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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信访新规，应当修改
国家信访局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也是人民群众无处申冤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是，目前的国家信访局实质上就是一个中转局，实行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制度，把上访的案件一级一级地向下转，最后还是转回当地查处，甚至被转到被举报人手里。 怪不得有些地方官员对访民说，你别说告到党中央国务院，你就是告到联合国去我也不怕，最后还是要转回来由当地查处。这无形中造成老百姓状告无门，导致一些遭遇不公的人直接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危及社会的极端举动：自行执法，甚至自杀性报复社会滥杀无辜。 “别说告到党中央国务院，你就是告到联合国去我也不怕，最后还是要转回来由当地查处。” 这句基层官员的 “狂言”，戳破了当前信访救济渠道的现实困境，更折射出群众在维权路上的无奈与绝望。当信访制度沦为 “中转游戏”，当司法防线出现裂痕，公平正义的失守不仅催生极端行为，更侵蚀着社会根基与政权公信力。唯有重构信访与司法的救济逻辑，筑牢正义底线，才能让 “状告无门” 成为历史。对信访工作而言，国家信访局需跳出 “中转局” 定位，对涉及地方权贵的案件，应协调国务院部委、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等直接介入查处，而非简单转办。初期工作量或许增大，但 “中央直管” 的威慑力将倒逼地方不敢妄为，从源头减少上访需求。 但凡地方公权力能够秉公执法、公正断案、有错必纠、有冤必平，天底下没有任何老百姓愿意抛家舍业、耗费财力精力、千里奔波远赴北京上访维权。大多数进京走访的群众，从来不是无理缠访、无事生非。他们走过了区县、市级、省级全部诉讼、复议、申诉、信访流程，穷尽了地方法定的全部救济渠道，换来的却是程序空转、证据不查、疑点不问、诉求驳回、冤案不纠。 百姓不是喜欢上访，是在地方告状无门、申诉无路、求公无门。进京维权，是普通人最后的、唯一的兜底救命通道。而 2026 年 7 月 1 日落地的信访新规，实质上彻底封堵了普通民众最后的救济出口：无省级复核终结文书，北京信访一律不予登记、不予受理。由此形成残酷的治理死循环：地方故意压案、压访、包庇过错、拒不纠错、不出具任何有效文书；百姓在省内求告无门、拿不到复核手续；唯一的进京兜底通道又被彻底关闭。 地方堵实前端，北京卡死末端，百姓合法维权彻底无路可走。当公权力不再主动主持公道、不再实质化解矛盾，只管控群众诉求、只封堵民声渠道、只压制百姓发声，却从不约束基层滥权、从不纠正冤错案件、从不追责失职渎职。只堵上访之路，不开公道之门，本质就是逼迫走投无路的民众，放弃合法法治途径，走向私力报复、自行讨法、以命维权。纵观国内多起轰动全国的极端悲剧，所有当事人百分之百清楚：极端反抗 = 必死无疑。他们不是不懂法律，不是不知后果，而是守法无路、维权无门、含冤无诉，绝望至极，只能选择自杀式反抗、绝命式鸣冤。 一、胡文海案（14 死 3 伤） 胡文海常年实名举报村干部贪腐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村民，多年层层举报、逐级陈情，线索屡被截留、问题屡被包庇、自身屡遭打压威胁。合法维权十几年始终无果，司法与信访渠道全部闭塞，公道彻底无处可寻。绝境之下奋起反抗，酿成 14 人死亡、3 人重伤的惨烈后果，本人坦然赴死、以命鸣冤。 二、杨佳案（6 死 4 伤） 杨佳因执法纠纷遭受不公对待，后续持续申诉、复议、投诉、控告，所有维权途径全部被驳回、无人纠错、无人担责、无人回应。合法救济彻底失灵，长期积怨无处消解，最终极端反抗，造成 6 名民警死亡、4 人受伤。明知必死仍义无反顾，是普通人申诉无门后的极致绝望爆发。 三、张扣扣案（3 人死亡） 张扣扣亲眼目睹母亲被害，认为原审案件存在重大瑕疵、处置不公。其父持续多年申诉、上访、陈情，层层渠道全部石沉大海，案件疑点从未复查、冤案从未纠正、公道迟迟不到、求告无门，除夕之日复仇雪恨，当场致死仇家 3 人，随后坦然投案、静待死刑，是司法救济空转逼出来的私人正义。 四、陈水总案（47 死 34 伤） 陈水总常年生活困顿、诉求长期积压，多次向基层部门求助、信访反映，始终遭遇漠视、推诿、敷衍，困难无人帮扶、冤屈无人倾听、问题无人解决。人生彻底陷入绝境，最终制造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造成 47 人死亡、34 人受伤，本人当场自焚殒命，以极端惨烈方式宣泄常年积压的不公与绝望。 五、钱明奇抚州连环爆炸案（4 死 9 伤） 2011 年 5 月 26 日，江西抚州发生轰动全国的连环爆炸案。钱明奇因拆迁纠纷常年维权、反复信访、多年奔走申诉，合法诉求长期被基层漠视、拖延、推诿，问题十年得不到分毫解决，各级救济渠道全部失灵、维权彻底无望。 2011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 时 18 分、9 时 29 分、9 时 45 分，钱明奇先后在抚州市检察院停车场、临川区行政中心西楼、临川区药监局旁制造三起连环汽车爆炸，案件最终造成 4 人死亡、9 人受伤，犯罪嫌疑人钱明奇当场身亡，以自杀式极端方式，对抗常年维权无门的基层治理失效。 五起惊天悲剧，同一个核心根源：合法渠道堵死，私力报复必然滋生；正常申诉无路，极端反抗必然爆发。 所有人都知道极端对抗是死罪，所有人仍毅然决然选择赴死，不是人性本恶，是公道不彰、救济失灵、民怨积压、求生无路。 维稳的本质，从来不是堵嘴、截访、控人、压事；维稳的唯一真谛，是维权、是公正、是化解矛盾、是有错必纠。 只堵上访、不纠冤案，只压民声、不治病根，只封民路、不彰国法，不是社会治理，是累积民怨、积压隐患、透支稳定、酝酿爆炸。 想要彻底杜绝极端案件、实现长治久安，唯一治本之路，就是推行法治化闭环信访机制： 由地方党委政法委牵头，联合政府职能部门、公安、检察院、法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同参与，对所有疑难、重复、涉法涉诉积案全员公开听证、全网直播、群众旁听、网民投票、当场评议、当场定案、依法终结。 听证前置、群众评判、公开透明、当场化解、闭环终结、失职追责。 地方只要能公正办案，百姓绝会不千里进京上访；法治只要能兑现公道，民众绝会不私力复仇执行执法。 封堵百姓上访通道，就是逼迫绝望人民自行执法； 断绝群众申诉路径，就是亲手制造社会极端悲剧。 唯有把公平正义落在基层、落在当下、落在百姓家门口，才能真正终结越级走访、终结民怨积压、终结极端悲剧。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末梢，更是群众利益的直接承载场域，基层权力是否为民、公平正义能否彰显，直接决定民心向背与治理根基。长期以来，基层治理中权责失衡、监督失灵、权益受损、诉求无门等顽疾久治不愈，本质上是治理核心路径的模糊与缺位。基层权力的约束逻辑从来只有两条：一是民众主导的民主制衡，通过民选机制让基层官吏权责对等、敬畏民心；二是上级主导的直查监督，通过直查直办斩断地方利益链条、纠正权力偏失。 “要不民主，要不直查”，是基层治理无法回避的二元抉择。放弃民主制衡，又拒绝直查兜底，必然导致基层权力失控、官吏肆意妄为、百姓公道尽失。当前，在基层民主选举机制尚未完全落地、民众缺乏直接约束基层官吏有效途径的现实背景下，推行省级统筹、提级办理、不受地方干预的直查直办模式，成为维护基层公平正义、化解治理矛盾、守住民心底线的唯一可行选择。辽宁的实践已然证明，直查直办是弥补民主缺位、破解治理困境的关键抓手，更是坚守基层治理底线的必然举措。 借鉴辽宁实践，构建全国统一的省级直查直办体系，明确直查范围、办理流程、责任追究，将直查直办法治化、常态化。畅通群众直达举报渠道，实现线上线下全覆盖，让群众诉求一键直达、全程可溯；强化办案独立性，严禁地方各级部门干预案件办理，确保直查不跑偏、督办不松懈；加大问责力度，对基层侵害群众利益行为零容忍，查办一起、震慑一片，倒逼基层权力规范运行。 放弃民主，就必须推行直查，二者不可皆废、不可偏废。辽宁直查直办的实践充分证明，在基层民主机制尚未完善的阶段，直查直办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维护群众利益、稳定民心根基的唯一有效路径。基层治理必须直面这一核心抉择，不回避、不模糊，以坚定的制度执行，要么筑牢民主防线，要么强化直查兜底，唯有如此，才能让基层权力不跑偏、公平正义不缺席，夯实国家长治久安的基层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 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赞誉与民心所向。但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清醒指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全面从严治党与反腐败斗争从来不是 “一劳永逸” 的战役，而是一场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的自我革命。 官僚腐败的蔓延，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制度漏洞与监督缺位滋生的必然隐患。贪官污吏的存在，不仅会制造冤假错案、加剧贫富分化，更会在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墙，让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发酵，最终形成危及政权稳定的 “政治堰塞湖”。倘若仅依靠运动式的整治与事后的惩处，而不从体制机制上寻找根源、堵塞漏洞，即便短期内能遏制腐败势头，长期来看依然会陷入 “整治 — 反弹 — 再整治” 的循环。此时，制度的选择便成为关键：任何制度都可能面临腐败风险，但好的制度能通过科学的设计遏制腐败，坏的制度则会为权力寻租提供温床。在人类社会无数次的制度探索中，民主政治制度无疑是迄今为止最能有效遏制官僚腐败的选择 —— 它将权力的来源、运行与监督都交还人民，从根本上切断了 “权力私有化” 的路径。 当下，党内部分同志对民主政治存在一种不必要的担忧：认为倡导民主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但历史与现实早已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 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民主绝非政权的 “掘墓人”，而是执政地位的 “稳固器”。当党主动拥抱民主，让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愿办事，就能最大限度地凝聚民心、汇聚民力，让党的执政基础如磐石般坚固。反之，若脱离民主、背离民心，即便依靠强制力维持一时的稳定，最终也会因失去群众支持而陷入被动。民主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政权与人民形成命运共同体 —— 党为人民谋幸福，人民为党护执政，这种双向奔赴的良性互动，才是长期执政的根本保障。 值得强调的是，民主从来不是 “一刀切” 的标准化产品，而是具有多元形态的政治文明成果。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模式，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发展阶段不同，民主的实现形式自然也会各具特色。君主立宪制通过保留传统象征、构建民主参与机制，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两党轮流、多党竞争制通过政党制衡，倒逼政策向民意倾斜；一党独大模式在特定国情下，能保障政策的连贯性与执行效率。这些模式虽形式各异，但都遵循着共同的核心准则：公共事务必须通过公开讨论、对话协商、公平争论来决定，确保民众的意愿能影响公共决策。 结合中国国情，我们理应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对国家的全面统一领导，推行 “党主民主” 的政治制度 —— 即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以严格的依法治国保障民主落地。当前，部分地方存在的 “土皇帝” 式官员，欺下瞒上、官僚腐败、欺压百姓，本质上是权力运行脱离监督、干部任免脱离民意的恶果。中央虽有心治理，但面对层级繁多的行政体系，往往难以做到实时精准监管；百姓虽有冤屈，却常常面临 “状告无门” 的困境，长此以往极易激化矛盾，甚至引发 “官逼民反” 的风险。这就是我曾经说过的 “不搞民主，党会累死” 之核心逻辑：当党试图独自包揽所有治理责任，缺乏民众参与和监督的制度支撑时，不仅会消耗巨大的行政成本，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基层问题，最终陷入 “越管越累、问题越多” 的恶性循环。 反观西方国家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多党制民主，早已暴露出诸多难以根治的弊端。政党恶斗取代了公共治理，族群撕裂取代了社会团结，经济停滞取代了民生改善，“立法院” 内的攻击对骂、肢体冲撞成为常态，政客为赢得选举不择手段地抹黑对手、设置陷阱，执政党将选举利益置于执政责任之上，无视经济发展与民生疾苦，让意识形态挂帅主导一切决策。这种乱象丛生的 “民主”，不仅没有实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反而让社会陷入持续的动荡与内耗，这也从反面证明：脱离本国国情的民主模式，只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共同追求，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实。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从来不是 “要不要民主”，而是 “要什么样的民主”；不是 “要不要政党政治”，而是 “要什么样的政党政治”。最好的民主，必然是贴合本国实际、能切实解决问题的民主；最好的政党政治，必然是能凝聚共识、推动发展、保障民生的政治。基于此，中国应推行的 “党主民主”，还需配套科学的行政体制改革：撤消省、县、乡层级，仅保留市、区、镇、村四级行政单位，将政协归并人大，整合监督资源；原省级官员可纳入国家巡查组，专门负责巡查监督市、区、镇、村的官员履职情况。这种改革既实现了中央集权，又通过合理分权避免了地方 “藩镇割据”，让权力运行更加透明可控，党的政权也将因此更加稳固。 而 “党主民主” 的核心落地路径，在于 “官由民选”。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中，他就必然会为谁服务 —— 这是人性使然，更是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当市区镇村长由党领导当地人民选举产生时，官员的政治命运就与民众的满意度直接挂钩：若能全心全意、公平公正地为人民服务，就能赢得民众的持续支持，巩固自身的任职基础；若背离民意、以权谋私，就将面临 “命运重新选择” 的风险。这种 “权力与责任绑定” 的机制，能从根本上倒逼官员转变作风，摒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真正把民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落在实处。 当官员都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众的合理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回应，社会矛盾自然会大幅减少，人民对党也就不会有不满情绪。这种 “党领导民主、民主巩固党执政” 的良性循环，既让党从繁重的基层治理压力中解脱出来，不必独自承担所有矛盾与责任，又能让党赢得民心、实现长期执政，最终实现党、国家与人民的共赢。 推行党主民主，不是对党的领导的削弱，而是对党的领导的强化；不是对治理责任的推卸，而是对治理效能的提升。它让党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让治理始终围绕民生展开。唯有如此，才能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才能让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才能让党在长期执政中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的重大社会功能。人民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基本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整体稳定，均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司法的相对公正，对于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形态。它不仅仅涉及经济利益问题，更广泛涉及人权、人命等根本价值。有的司法人员通过腐败行为谋取私利，而无辜者却因此身陷囹圄，甚至人头落地 —— 司法不公，能够让该死之人逍遥法外，让该活之人含冤而死。司法不公，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更对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从根本上动摇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仰。如果对此掉以轻心，任其蔓延泛滥，最终将葬送我们党的执政根基。 回顾历史，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激战正酣之际，岸边竟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旁观自己朝廷的军队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官兵纷纷跳水逃生时，围观居民竟发出阵阵喝彩。英军后来北上进攻，沿途亦有类似情形。至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百姓不仅围观，甚至主动加入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王朝的子民之所以对朝廷如此缺乏忠诚，固然与清初的残酷屠杀有关，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清王朝持续多年大兴文字狱，压制思想，加之清末司法腐败猖獗，冤狱频仍，民怨积重难返。在这样的制度与社会背景下，民众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即便没有外敌入侵，大清王朝也难逃覆亡的命运。 司法公正，对执政者与民众而言，实为一项双向受益的制度安排。其所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对少数违法乱纪、恃权妄为者不当利益的依法调整；而所收获的，则是政治合法性的坚实巩固与人民群众的真诚信赖。得民心者得天下，乃亘古不易之理。党要加强对政法机关的全面绝对统一领导，对于明显失当的裁判，应及时依法督促纠正。绝不能放任 “司法独立办案” 异化为 “独立王国”，使个别司法人员借机徇私枉法、任性妄为。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消极不作为乃至滥用权力的司法人员，必须严肃追究、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更不可让普通群众陷入 “告状无门” 的困境，避免因正当诉求渠道不畅而诱发胡文海、陈水总、杨佳、张扣扣、钱明奇等极端个案，酿成私力复仇、自行执法、报复社会、滥杀无辜的悲剧，破坏社会和谐稳定。唯有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社会发展才能行稳致远，人民生活才能安宁幸福，党的执政基础才能更加牢固长久。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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