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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家庭亲情关系不是法外之地，不能成为暴力犯罪的保护伞
近日，贵阳男子张某杀妻分尸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被告人张某因夫妻之间的口角冲突，掐死妻子黄女士，之后肢解尸体、多处抛尸，还盗用被害人手机伪造聊天记录、发布朋友圈，制造失踪的假象，掩盖罪行长达六年之久。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某无期徒刑，检察机关认为该判决 “量刑明显不当”，正式提起刑事抗诉，这一举动，回应了被害人家属的诉求，也厘清一条重要司法边界：婚姻家庭内部的矛盾，可以作为量刑考量因素，但绝不是手段残忍、恶性极大犯罪行为的免死金牌中国新闻周...。 不可否认，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因婚姻、邻里、家庭纠纷引发的暴力犯罪，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酌情从宽处理的空间。设立这一裁量尺度，本意是区分社会上蓄意报复社会的恶性行凶，与家庭成员之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兼顾家庭伦理，化解矛盾纠纷。但 “可以从宽” 不等于 “应当从宽”，更不代表只要贴上 “家庭矛盾” 的标签，就可以无视犯罪手段、主观恶性、危害后果一概从轻。从宽处罚有清晰的适用边界，一旦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极其恶劣、主观恶性极深，即便是源于家庭纠葛，也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本案当中，即便案件的导火索是夫妻生活中的言语冲突，但犯罪行为已经远远超出普通家庭争执的范畴。张某在杀害被害人之后，并没有悔罪止损，反而实施分尸、多处抛尸毁灭证据，又长期冒充死者与亲友联络，编造离家出走的谎言，蒙蔽被害人家属长达数年。虽然分尸抛尸属于杀人之后毁灭证据的事后行为，在刑法上被故意杀人罪吸收，不再单独定罪，但不单独评价罪名，不等于在量刑层面可以忽略不计。这些事后行为恰恰映照出被告人冷静的反侦查思维，以及对生命、对死者人格尊严的极度漠视，是衡量主观恶性深浅的重要标尺。 一审判决将 “家庭内部矛盾”“坦白认罪悔罪” 作为从轻量刑的主要理由，这也正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坦白，是犯罪嫌疑人归案之后如实供述罪行，法律规定的是 “可以” 从轻，而并非必须从轻。被害人家属提出，张某是在 DNA 等关键客观证据锁定之后才交代案情，庭审阶段还曾作出被害人因病死亡的辩解，是否完全符合 “认罪悔罪” 的评价，还有待二审进一步核查。同时，全案没有出现被告人赔偿损失、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这类法定从宽情节。综合作案全过程，对其大幅度从轻判处无期徒刑，是否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确实值得重新审视上游新闻。 家庭不是法外之地，亲情关系不能成为暴力犯罪的保护伞。现实中，不少恶性家暴、杀亲案件，都会拿 “家务事”“夫妻吵架” 作为说辞。家务事可以由道德调解、家庭沟通来化解，但一旦上升到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就已经突破人伦底线，进入刑法评价的范畴。家庭成员之间，本应是相互扶助、彼此保护，而不是行凶伤害；不能因为披上一层家庭关系的外衣，就稀释暴力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生命安全，理当受到法律坚实的守护。 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针对一审判决提出抗诉，是司法纠错的重要一环。二审阶段，法庭需要全面审视全案证据，重点核查被告人坦白、认罪悔罪情节的真实性与适用限度，充分考量杀人之后分尸抛尸、伪造失踪假象等从重情节，兼顾被害人家属的意见，作出罚当其罪的裁判结果，既维护法律统一尺度，也彰显对生命尊严的敬畏。 法律宽容的，是矛盾激化之后一时冲动、真心悔过的行为人；而绝不是手段冷血、处心积虑掩盖罪行的施暴者。家庭矛盾可以是案件的起因，但永远不能成为残忍暴行的挡箭牌。每一个公民，无论身处何种亲密关系之中，生命权都至高无上，任何人都无权以家庭纠纷为由肆意剥夺他人生命。这既是朴素的大众正义观感，也是刑事司法应当坚守的底线。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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