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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想要斩断律师围猎司法链条，需要打出标本兼治的组合拳
近日，一份自贡法院刑事裁定，将一起极具讽刺意味的司法权钱交易公之于众。自流井区法官袁兵受贿案，牵出五名行贿律师，累计输送财物24.4万元。其中四川xx律师事务所主任王xx，曾向承办法官行贿2万元，事后却获评2018—2020年度四川省优秀青年律师，还担任市律协惩戒委员会委员、分会副会长等行业重要职务。一边是官方授予的行业标杆，一边是私下拉拢司法人员的行贿者，强烈的身份反差，折射出的不只是个别律师职业道德的坍塌，更暴露出律师与法官不正当交往、行业评优审核缺位、司法监督存在盲区等深层次问题。 律师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律师法》第四十条明确规定，律师不得向审判人员行贿，不得以财物等手段干扰案件公正审理。两高一部也出台专门文件，划定法官与律师不正当接触交往负面清单，严禁利益输送与私下请托。律师安身立命的根本，应当是过硬的专业能力、严谨的证据梳理、规范的庭审代理。但部分执业者却误入歧途，不靠法理证据争取案件结果，妄图以金钱换取办案偏袒，把司法审判异化为利益交换的场所。 此类权钱交易带来的危害是多维度的。对于普通当事人而言，金钱勾兑破坏诉讼公平，没有能力打点关系的群众，即便有理有据，也可能遭受不公对待，极易滋生冤错隐患；对于司法公信力而言，法庭代表着法律的公平中立，一旦法官与律师结成利益同盟，群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就会受到侵蚀；对于整个律师行业，少数人的违纪违法，会抹黑全体从业者的形象，那些坚守底线、踏实办案的律师，还要承受不必要的社会偏见。从多地查处的司法腐败窝案可以看到，律师围猎司法人员并非个别现象，是需要持续整治的行业顽疾。 本案最值得警醒的，是行贿人员获得行业荣誉、进入行业管理机构的荒诞现实。“四川省优秀青年律师”评选，本意是选拔业务精湛、恪守职业道德的从业者，树立行业榜样。王xx的行贿行为发生在2020年，正处于该次评优周期之内，但其违法事实没有被排查出来，照样拿到荣誉头衔。更加讽刺的是，涉案人员还在律协惩戒部门任职，手握监督约束同行的权力，自身却触碰刑事法律红线。这充分说明部分评优工作重业务成绩、轻廉政审查，缺少和监察、司法机关的线索互通机制，对候选人违法违纪记录核查流于形式，让“带病评优”成为现实，行业荣誉的严肃性因此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律所主体责任虚化、行业自律惩戒滞后，也为乱象滋生提供空间。律所是律师执业的第一责任主体，应当落实职业道德教育、风险内控管理。而现实中不少机构重创收、轻管理，对律师私下接触司法人员等异常行为缺少内部约束。现有惩戒多属于事后补救，大多等到刑事案件曝光之后才启动追责，缺少常态化的事前预警，很多隐蔽的不正当交往很难被主动发现，形成“大案爆发才处理”的被动监管模式。想要斩断律师围猎司法的链条，修复行业荣誉公信力，需要打出标本兼治的治理组合拳。 第一，坚持双向追责，对权钱交易零容忍。对受贿司法人员、行贿律师同步从严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执业管理层面，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的律师，该停业的停业，情节严重的坚决吊销执业证书，实行行业禁入。对涉案律所同步开展督查整改，压实律所内部管理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规范法官与律师接触交往，非办案必要的私下会见严格管控，从制度上切断利益勾兑渠道。 第二，完善评优遴选机制，堵住“带病参评”漏洞。各类优秀律师、行业协会委员选拔，建立司法局、律协、监察、司法机关联合筛查机制，核查候选人行贿、违规请托等廉政违法记录。道德考察不能只局限评优时间段，适当回溯多年执业情况。强化公示与社会监督，畅通举报渠道；事后查实存在隐瞒违法事实的，即时撤销全部荣誉、公开通报，落实评优失信追责。 第三，从事后惩处转向全链条监督，织密监管网络。完善律师执业信用公示制度，把行贿、违规接触司法人员纳入严重失信信息对外公开。律协常态化开展廉政警示教育，对异常执业行为重点关注。强化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协会的督导，破除行业护短心态，构建自律、行政、司法相互衔接的监督闭环。 法治绝不允许金钱收买正义。律师的职业荣光，源于对法律的敬畏，而非所谓人脉勾兑。王志刚一案是一记深刻警示：行业评价不能只看业务成绩单，司法行业监管不能只依靠案发之后的清算。只有严厉打击权钱交易，补齐制度短板，强化全流程监督，隔绝司法活动当中的利益纽带，才能够守护司法公正，重塑律师行业的职业操守，守护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任。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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