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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律师应当先代理后收代理费、医师应当先治疗后收治疗费
当前，中国的医师和律师都是先收费后服务。有疾病的人虽然有医保，但不是人人都有医保，也不是什么药都能报销；有冤枉的人因家庭经济困难，诉讼费虽然可以缓交、减交，但是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是难开的，而且鉴定费、律师费都是要先交的。导致好多有疾病的人看不起病，有冤枉的人打不起官司，形成恶性循环。 律师先代理后收代理费、医师先治疗后收治疗费，是会给律师、医师带来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医师怕病人治好了病不交费，也怕治不好的病收不到钱而不敢实行先治疗后收治疗费。我认为，正是这种压力，医师才有刻苦钻研提高医术的动力，千方百计想办法用最便宜的药把病人的病治好；对于那些公认不好治愈的病可以实行见效后再收费。人是有良心的，病治好了病人是不可能不给钱的。同理，律师实行先服务后收费也是这个道理。 律师先代理后收代理费、医师先治疗后收治疗费，这样的政策，不但能解决有疾病的人和有冤屈的人看不起病、打不起官司的问题，而且能解除有疾病的人怕花钱治不好病和无钱治不了病，以及有冤屈的人怕花钱打不赢、没钱打不起官司的后顾之忧，还能解决医患关系紧张造成的患者伤害医师问题，和有冤屈的人状告无门造成的报复社会滥杀无辜问题。 我以前提出过，律师应当先代理后收代理费、医师应当先治疗后收治疗费，遭到很多律师和医师的无端指责和攻击。实行先治疗后收治疗费，不收任何押金。我认为，这样的举措，只有病人骗医师，医师根本就骗不了病人。也不要拿没人敢当医师当借口，正是这种压力，医师才有刻苦钻研提高技术的动力，现在有什么行业不是靠本事吃饭的。 抗疫的英雄，不仅仅是医生。治病救人，本来就是每个医生的职责，没有必要另眼看待。每当伤医事件发生后，就有国家政法部门出来表示强烈的谴责，并要求从快严惩凶手，但从来不见为病人说话，也从来不说明伤医事件的背后原因。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医药产业化下，医护人员其实也是和普通工农一样的。没有工人给医护人员生产衣服，医护人员就没有衣服穿；没有农民给医护人员生产粮食，医护人员就没有粮食吃。当然，没有医护人员，工农就没法治病。所以，国家政法部门对任何职业的人都要一样看待。就算在抗疫期间，也不要对医护人员另眼看待。没有工人给医护人员生产衣服，医护人员就没有衣服穿；没有农民给医护人员生产粮食，医护人员就没有粮食吃；没有军人镇守边关、警察维护社会秩序，医护人员、工人、农民就无法安全工作生活。 如果国家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最好了。全国政协委员张其成多次在政协会议提案中提出，国家实行 “全民免费医疗” 的主张。针对张其成委员的提案，有人反驳说：考虑到我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财政支撑能力尚且有限，医保筹资水平还不高，基金支撑能力还不足，一段时期内不具备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的各项基础。 我认为，这是在侮辱污蔑我们的国家。在金砖五国中，我国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但却是唯一一个没有实行免费医疗的国家。明明在金砖五国中，我国的综合实力最强，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中国是完全具备条件的，其实我国河南省的南街村早就实现了。 免费医疗若确实有困难，最起码要像北京华大中医院疑难病诊疗中心一样，对肝胆胃肠病、糖尿病肾病、耳聋鼻炎、气管炎哮喘、高血压心脏病、脑瘫癫痫病、风湿骨病、男科妇科、不孕不育、皮肤病性病、疱疹艾滋病、白血病肿瘤等各种疑难病，实行先治疗后收治疗费，不收任何押金。是否治愈以北京医院、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北京地坛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友谊医院、301 医院等国内权威大医院检查为准。 不管什么病，不治疗是不易自愈或减轻的，接受了治疗最起码能使病情得到控制及减轻，而且还有治愈的可能。现在科学在不断发展，以前不能治愈的疑难病，不等于现在也不能治愈。举个简单例子，原来中国没有飞机大炮，现在不但有了飞机大炮，还有原子弹和天宫一号二号。希望患者不要讳疾忌医，要相信科学，患了病应及时治疗。不要听信有些专家说乙肝、艾滋病治不好，说乙肝艾滋病能治好的都是骗人的。例如新冠病毒一开始时，钟南山等多位专家多次说无特效药，结果几乎都治好了。 政府为人民办事一定不要去计较盈亏，没钱印钱就可以了，其实干这些事，政府负责生产钱就可以了。有些经济专家可能会说，大量印钱会引发通货膨胀。其实，通货膨胀不是因为钱多，而是因为缺货。比如目前的钢筋、水泥、汽车、服装都处于过剩状态，会涨价吗？通货膨胀无论说出多少种花样，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东西少。解决通货膨胀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印钱投资，什么东西缺少，就投资生产什么，不管任何东西多了，就不可能涨价。众所周知，美国目前是世界上军事最强、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中国应当向美国学习，美国一直不断地印钞发钱，但是美国却一直没有出现通货膨胀问题。 另外，现行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了风险代理的除外情形：（一）婚姻、继承案件；（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四）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等。第十二条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这样的规定也根本就不是为老百姓着想的。 从立法表面意图来看，相关限制条款初衷看似保护弱势群体、规范法律服务市场收费秩序，但落地实践中，该规定严重背离底层群众民生维权诉求，直接成为经济困难群体寻求法律帮助的硬性阻碍。 立足社会现实客观分析，风险代理模式本身是破解底层群众“没钱打不起官司”困境的重要解决方案。大量超期申诉当事人、工伤维权农民工、讨要劳动报酬的务工人员，普遍经济拮据，无力预先支付大额律师代理费，直接陷入“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申”的绝境。 风险代理机制允许当事人在案件维权成功、权益得到保障之后，再支付律师服务报酬，大幅降低维权前置门槛，让低收入、无积蓄弱势群体也能获得专业法律服务。同时，风险代理将律师劳动报酬与案件维权结果深度绑定，倒逼律师投入全部精力梳理卷宗、走访取证、推进再审申诉，最大化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既能提升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也能整体提升司法体系公信力。 有观点提出，法律援助制度可以完全替代风险代理，化解困难群众维权难题，但基层实践中，法律援助申请门槛高、办理流程繁琐，大量弱势群体根本无法顺利完成申请。申请法律援助需要完整身份证明、详细经济困难佐证材料，低保人员需要多层级开具贫困证明；农民工讨薪案件，还需要先提供劳动合同、考勤记录、工资流水等劳动关系证据，大量灵活务工人员没有留存书面材料，取证流程耗时数月；部分地区法律援助窗口额外要求提供房产、存款明细等资产证明，对于文化程度低、身处困境的群众而言，整理全套申请材料难度极大，许多当事人还未走完流程便主动放弃维权。 从公序良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层面审视，全面禁止风险代理的规定存在明显短板。公序良俗倡导社会和谐、互助友善，法律本应是保护弱者、主持公道的坚实屏障，现行限制条款却将经济困难群众隔绝在法律服务门外，让蒙冤群众无力维权，极易催生极端报复行为，和和谐友善的公序良俗完全相悖。 核心价值观层面，“公正”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风险代理禁令让低收入群体难以和企业、行政机关等强势主体平等对抗，动摇司法公正根基；“法治”核心要义是全方位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相关限制条款剥夺当事人自主选择适配收费模式的权利，和法治精神相冲突；“友善”提倡人与人协作互助，风险代理本可搭建律师与困难群众协作维权的良性渠道，却被制度硬性约束，不利于矛盾柔性化解。 法院应该实行先办案，后由终审败诉人交纳诉讼费和鉴定费；律师应该实行先代理，后由终审败诉人交纳律师的代理费。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律师没收入没饭吃，不愿意做律师，其实仅仅是后收代理费而已，并不是免费，看到无据无理的案件不代理就是了，免得浪费司法资源。法院实行先办案后收诉讼费，律师实行先代理后收代理费，这样的政策，不但能解决有冤屈的人无钱打不起官司的问题，而且还能解除群众怕花钱打不赢官司的后顾之忧。希望政府尽快修改相关规定，不管任何案件，都允许律师实行风险代理。 法律是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完善良法是善治社会的前提。国家立法全部制度设计的根本出发点，是保障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如果现行《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风险代理禁令、诉讼申诉时效制度等规则，已经成为阻碍司法公正落地、侵害群众合法维权权利的制度障碍，就应当及时启动立法修订、制度优化，让法律真正成为保护人民、主持公道的坚实武器。 同时必须明确：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的重大社会功能。人民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基本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整体稳定，均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司法的相对公正，对于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形态！它不仅仅涉及经济利益问题，更广泛涉及人权、人命等根本价值。有的司法人员通过腐败行为谋取私利，而无辜者却因此身陷囹圄，甚至人头落地 —— 司法不公，能够让该死之人逍遥法外，让该活之人含冤而死！司法不公，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更对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从根本上动摇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仰。如果对此掉以轻心，任其蔓延泛滥，最终将葬送我们党的执政根基！ 回顾历史，教训历历在目。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激战正酣之际，岸边竟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旁观自己朝廷的军队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官兵纷纷跳水逃生时，围观居民竟发出阵阵喝彩。英军后来北上进攻，沿途亦有类似情形。至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百姓不仅围观，甚至主动加入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王朝的子民之所以对朝廷如此缺乏忠诚，固然与清初的残酷屠杀有关，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清王朝持续多年大兴文字狱、压制思想，加之清末司法腐败猖獗、冤狱频仍，民怨积重难返。在这样的制度与社会背景下，民众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即便没有外敌入侵，大清王朝也难逃覆亡的命运。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司法公正，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言，实质上是一场双赢的制度博弈。公正司法所牺牲的，仅仅是少数违法乱纪的权势人物的不当利益，而赢得的，是整个政权的合法性与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必须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绝对全面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 "司法机关独立办案" 演变为 "独立王国"，使其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于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依法严惩不贷！不要让普通群众陷入 "告状无门" 的困境，避免因正当诉求渠道不畅而诱发胡文海、钱明奇、陈水总、杨佳、张扣扣、欧金中等极端个案，酿成私力复仇、自行执法、报复社会、滥杀无辜的悲剧，破坏社会和谐稳定。唯有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社会才能稳定发展，人民才能幸福生活，党才能长期执政！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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