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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敲诈勒索的死者家属、渎职的民警都要严惩
近日，湖南衡阳这起让人如鲠在喉的社会纠纷，彻底撕开了当下部分社会乱象的遮羞布：善意救人者被迫破财消灾，无理讹诈者借机漫天要价，基层调解丧失是非底线，简单粗暴的 “和稀泥” 处置，让正义让步于闹事，让善良败给了贪婪。 事件始末清晰、证据确凿，全程被监控完整记录。一名老人因自身身患多种基础疾病，身体不适走入路边牌馆，突发晕厥倒地。事发瞬间，牌馆店主夫妇没有袖手旁观、没有避祸躲闪，第一时间主动上前搀扶照料，迅速拨打 120 急救电话，尽己所能开展紧急施救。全程无推搡、无延误、无过错，所有举动都是普通人最朴素、最珍贵的善意。遗憾的是，老人最终因自身基础疾病急性发作，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这本是一场让人痛心惋惜的意外天灾，无人为之过错，无人需要担责。可谁也未曾想到，逝者家属不仅没有半分感念与体谅，反而将亲人离世的悲痛，扭曲成借机敛财的工具，将矛头直指好心施救的店主夫妇。家属毫无情理与法理，张口索要十万元巨额赔偿，更是抛出一套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你不扶他，就跟你们无关，你扶了、管了，就要跟你们负责。” 这套荒唐的说辞，彻底颠覆了公序良俗。救人有错、行善担责，袖手旁观反而无责无过，这是对善意的极致羞辱。更为恶劣的是，家属为逼迫店家妥协，公然以闹事施压，扬言要将逝者遗体抬至店铺门口堵门闹事，用丧葬纠纷、软暴力滋扰的方式，裹挟普通商户、胁迫无辜善人。 面对无休止的纠缠、赤裸裸的要挟，小店店主不堪其扰。开门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经不起长期围堵骚扰，耗不起无尽的时间、精力与舆论内耗，更担心家人遭受身心困扰、门店彻底无法经营。最终，在基层调解的 “折中处置” 下，无任何过错、全程善意救人的店主，被迫无奈支付 1.9 万元，草草了结这场无妄之灾。 整件事看下来，最让人寒心的从来不是老人意外离世的悲剧，而是人性的贪婪丑陋与基层处置的底线失守。 从法律层面而言，本案的责任判定本应一目了然，没有任何争议。我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也就是专门为见义勇为保驾护航的 “好人条款”，早已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立法初衷极为纯粹，就是为普通人的善意兜底，消除民众救人的后顾之忧，杜绝 “救人反被追责” 的荒诞现象。 结合完整监控证据来看，老人离世的核心原因是自身基础疾病突发，与店主的帮扶、施救行为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店主夫妇全程主动施救、积极送医，无过失、无过错、无侵权，是标准的见义勇为、善意救助行为。于情于理于法，店家都无需承担一分钱的赔偿责任。家属所谓 “扶了就要负责、救了就要赔钱” 的论调，既违背世间情理，也完全没有法律支撑，纯属无理取闹、恶意讹诈。 更进一步说，家属的行为已不只是道德层面的讹诈。依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罪的核心要件是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公私财物”。本案中，家属明知店主无责，仍张口索要十万元巨额赔偿，并扬言抬尸堵门、围堵滋扰，以 “恶害相通告” 的方式胁迫店主处分财物，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了威胁、要挟手段，其行为已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公安机关本应依法立案侦查，而非将其纳入所谓 “调解” 范畴息事宁人。 比起逝者家属人性的贪婪与道德的崩塌，更刺痛公众底线、透支法治公信力的，是本案中和稀泥的人民警察与失守的基层执法。执法者本该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社会善意的兜底者，可此次处置，却彻底暴露了部分基层民警 “重维稳、轻是非，重摆平、轻法治” 的惰性执法弊病。 整场纠纷的核心矛盾清晰明了：无过错店主善意救人、全程合规，逝者家属无理讹诈、软暴力施压，扬言抬尸堵门、滋扰商铺正常经营，其行为已然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破坏正常营商环境，属于明确的治安违规行为。依据《人民警察法》规定，公安民警负有制止违法滋事、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合法公民权益的法定职责。面对借丧事闹事、以悲情裹挟规则的不法行为，警方本应当果断亮剑、刚性执法，依法训诫闹事家属、制止恶意滋扰行为，清晰划分权责边界，坚决为无辜行善者撑腰、为社会正气护航。 但现实的执法结果，却是典型的无底线和稀泥、无原则息事宁人。涉事民警完全摒弃了执法办案 “分清是非、定分止争” 的核心准则，本末倒置奉行 “维稳优先、对错靠边” 的错误逻辑。面对家属明目张胆的讹诈与滋事威胁，不惩戒违法、不驳斥谬论、不守护无辜，反而倒逼毫无过错的救人店主掏钱妥协，用善良者的经济损失、合法权益的退让，换取一时的矛盾平息、表面的局面安稳。闹事无成本、行善有代价，违法被纵容、守法被亏欠，这种扭曲的处置方式，不是柔性调解，是执法失职、是底线失守，更是对法治权威的公然消解。 若经调查核实，涉事民警在明知店主无过错、家属系讹诈滋事的情况下，仍通过违法 “调解” 迫使无过错方处分财产、放任违法闹事行为，则已涉嫌构成渎职类犯罪。依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涉事民警的行为，应当依法启动追责程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绝不姑息。 我们必须严肃厘清一个核心事实：调解达成的金钱赔付协议，绝不代表家属诉求合法，更不代表店主存在任何过错。店主支付的 1.9 万元，不是赔偿款，而是被恶意纠缠、暴力裹挟后的 “止损费”“安宁费”，是普通人无力对抗闹事讹诈、无力消耗维权成本的无奈妥协。 这种处置方式，传递出极其恶劣的社会导向：只要敢闹、敢缠、敢施压，无理诉求就能得逞；只要安分守己、善意助人，就必须为别人的意外悲剧买单。长此以往，法律的威严会被消解，正义的底线会被击穿，社会的善意会被彻底透支。 如今社会早已步入老龄化，街头商铺、公共场所随时可能出现老人突发疾病、意外晕厥的紧急情况。倘若每一次善意施救，换来的都是漫天索赔、纠缠闹事、赔钱兜底，普通人心中的善意终将被恐惧取代。往后路人遇见危难，第一反应不再是伸手相助，而是避之不及、冷眼旁观；沿街商户看到身体不适的路人，只会慌忙关门避险，不敢有半分善意。当行善的成本远高于冷漠的代价，无人敢救人、无人愿行善的社会悲剧，终将反复上演。 每一次基层执法，都是一场面向大众的法治宣讲，民警的处置尺度，直接决定社会人心的温度、道德风气的走向。《民法典》的好人条款绝非一纸空文，国家立法善意就是为见义勇为兜底、为普通人行善撑腰。基层民警作为法治落地的最后一环，手握执法权、裁判权，更应敬畏法律、坚守底线，绝不能把执法履职简化为 “抹平矛盾”，更不能让法定职责沦为无原则和稀泥的工具。处置民间纠纷、化解基层矛盾，核心是明辨是非、弘扬正气，而非牺牲公道、迁就歪风。 亲人离世的悲痛值得共情，但悲情从来不是违法讹诈的护身符，伤痛更不能凌驾于法律规则、社会公理之上。最让人寒心的从来不是人性的自私，而是手握公权的执法者主动向不法让步、向闹事妥协，精准委屈守法善人、纵容无理闹事者。这种和稀泥式执法，看似化解了个案矛盾，实则埋下巨大的社会隐患，一点点透支着群众对公安执法、对法治社会的信任。 对此，必须正本清源、追责纠偏，杜绝和稀泥式执法泛滥。一方面，要对恶意讹诈、扬言堵门闹事的逝者家属依法严肃训诫，厘清责任、驳斥歪理，彻底破除 “闹大就有理、闹事就得利” 的错误认知；另一方面，必须对本次处置失当、履职缺位的涉事民警复盘追责，纠正 “重摆平、轻是非” 的执法偏差，倒逼基层执法回归法治本源。同时，店主完全有权依据法律规定，主张撤销受胁迫达成的不合理调解协议，追回无端赔付的 1.9 万元，捍卫自身合法权益，讨回公道。 一个健康的社会，绝不允许贪婪践踏善良，绝不允许闹事裹挟规则，绝不允许正义向歪风低头。唯有是非分明、奖惩有度、执法有刚，坚决为善意兜底、对讹诈亮剑，才能守住社会的道德底线，让每一份挺身而出的善良，都能被温柔守护、被法治撑腰。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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