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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社会保障是各级政府的天职，不应由企业个人缴五险一金
社会保障，是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是现代法治政府不可推卸的法定核心天职，更是维系社会公平、兜底民生底线、稳定经济大盘的公共基石。从法理本源、社会治理逻辑、民生公平维度到市场经济规律来看，全民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障权益，本质上应由国家财政统筹兜底、政府全权主导履职。反观当下，我国企业承担主要五险一金缴费责任的制度模式，看似是政企协同的社保分担机制，实则是政府部分社会保障公共责任的市场化转嫁与外包。这种权责错位的制度设计，长期扭曲市场经营逻辑、激化劳资矛盾、衍生就业痛点、阻碍民生普惠，已然严重不适配当前经济转型、灵活就业普及、民生诉求升级的社会现实，亟需从根源上改革重塑。 从法理本源与权责定位来看，社会保障的终极责任主体是国家与政府，企业社保缴费是法定协同义务，而非兜底全责，二者权责边界不可混淆。我国《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同时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社保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落实经费保障、统筹基金运营、推进民生保障全覆盖。这一法条清晰界定了政府是社会保障的法定兜底主体、制度构建主体、财政保障主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助、弱有所扶，是政府履职为民的核心公共职责，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核心用途，绝非市场化的商业福利。 同时，《社会保险法》明确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这是法律赋予企业的用工协同义务，而非全民社保的兜底责任。二者有着本质区别：政府责任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普惠兜底，覆盖在岗职工、灵活就业者、失业人员、城乡居民等所有群体；企业责任仅局限于自身用工场景，是基于劳动关系的用工配套义务，并非替国家承担全民民生保障的终极职责。现行制度的核心弊端，正是将企业的“局部协同义务”异化为“核心兜底责任”，把政府本该统筹覆盖全民的公共福利成本，大规模分摊给各类市场主体，形成了政府权责弱化、企业负重承压、民生保障失衡的错位格局。企业作为市场经营主体，核心天职是合法经营、缴纳税收、创造岗位、激活经济，其足额纳税、吸纳就业的行为，早已履行了自身社会义务，不应再叠加全民社保的超额兜底负担。 长期将社会保障核心责任绑定企业，已滋生一系列系统性、常态化的社会痛点，造成企业、劳动者、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四方承压的困局，制度弊端日益凸显。 对广大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而言，五险一金的刚性缴费成本，成为制约生存发展、阻碍创新创业的沉重枷锁。中小微企业是市场经济的毛细血管、就业吸纳的主阵地，普遍存在利润薄、抗风险能力弱、现金流紧张的经营特点。在税收、房租、原材料、人力基本工资等刚性成本之外，高额的社保缴费费率，进一步挤压了企业利润空间，成为不少小微企业倒闭、初创项目夭折的关键诱因。为维持生存经营，大量企业被迫采取劳务外包、灵活用工、拆分薪资、低基数参保甚至私下不参保等违规方式规避成本。这不仅直接扰乱正规用工市场秩序，更造成合规经营吃亏、违规降本得利的畸形市场生态，严重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极大制约了民营经济活力释放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普通劳动者而言，社保绑定企业的制度模式，制造了就业枷锁与民生保障两难，彻底背离了社保普惠平等的初衷。在现有模式下，社保福利与岗位、企业深度捆绑，并非公民与生俱来的平等权益。在岗期间，多数企业为对冲高额社保成本，刻意压低员工基本工资，将企业社保缴费压力变相转嫁到劳动者薪资中，看似员工享有完整社保福利，实则实际收入大幅缩水，薪资含金量持续下降。更突出的问题是，保障的依附性极强：一旦员工离职、失业、转行，社保便极易断缴，养老、医疗、工伤等核心保障随即悬空。 随着新业态蓬勃发展，灵活就业、自由职业、平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数千万从业者脱离传统企业用工体系，无法依托单位参保，只能选择全额自费缴纳社保。这类群体收入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差，却要独自承担全部社保缴费压力，缴费负担沉重、中途断缴现象普遍。最终导致社会保障沦为“在岗上班族专属福利”，大量灵活就业者、失业人员、小微企业从业者被边缘化，全民普惠的社保初心形同虚设。 从社会公平与国家治理大局来看，社保责任过度依赖企业，本质是政府公共服务履职方式的错位，加剧了社会保障两极分化。税收的核心价值，是汇聚社会财力、统筹公共资源、兜底全民民生、调节贫富差距。企业常年足额纳税、稳就业、促发展，已然完成了自身社会使命，国家本应依托财政税收统筹调配资源，搭建一套不分职业、不分用工形式、不分企业规模、全民统一均等的社会保障体系。 但现行制度下，社保基金过度依赖企业缴费，财政统筹兜底力度不足，直接造成保障层级严重分化：大型正规企业职工社保齐全、缴费足额、待遇稳定、保障完善；中小微企业员工、灵活就业群体普遍存在参保不规范、缴费基数低、保障待遇差、断缴频发等问题，民生兜底存在明显短板。这种差异化、碎片化的保障格局，不仅无法发挥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化解民生焦虑的核心功能，反而加剧阶层保障差距，滋生新的社会不公，违背社保制度的设计初衷。同时，社保基金过度依附企业经营状况，经济下行、企业承压阶段，基金收入随之缩水，抗风险能力、可持续性大幅弱化，不利于社保体系的长期稳定运行。 立足民生普惠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保制度亟需厘清政企权责边界，回归政府全责兜底、财政统筹保障、全民平等普惠的本质本源。未来社保改革的核心方向，应当是剥离企业过重的社保兜底负担，重塑权责清晰、各司其职的治理格局。 让企业回归经营本源，卸下超额社保压力，专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岗位创造、经济增长，依托市场活力吸纳更多就业，夯实民生与经济发展的底层基础；让政府扛起法定核心天职，扭转责任转嫁的治理偏差，强化财政税收对社保体系的统筹兜底作用，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保统筹机制，打破社保与企业岗位的绑定桎梏。通过制度优化，建立覆盖全体公民、适配全职就业、灵活就业、自主创业等所有就业形态的均等化社保体系，让社会保障不再依附于企业、捆绑于岗位，真正成为每一位公民平等享有的基础民生权益。 企业的核心责任，是纳税兴业、稳岗拓业、赋能市场；政府的核心天职，是守护民生、兜底保障、维护公平。社会保障从来不是企业的市场化义务，而是国家不可推卸的公共天职。唯有彻底纠正当前社保领域的权责错位，逐步剥离企业过重的社保缴费负担，将社会保障核心责任归还政府、回归公共财政兜底本源，才能从根源上破解企业避保、劳动者断保、群体保障不均、市场竞争失衡的多重困境，让社会保障真正实现全民普惠、人人平等、稳定可靠，最终落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助、弱有所扶的美好社会愿景。 政府为人民办事，不要去计较盈亏，没钱，印钱就可以了。众所周知，美国是当前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经济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其经济政策实践值得我们思考：美国持续印钞发钱，却并未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尤其是疫情期间，美国政府通过印钞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和救助计划，有效应对了经济下滑和失业率上升的困境。这充分证明，适度的货币增长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反而能够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社会上有观点担忧增发资金会引发通货膨胀，实则是认知误区。通货膨胀的核心从来不是货币总量，而是商品物资供需失衡。当前国内钢筋、水泥、房产、服饰等大量物资产能过剩、供给充足，不存在短缺涨价基础。解决通胀隐患、盘活经济的最优方式，正是精准统筹资金、加大生产投资，补齐民生与产业短板，以充足的物资供给对冲货币流通，实现经济良性循环。政府也不用为政权能否长期稳固而发愁，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你给人民办这么多好事，人民拥护还来不及呢！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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