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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对举办单位演出场所罚款，对演员郭德纲也更要罚款
2026 年 9 月 7 日，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处理通报：7 月 24 日晚，郭德纲在武汉《济公活佛》第八本专场演出中 "歪曲篡改" 抗战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据此，举办单位被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48687.4 元、罚款 486874 元；演出场所被警告、罚款 11 万元；"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 一、一份通报，问号比句号多 抗战歌曲承载民族记忆，谁也无意为 "歪曲篡改" 辩护。但看完通报，法律人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 ——哪一条法律规定不能改？ 二、"歪曲篡改" 四个字，法律上意味着什么 先翻条例。通报援引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列的是十类禁止情形：反对宪法基本原则、危害国家安全、煽动民族仇恨、危害社会公德或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宣扬淫秽暴力……通篇没有任何一条写 "不得改编、不得改动歌曲"。 法律禁止的不是 "改歌" 这个行为本身，而是演出 "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等特定后果。"歪曲篡改" 与 "改编"" 翻唱 ""戏说" 的边界在哪里？郭德纲究竟改了哪句词、怎么唱的、观众作何反应？为什么这些改动构成 "危害社会公德" 而不是一次失败的艺术处理？通报里一个字都没有 ——从行为到定性，论证环节全部缺席。"经核查，违反了第二十五条" 的结论背后，恰恰缺少最关键的事实认定与推理过程。 三、罚款顶格：裁量依据在哪 再看处罚。486874 元，恰好是违法所得 48687.4 元的整整 10 倍—— 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幅度是违法所得 8 至 10 倍，这是顶格；演出场所的 11 万元，也顶在了 "未制止"（5 至 10 万）与 "未报告"（0.5 至 1 万）两档合计的上限。 顶格处罚不是不可以，但行政处罚讲究裁量说理：为什么从重？哪些情节支撑最高档？同类型案件怎么比照？一上来就顶格，又说不出令人信服的裁量理由，公众难免要问：这罚的是 "违法情节"，还是 "社会影响"？ 四、罚了公司，演员呢？—— 最该罚的，恰恰是台上改词的人 最耐人寻味的在这里：实际被罚的是举办单位和剧场两家公司，而歌是演员唱的、词是演员改的、笑是演员抖的。对直接行为人，通报只有 "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 七个字 —— 没有点名，没有依据，没有结果。 必须追问：条例对演员个人责任，真的是空白吗？不是。第四十七条明确写着：演出举办单位、文艺表演团体、演员有法定情形的，由文化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个体演员 2 年内再次被公布的，吊销营业执照；对应情形还可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立法者清清楚楚地给演员个人设了独立罚则 —— 演员的责任，从来不在豁免之列。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 "歪曲篡改" 成立、"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成立，最直接的实施者 —— 那个在台上改词的演员 —— 凭什么反而在 "严肃处理" 四个字里隐身？单位承担了最重的经济处罚，直接行为人却连名字都没有；责任的轻重与行为的参与程度完全倒挂。按这个逻辑，对演员郭德纲，更应当依法处理：向社会公布其违法事实，依法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启动行业禁入 —— 这既符合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责任安排，也符合公众对 "谁违法谁担责" 的朴素期待。 当然，严谨地说，第四十七条列举的是中止演出、变更节目未告知、假唱等情形，并未直接写明 "歪曲篡改歌曲" 如何罚演员 —— 这恰恰暴露了更深的制度问题：对表演者本人的责任条款，要么适用第四十七条并说明依据，要么认定其行为落入第二十五条并独立处理。两条路都要求把依据摆出来。可现在，通报两样都没做，只给了一句 "严肃处理"。处理对象是郭德纲还是别人？处理结果是警告、罚款还是禁演？公众一概不知。模糊的处理，比不处理更伤害公信力。 五、依法行政的真义，是把话说清楚 必须强调：保护抗战歌曲，情感正当，立场正确；若确有恶意歪曲、公然亵渎，依法严惩没有任何问题。恰恰因为正当，执法才更要经得起合法性审视 ——处罚法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说理充分、标准明确，这五条每一条都过关，处罚才有公信力。 "哪一条法律规定不能改？" 答案其实是：法律没有禁止 "改"，法律禁止的是危害社会公德、伤害民族感情的演出。把这句话的法律边界划清楚，把证据摆出来，把裁量理由说明白 ——罚单位要罚得明白，罚演员更要罚得明白—— 公众服气，执法也站得住。反过来，如果 "歪曲篡改"" 恶劣影响 " 永远只凭一句话认定，处罚对象想罚谁就罚谁、想略过谁就略过谁，那今天可以禁这首红歌的改法，明天就能禁任何一首歌的唱法 ——模糊的标准、失衡的责任，才是对法治最大的伤害。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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