效应自其恢复自由之日起算；二是对早年因侦查条件限制搁置的拐卖积案，放宽最高检核准追诉的适用标准，不能单纯以案发年限直接撤案；三是完善时效延长条款，只要受害人家属在追诉期内持续报案、公安未有效侦办，即不受时效限制，杜绝 “公权力不作为，受害者承担后果” 的局面。不能让追诉时效成为人口贩子的 “免罪金牌”，消解民众对法律公平的信任。 第三，厘清责任主次，严惩拐卖、收买犯罪，而非追责受害者。拐卖、收买是根源性犯罪，重婚只是拐卖衍生出的被动后果。司法资源应当集中打击人贩子、买方，而非将惩罚矛头对准人身权利遭受严重侵害的妇女；对收买被拐妇女者，除重婚外，还应依法考量非法拘禁、收买被拐妇女等多重罪名，全面追责。 第四，完善历史涉拐案件纠错渠道，兼顾法理与情理。数十年前受限于侦查条件、法律理解局限，部分案件裁判存在疏漏。对于持续申诉、有完整被拐证据佐证的旧案，司法机关应当重新核查当年供述形成背景、人身控制事实，回归 1983 年拐卖案件司法解释精神，依法甄别、纠正明显不公的定罪结论，消除受害者的二次司法伤害；同时配套启动对人贩子的回溯核查，在制度允许范围内尽可能追究拐卖者罪责，抚平受害者多年积怨。 改变郭小玲一生的那把剪刀，本是普通百姓裁衣谋生的工具，却意外成为拐卖悲剧的开端；而两套本应保护弱者的法律规则，却叠加制造了半生不公：机械的重婚定罪，给受害者贴上犯罪标签；僵化无弹性的追诉时效，放走制造悲剧的人贩子。被贩卖的女性，从来不是重婚犯罪的施害者，而是人口黑产的受害人。 法律的价值从来不是机械套用条文、僵化执行时效，而是惩恶扬善、守护弱者。拐卖妇女是对人身自由最粗暴的践踏，司法裁判应当对准人贩子与买方，而非让深陷绝境的受害者独自承担罪责；追诉时效制度也亟需针对性优化，避免时间成为加害者的保护伞。唯有兼顾法理温度、区分主观意志与客观胁迫，厘清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责任边界，修正时效规则对弱势群体的不公适用，才能让法律真正成为被拐女性的保护伞，而非压在她们身上的另一重枷锁。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国家立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都应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现行诉讼时效制度，已成为阻碍司法公正、侵害群众权益的障碍，应当及时修改，让法律真正成为维护人民权益的有力武器。 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的重要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合法权益的保障，国家政权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有序，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不仅涉及经济利益，更关乎人权、人命——有的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贪赃枉法，自身谋取不正当利益，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这种行为不仅践踏法治尊严，更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 司法腐败与司法不公，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更会对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仰。司法不公就像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机体内的病毒，如果掉以轻心、任其泛滥，最终必将葬送党的政权。历史早已给出深刻教训：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 清末的历史悲剧便是最好的反面教材：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激战正酣时，岸边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围观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甚至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类似的冷漠场景再次上演；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主动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残酷统治有关，但更与清王朝长期大兴文字狱、压制民声，以及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民怨沸腾密切相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难逃灭亡的厄运。 历史的教训警示我们：司法公正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的不正当利益，而赢得的却是整个政权的稳固、社会的和谐与人民的拥护。“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 当前，我们正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违法的执法行为，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更不能允许司法工作人员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那些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核心目标，也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唯有坚守司法公正，严惩司法腐败，保障公民的合法维权权利，才能让社会稳定发展，让人民幸福生活，让党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实现长期执政。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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