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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徽剑被害不只是个法律问题，而是涉及国民政治安全问题
徽剑遇害，令人悲愤，更令人不寒而栗。凶手手段残忍，跨境定点行凶，这早已不只是一条生命被戕害，而是对公民生命安全底线的公然践踏，是对国家法治尊严的野蛮挑衅。 公众的愤怒，首先指向电诈集团血腥的犯罪行径。但在悲愤之外，有几个极易被忽略、却必须持续追问的关键问题：凶手究竟如何锁定徽剑的真实身份与住址？远在境外的犯罪团伙，通过何种渠道拿到他全套个人资料？是谁把这些高度敏感的公民信息向外输送？境外黑产对我国公民信息的归集、研判能力，已经达到了怎样的深度？这些被非法流转的数据与情报，仅仅服务于电信网络诈骗这类经济犯罪，还是可以随时转向，被用于危害政治安全的活动？ 司法审理聚焦于查清犯罪事实、固定证据、认定罪责。刑事程序可以惩办行凶者、追责直接涉案人员，却很难单独回答前置问题：公民信息在案发前是怎样被非法获取、流通交易的；境外势力对公民信息的挖掘利用边界在哪里；这套信息工具，是否能够脱离诈骗场景，被挪作针对特定人员的胁迫、打压、定点清除之用。 正是这起悲剧，逼迫我们重新审视网络语境里早已流行的词 ——“开盒”。倘若我们依旧仅仅把开盒理解为隐私泄露、电话骚扰、网上谩骂，就严重低估了这套信息链条在归集、交叉核验、跨主体流转之后蕴藏的巨大破坏力。 厘清概念：从人肉搜索到工业化开盒黑产 先对相关黑产术语做清晰界定。 早些年广为熟知的是 “人肉搜索”，大多依靠网民自发搜集公开信息、比对照片、拼凑零散线索，信息原料大多来源于公开渠道，随机性强、效率低下。 而今天所说的开盒，一般指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关联碰撞、对外披露网络账号对应的真实身份信息，用于骚扰、羞辱、威胁、线下侵害等不法行为。 之所以叫 “开盒”，源于早期非法信息交易以实名手机号为核心线索，单一号码常常无法精准锁定本人，需要匹配姓名、住址、生日三重信息交叉核验，定位目标的过程类似开盲盒，由此得名。 出道，是开盒下游行为：将受害者全套身份信息公开发布传播，绝非简单发资料，而是成套实施网络暴力。早期以恶意 P 图为主，手段不断升级：冒用受害者信息发布器官捐献、在交友平台冒充当事人、伪造当事人发布违法言论，跟踪拍摄其住所、子女学校，寄送冥币寿衣，直至线下滋扰、暴力伤害。 拖库，指批量入侵、窃取正规信息系统内存储的公民数据库。 社工库，则是汇聚各类泄露、窃取、倒卖得来的个人信息，提供查询、关联比对服务的非法数据库。随着数据持续汇聚、交易渠道隐蔽化，社工库已经形成庞大、可随时调取的地下信息资源池。 技术迭代与数据长期沉淀，彻底改变了开盒的模式。过去需要多人耗费大量时间拼凑线索，如今依托现成地下渠道，短时间内就能调取目标全套关联信息。一次网络冲突中被查询核验的个人资料，不会随着争执结束而消失，会永久沉淀在社工库内，可供后续任意买家反复调取。冲突有终点，数据的流转没有终点。 信息黑产：跨场景复用的犯罪基础设施 开盒黑产大规模走入公众视野，最早与精日、恶俗网络群体的报复行为紧密相关。网络作者曝光精日行径后，自身遭到开盒、出道报复，开启了长达数年的对抗，也让外界看到：开盒是一套可以稳定输出精准身份信息的能力。 电信诈骗同样高度依赖非法公民信息。诈骗分子依靠信息画像判断目标处境，定制话术，提升诈骗成功率。最高法公布的判例中，大量行为人明知个人信息将被用于犯罪，仍然持续向境外下游出售。 二者最值得警惕的关联点，在于信息能力具备可迁移性。用来实施网络报复的查询渠道，可以转手供给电诈团伙；服务电诈的数据接口、信息中介，同样可以用来定位、追踪举报人、批评者。这套体系本身是通用工具：大幅降低犯罪者识别、接触、胁迫目标的成本。这就是它被称作犯罪 “基础设施” 的根本原因。 下游使用者不需要从零搭建数据搜集、核验体系，只需要付费购买，就能拿到整理完毕的目标档案。因此，追查恶俗群体、电诈团伙之间的联系，不能只看人员是否重合、立场是否一致，更要核查是否共享同一套数据源、同一批信息中介。犯罪动机不同、侵害目的不同，并不妨碍它们共用同一件杀伤性工具。 徽剑案暴露的正是最凶险的现实：非法公民信息链条，已经深度嵌入跨境暴力犯罪的准备环节。案件凶手伏法之后，提供信息的上游渠道会不会继续存续？这套开盒能力，未来还可以被哪些境外组织、敌对主体采购调用？这个问题，不能随着个案宣判而被搁置。 风险上限：不止网络暴力，可升级为针对重点人员的胁迫与定点打击 网络暴力本身危害深重，但它远不是开盒风险的上限。 信息落到普通网暴者手中，多是辱骂恐吓；一旦落到具备组织能力、行动能力、明确敌对意图的主体手里，就会成为跟踪、绑架、定点行凶的前置条件。同一份公民资料，危险等级随使用者身份、行动目标发生质变，徽剑被害就是血淋淋的证明。 香港修例风波期间，警务人员及其家属遭到大规模起底，是非常典型的前车之鉴。当年披露信息包含警员子女就读学校、班级等隐私，受害者持续遭遇电话轰炸、冒名借贷、上门滋扰，甚至收到残忍的死亡威胁。俄乌冲突之中，参战人员信息被系统性批量开盒；部分极端武装利用开盒手段搜寻异见者，实施残酷报复。这类行为，早已超出普通民间纠纷、网络矛盾的范畴。 不妨设想：普通人网上言语争执，对方直接发来你全家信息进行要挟；更进一步，如果公职人员、舆论监督者、爱国发声者收到全套家属信息，被告知已进入定点处置名单，以家人安全胁迫其妥协服从。和平时期尚且如此，一旦进入特殊态势，这套信息武器的破坏力更是难以估量。 这不是说每一次开盒都会走向杀人害命。我们必须明确：不能因为大多数开盒停留在骚扰层面，就否认这套信息能力具备向上升级的可能性，这种升级路径已经被多次证实。我们不能等到惨剧发生之后，才后知后觉意识到，当初看似只是网上吵架式的信息搜集，早已为线下暴力做好铺垫。 治理思路：法律防线必须前置，覆盖信息全链条 认清风险，意味着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必须提升治理强度。我国刑法设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实施犯罪，仍然出售、提供公民信息，属于情节严重。这说明法律评价本就应当重点关注信息的用途，不能机械以泄露条数、交易金额简单衡量危害性。一份定向整理、足以支撑线下侵害的个人档案，其巨大风险，绝不能被 “仅涉及一人” 所掩盖。 打击必须贯穿非法获取、清洗整理、线上交易、交付提供全链条。严厉打击数据库拖库、内部权限人员违规泄露、非法查询平台运营；查清信息提供者对下游犯罪用途的主观认知与客观作用；对和跟踪、威胁、暴力预备挂钩的信息活动，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开展风险研判。 “开盒” 这个词自带一种网游式的轻浮感，掩盖了背后沉重的生命代价。交易流转的是一页页个人资料，交付出去的，却是伤害一个家庭的条件。对这类行为，必须筑牢清晰刚性的法律底线，保持高压执行。绝不能让信息贩子躲在屏幕背后，等到流血命案发生，再以 “我只是查点资料” 为由推卸罪责。 开盒问题，不只是单纯的法律问题。它关联公民安全、社会稳定，更具备外溢为政治安全、国家安全风险的巨大可能。如果认知停留在普通隐私侵权、网络违法层面，看不到这套信息基础设施可以被境外敌对力量动员利用的本质，那么徽剑的悲剧，未必是最后一起。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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