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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谈婚论嫁并不等于彩礼成立，孙宇晨给景甜的钱不应返还
近日，孙宇晨起诉景甜及其父母，主张双方相处七个多月、已经谈婚论嫁，涉案三千余万元转账属于彩礼，请求全额返还。但我认为， “双方谈婚论嫁、相处七个多月，人不能被白处”，该笔款项不应当直接按照彩礼规则予以返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律意义上的彩礼，有明确的构成要件：第一，给付行为一般依托当地婚嫁风俗习惯；第二，给付的直接目的是为缔结正式婚姻；第三，给付场景往往和订婚、议婚仪式绑定，给付对象通常指向女方及女方家庭，有明确的聘金、聘礼的指向性含义。恋爱期间，哪怕双方已经 “谈婚论嫁”，相处长达七个多月，只能证明二人存在结婚的主观意向，彼此投入了时间、情感，不等于恋爱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大额转账，就自动升格成为法律上的彩礼。谈婚论嫁、共同相处只是恋爱交往的客观状态，彩礼是依附民俗的特定给付行为，情理感受不能直接等同于法律定性，二者不能直接画上等号。 司法实践对此区分得十分清晰。恋爱交往本身是双向的情感投入，男女双方都付出时间、精力、情绪价值，情感付出本身无法用金钱量化计价。恋爱期间，一方出于追求、维系亲密关系而向另一方给予大额财物，属于恋爱期间的赠与；只有款项给付本身就具备彩礼的仪式属性、习俗属性，才适用彩礼返还规则。 本案当中，原告方称双方交往七个多月，双方谈婚论嫁、父母见过面，三千余万元全部通过银行转账，分别打至景甜以及其父母账户。即便上述情节全部属实，依旧不能直接推导出案涉钱款就是彩礼。 首先，缺少民俗彩礼的外在表征。传统彩礼一般发生在订婚、商议嫁娶的特定节点，往往有双方家庭共同参与的订婚仪式、聘金交接的明确沟通记录，转账备注、聊天记录会直接指向聘礼、彩礼。现有公开信息，并未披露存在地方婚嫁习俗意义上的订婚聘金安排。仅仅父母见面、口头商议结婚，七个多月的相处交往，属于普通恋爱交往中的正常流程，不等于完成彩礼给付行为。 其次，款项的给付目的存疑。恋爱关系里，经济条件优渥一方对另一方进行大额资金赠与，可以有多重动机：赠与对方改善生活、表达情意、资助个人事业，并非只有 “给付彩礼换取结婚” 这唯一可能性。附解除条件的彩礼赠与，核心是给付时双方明确达成合意：这笔钱就是为了结婚，结不成就要退回。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转账当时，双方达成 “不结婚就必须返还” 的合意，就不能强行把普通恋爱赠与拟制为彩礼。“相处七个多月，人不能被白处”，是大众朴素的公平感受。 再者，把转账给到女方父母，也不等于就是彩礼。现实生活中，恋爱期间，应对方要求转账至其父母账户的情形并不少见，该收款账户的选择，仅仅是资金走向，不能单凭收款人为父母，就直接推定款项性质为彩礼。 本案还存在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原告代理律师在采访中确认，相关代孕属于客观事实，但起诉诉求并未涉及该部分事实。代孕行为本身违背我国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如果该巨额资金的给付，与代孕诉求存在关联，那么款项基础法律关系将发生根本改变，更不能套用彩礼规则处理。彩礼指向的是合法婚姻缔结，绝不能和违法代孕诉求捆绑在一起。 需要着重强调，以上全部只是基于公开报道的法理分析。本案还没有实体开庭，聊天记录、转账备注、双方沟通的原始证据均没有经过法庭举证质证。款项到底是彩礼、是无偿赠与、是借款还是其他性质，“相处七个多月，人不能被白处” 这一情理观点能否被法庭采信，全部有待法院结合完整证据作出认定。 司法裁判应当严守彩礼的法定构成要件，恋爱有风险，金钱往来需审慎。法律保护婚约彩礼下的正当权利，但不会把所有恋爱期间的金钱付出，都包装成可以事后索回的彩礼；情感相处的时间投入属于情理评价，不能直接取代法律要件的审查。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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