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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社保交不交由人民个人选择，政府司法机关不应强制追缴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得民心方能稳固执政根基。当前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刚性持续增强，多地社保、公积金追缴不受时效限制，社保缴费基数快速提升，叠加部分地方存在非税收入不规范等问题，中低收入劳动者、小微企业的综合负担压力逐步显现，引发社会广泛讨论。本文基于公开新闻报道、现实用工案例、历史治理经验，直面当前社保征缴、基层财政运行中的现实矛盾，提出一套探索性改革构想：依托我国体量庞大的全民公有资源收益作为财政主要来源，辅以锚定实体生产的货币投放机制，探索逐步取消面向劳动者和市场主体的税收制度，从根源减轻民间经营与劳动负担。 海报新闻首席记者张海振、李子骄报道：不少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存在一种认知误区，认为社保是单位给的 “福利”，双方可以商量，可以现金折现，或者签订 “自愿放弃社保” 的协议。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均明确规定，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不是可以自由协商处置的福利。202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明确，“自愿放弃社保” 的约定一律无效，签了字也不作数。 今天，“多地追缴社保和公积金不设时效限制” 登上百度热搜。江苏嘉誉东辰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明鑫告诉记者，员工自愿放弃社保协议是无效的，单位若没有足额缴纳社保，员工可以投诉。维权关键难点在于证明劳动关系，除劳动合同外，工作服、工作证、工资流水、考勤记录等都可以作为证据。北京中定律师事务所律师林雪也表示，依法足额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强制性法定义务，从国家层面来看，多数地区社保、公积金的补缴、追缴不设置时效限制，十几年前的欠缴记录，依然可以依法追溯。 社保缴费基数的 “快速提升”：数据背后的民生压力。今年 7 月起，北京、上海同步启用新一周期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北京缴费基数下限调整至 7270 元，上海缴费基数下限调整至 7546 元。梳理历年数据，能够直观感受到缴费基数下限抬升带来的缴费压力变化。2016 至 2020 年，北京、上海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均保持相对温和的上涨节奏；进入 2020 至 2024 年，两地基数下限上涨幅度明显放大，增速显著快于前一个四年周期。除京沪之外，深圳等城市近年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也出现较快上调。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及相关平台近几个月均刊文讨论糖税。例如，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健康时报》7 月刊发的一篇报道称，中国超重和肥胖者的比例已超 50%，精制糖摄入过量是重要诱因。文章指出，征收含糖税或许是大势所趋，并建议中国从审慎研究并有序试点开始，按含糖量设置阶梯税率，高糖高税、低糖轻税、无糖免税，并将税收定向用于校园健康饮食项目等。这一讨论也折射出一个趋势：在现有财税框架之下，不断有新的征税品类被纳入研讨范围，税收的覆盖边界存在持续扩张的可能性，值得引起重视。 我认为：社会保障的初衷本是守护普通人的生活，而不是用强制手段向劳动者与企业摊派负担。当下流行一种观点：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保基金收支承压，因此必须强化强制征缴，要求全部劳动者足额参保缴费。但该逻辑值得审慎反思：不能因为社保基金收支紧张，就直接剥夺个人选择的权利，社保缴费的选择权应当交还劳动者。 支持强制社保的人，理由是普通人存在短视问题，不会主动为养老做好储备，需要国家代为规划长远养老安排。但现实之中，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资产储备、家庭规划、风险偏好各不相同，统一制度很难适配所有人。一部分劳动者收入微薄，当下衣食住行、子女教育、看病的压力远大于几十年后的养老问题；一部分人已经依靠房产、存款、商业保险安排好了晚年生活；还有一部分群众对长期制度稳定性、未来待遇调整存在顾虑，更愿意自主支配自己的劳动报酬。 每个人对于风险、长远生活的判断各不相同，是否参加社保，本质上是关乎个人财产支配、人生规划的自主选择。无视个体差异，一刀切强制扣除工资缴纳社保，等同于直接处置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收入。尤其需要厘清核心边界：社保基金收支缺口，不能成为强制群众缴费的正当理由。当社保基金出现缺口，化解渠道应当是国有资产划转、财政补贴、制度革新、提升基金运营效率，而不是将成本转嫁到在职劳动者和小微企业身上，依靠扩大强制征缴填补资金缺口。如果一旦基金吃紧就加码强制征缴，社会保障就容易偏离守护民生的初心，变成缓解财政压力的工具。 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6000 元的部分税率仅 3%，最高档超过 960000 元的部分税率为 45%，体现了 “量能课税” 的原则；经营所得、财产性所得也有着明确的征税规范。但在实际运行当中，社保缴费与各类税费叠加形成的综合负担，值得持续关注：以北京月薪 5000 元的职工为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合计扣款一千多元，实际到手收入仅有三千余元；全国 2.8 亿农民工群体，平均月薪大约 3500 元，每月个人社保缴费大约 400 元，这笔固定支出，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是不小的负担。 更值得警惕的是地方财政困难衍生的乱收费问题。部分地方政府为弥补财力缺口，把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当作补充收入的渠道。典型案例为霸州曾经向下属乡镇下达总额超过 3 亿元的非税收入任务，在 67 天内向辖区企业开出 6700 万元罚单。这种 “以罚补财” 的治理方式，加重企业经营压力，损害政府公信力，也让市场主体对各类法定征缴行为更加敏感。 纵观华夏数千年治乱循环，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的重要导火索，往往是不合理的赋税盘剥。历代王朝兴衰规律显示，税负天然存在分配不公的问题，底层工农、小商户承担绝大多数的税负；官僚体系、国防、各类民生开支持续扩张，官府就会不断新增苛捐杂税。长期抽取民众劳动与经营所得，民怨不断累积，一旦百姓生存底线被突破，流民四起、起义爆发，最终引发社会动荡、政权更替。近代民国政权的覆灭，同样印证了 “苛捐失民心，民心失则政权倾覆” 这条历史规律。 与此同时，当下主流经济认知存在一个普遍误区：很多人默认货币投放就一定会引发通货膨胀。实际上，通货膨胀的核心诱因不是货币总量增加，而是商品物资供给不足。只要持续扩大实体产业生产，工农业产能持续提升，社会物资供给保持充足，即便扩大货币投放规模，物价也可以保持平稳。美国长期推行量化宽松、持续投放美元，依然保持全球领先的综合国力，没有爆发恶性通胀，核心原因在于依靠全球产业链、持续扩张的产业产能消化新增货币，该调控思路具备借鉴价值。结合我国公有制基础，我们可以探索一条新路径：依托国有资源收益替代税收，定向投放货币助力实体生产扩张。 一、改革核心宗旨 彻底取消全国范围内全部税收，涵盖个人所得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契税、印花税、关税、各类附加税费，永久取消面向劳动者、市场经营主体的征税制度。 从根源化解千百年来 “征税生民怨、经营有税负、劳动收入被分割” 的深层矛盾。国家所有公共开支、公职人员薪酬、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兜底保障、产业扶持、生态治理投入，不再依靠向群众、经营主体征税获取资金，全部依托土地、矿产、水电、干线交通、央企国企等全民公有资产稳定经营收益作为常规财政来源，配套定向服务实体生产的货币投放机制，最终实现三大目标： 一是务工、灵活就业、自主创业、个体经营全部零税负，劳动报酬全部归劳动者个人； 二是工厂、商铺、涉农经营主体经营所得全额自留，没有税费扣除，经营成本大幅下降； 三是新增货币只投向实体扩产、民生基建，严禁资金流入投机炒作、房地产炒作，规避资产泡沫风险。 二、古今完整历史教训：苛捐盘剥流失民心，是政权更迭核心诱因 （一）古代历代王朝重税困民、走向衰败倾覆的典型历史警示 秦朝：立国后推行高额田赋、繁重徭役双重压榨，百姓全年耕作产出大半上缴官府，青壮年常年服役无法顾家，底层民众常年挣扎在温饱线之下。沉重赋税彻底耗尽民间民力，短短数十年便激起全国范围农民起义，强盛大一统王朝迅速覆灭，清晰印证重税困民、民困必生乱的客观历史规律。 汉中后期：豪强士族、世家大户依靠特权隐匿土地、勾结官府逃避全部赋税，国家所有财政开支、军费支出全部转嫁无特权底层自耕农。土地兼并与逐年加码赋税双重挤压下，大量农户弃田逃亡形成百万流民，民生根基彻底崩塌，直接引发黄巾大起义，强盛汉王朝走向分崩离析、天下割据。 隋朝：官府粮仓囤积海量粮食，国库充盈程度冠绝历代，但全部财富均来源于层层叠加的田赋、人头税、杂捐。官府只知聚敛财富，灾荒之年不救济底层百姓，沉重赋税与天灾叠加激化全民矛盾，短短数十年盛世彻底瓦解。 明朝：宗室、官僚、大地主享有法定免税特权，朝廷国库空虚时，不从特权阶层筹措资金，反而持续向普通农民加征辽饷、剿饷、练饷三重重税。底层百姓不堪层层盘剥，大面积弃田流亡、聚众起义，最终王朝彻底覆灭。 清代与黄宗羲定律：历朝历代所有税制改革，初衷均为减轻百姓负担，但无一例外陷入 “短期减负、后期杂税丛生、税负持续加码” 的黄宗羲定律。晚清时期苛捐杂税名目层出不穷，底层民众劳动收入不足以覆盖各类赋税，民间怨气常年累积，持续动摇统治根基，为后续社会变革埋下隐患。 古代历史统一印证三条不可打破的客观规律：其一，税收天然存在阶层不公，税负最终绝大多数落在无特权底层劳动者身上；其二，随着国家各类开支扩张，官府持续加征赋税是必然选择；其三，长期强制抽取民众劳动成果，日积月累必然滋生大范围民怨，最终引发社会动荡。数千年王朝兴衰循环，核心症结均在于赋税制度对民间的过度压榨，苛捐积累民怨，民怨积累动乱，动乱引发政权更迭。 （二）民国税收暴政近代惨痛教训：竭泽而渔耗尽民心，直接促成旧政权更迭 民国是距离当代最近、最直观的赋税亡国教科书，完整证明无节制、不公平征税会彻底丧失底层民心，最终引发政权更替： 税种繁杂，万物皆可征税，百姓生存处处缴费 北洋军阀割据时期至南京国民政府统治阶段，全国苛捐杂税多达上千种。耕田要交田赋、赶集经商要交商税、饲养家畜收畜税、点灯做饭收灯捐、建房修路收建材税，民众衣食住行、生产劳作全被各类税收裹挟，基础生存空间被持续压缩。 预征数十年赋税，透支几代百姓劳动收益 各地军阀为填补内战军费、维持官僚奢靡开支，强行向农户预征十几年甚至数十年后的田赋，部分地区征税透支跨度长达五六十年。农户常年劳作，却要承担几代人的赋税压力，耕种、经商完全失去收益动力，全国田地大面积荒芜，城乡工商业持续衰败。 税制极度倾斜，只压榨工农底层，权贵全面免税避税 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外国买办依靠特权、勾结官府实现全额免税，全国战争军费、各级官府俸禄、行政开支 100% 由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承担。勤劳底层持续被盘剥，特权阶层无偿占有社会财富，贫富撕裂达到顶峰，全社会对立矛盾无法调和。 税收取之于民，极少用于民生建设，民心持续涣散 海量赋税收入绝大部分用于军阀混战、官僚权贵奢靡享乐、权贵资本敛财，极少投入乡村道路修建、义务教育普及、灾荒赈济、基层医疗保障。民众只承担沉重纳税义务，无法享受对应公共福利，全民民心持续涣散、背离旧政权。 竭泽而渔式赋税最终导致农村破产、政权彻底崩溃 长期无节制横征暴敛，造成全国农村大面积破产、城镇工商业持续凋零，亿万底层百姓失去基本生存保障，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民国旧政权并非亡于单纯外敌入侵，根本核心原因是长期赋税盘剥耗尽全民民心，最终被人民抛弃，完成新旧政权更迭。 （三）历史总结：单纯减税、税制改良治标不治本，唯有彻底取消税收打破治乱循环、规避政权更迭隐患 回顾古代历朝、近代民国所有财税改良举措，均局限于合并税种、小幅降税、简化征管，从未触及 “税收制度存续” 根本问题，仅能短期缓和民间矛盾，无法根除税负不公、持续加征、积累民怨的固有弊端。只要征税制度持续存在，底层民众长期承担税负的格局就无法改变，民生困顿、社会矛盾发酵的隐患长期存在，极易重蹈古代、民国因苛税动乱、政权更迭的历史覆辙。 真正治本的根本性改革方案，为全面、永久取消全国所有税种。国家财政不再依靠抽取民众、企业劳动经营收益，依托土地、矿产、水电、国企等全民自有资源获取稳定经营收入，从根源消除赋税催生民怨的土壤，彻底跳出千年兴亡周期律，从制度层面规避因民生不满引发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的长期历史隐患。 三、全面取消税收的现实合理性 税收是民间负面情绪、社会矛盾的主要来源 税收本质是依靠强制力分割居民工资、企业经营利润。工薪阶层每月劳动收入被税费扣减，小微企业经营利润被各类税费持续压缩，个体商户开店经营综合成本居高不下，长期极易滋生抵触心理。只要税收制度持续存在，民众固定税负负担客观存在，全民民怨就无法从根源彻底消除，长期积累将埋下社会不稳定隐患。 我国全民公有资产规模庞大，完全具备替代全部税收的天然基础 依据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能源资源均归属国家全民所有；全国跨区域水利水电管网、干线铁路、大型公共基建、全部央企、地方骨干国企均属于全民共有资产。体量庞大、品类齐全的国有资源能够持续产生稳定经营收益，完全可以支撑全国公共运转开支，无需向普通劳动者、中小经营主体征收各类赋税。 四、无税收全新财政体系：四大国有资源收益全面支撑所有公共支出 全面取消全部税收后，全国各级财政所有收支、各类建设投入资金，全部来源于国有资产规范经营收益，全程不收取百姓劳动所得、企业经营利润： 国有水电阶梯使用费（财政核心稳定收入） 水电属于国家垄断全民资源，严格遵循 “谁消耗、谁付费，多耗用、多承担公共成本” 公平原则。居民基础生活用水、用电设置极低普惠基准价格，充分保障普通群众日常生存刚需，不加重底层居民生活负担；工厂、商业综合体、高耗能加工产业、大型服务业门店执行分级阶梯高价；高耗能耗水的暴利行业、规模企业承担绝大部分公共运转开支成本。依托资源消耗阶梯收费模式，不存在强制盘剥民间的属性，民众接受度高，不易滋生抵触情绪。 国有矿产全额经营收益统一上缴国库 国内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各类矿产开采、资源出让、矿山运营产生全部经营利润全额上缴各级国库，设立专项资金账户，定向用于产业扩建、乡村基建升级、城乡就业扶持、困难群众民生兜底。矿产资源归属全体人民，开采产生的红利全额回馈全社会，完整替代税收的公共建设支撑功能。 国有土地盘活租赁长效收益 国有产业用地标准化租赁、闲置国有厂房、低效园区、空置土地盘活流转产生全部收益统一纳入财政统筹，定向投入乡村改造、安居保障房建设、县域配套升级，拓宽长期稳定资金来源渠道。 国企全额利润上缴补充财政收支缺口 全部中央企业、地方国有骨干企业年度经营利润足额上缴国库，作为国防建设、基层公职薪酬、基础公共服务运转的补充资金，充分释放全民所有制资产的经济价值，填补各类刚性支出缺口。 以上四类财政资金全部来源于国家自有资产合规经营，全程不触碰百姓工资、商户经营利润，真正实现国家依靠自有资源兴办全民公共事业，不再依靠盘剥民间维持国家正常运转。 五、配套货币调控完整规则：货币投放全部服务实体扩产，从根源规避通胀风险 货币发行、新增货币投放唯一目标是扩大全社会实物生产规模，严禁单纯印钱发放福利、填补财政常规缺口： 每一笔新增货币 100% 定向投入实体产业项目，涵盖标准化厂房新建、全域道路水利基建、连片农田改造、工农业技术升级改造，同步大规模吸纳城乡劳动力稳定就业； 货币投放规模与实体产能扩张规模精准匹配，投放多少增量货币，同步落地对应规模实物生产项目，货币增量对应新增商品产出； 持续扩大工农业全品类生产规模，全社会物资总量长期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依靠充盈实物供给平衡流通货币规模，从源头杜绝物价持续性大幅上涨； 彻底摒弃传统 “谈印钱色变” 的固化教科书思维，依托持续实体扩产消化全部新增流通货币，物资充足则物价长期平稳； 叠加全面零税收营商环境，企业经营成本大幅降低，市场主体扩产意愿显著提升，居民劳动增收积极性同步增强，全社会财富实现持续稳步增长。 六、全面取消税收带来五大长期多元社会红利 彻底消解全民民怨，凝聚社会共识，稳固长治久安根基 无任何征税、无经营税费抽成，劳动者全部劳动收入自留，企业完整留存经营利润，彻底消除数千年来赋税带来的官民隔阂，从制度根源杜绝因税负不满积累社会矛盾，规避历史上苛税引发动荡、政权更迭的悲剧，实现全社会安定同心。 实体经济迎来爆发式高速发展 全面取消各类税费大幅降低创业、生产准入门槛，民间投资、建厂开店、涉农经营热情充分释放，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压力完全解除，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实体经济持续繁荣扩张。 系统性充分解决全社会就业难题 国有资源稳定收益持续落地全域基建、产业新建项目，叠加定向货币扶持落地大量工厂扩产工程，长期源源不断新增海量稳定务工岗位，覆盖青年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失业群体，实现全民充分就业。 全社会物资持续充裕，物价长期平稳下行 全方位持续扩大工农业全品类生产规模，商品、农产品、日用工业品供给持续增量，充足物资持续稳定市场物价，居民日常衣食住行生活成本稳步降低。 稳步缩小城乡、区域、贫富差距，稳步推进共同富裕 不再依靠税收完成收入二次调节，依托国有资源经营收益普惠全体人民，财政资金重点倾斜农村地区、欠发达区域、低收入困难群体，均衡城乡公共配套、区域发展差距，稳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古代历代王朝兴衰、近代民国政权更迭完整史实充分证明：税收制度天然滋生民间怨气，无节制、不公平苛捐杂税会持续流失民心、动摇统治根基，单纯减税、调整税制仅能短期缓和矛盾，无法根除深层次隐患； 我国土地、矿产、江河水电、央企国企等全民公有资产体量庞大，长期稳定经营收益足以支撑全国公共运转、全域基建、全维度民生保障，完全无需向民众、各类市场主体征收任何赋税； 构建以国有水电阶梯使用费、国有矿产土地经营收益、国企全额上缴利润为核心的全新财政运行模式，国家依靠自有全民资产兴办公共事业，不再抽取民间劳动经营财富，彻底跳出黄宗羲定律与历代因苛税动乱、政权更迭的千年治乱循环； 严格规范货币投放规则，所有新增货币锚定实体生产扩张，以持续增长的实物产能对冲流通货币增量，从根源规避恶性通胀、金融资产泡沫两大经济风险； 全面取消全部税收可长久实现百姓无税负、企业无经营负担、社会物资持续充裕、全民充分就业、国家长期安定，从制度层面稳固民心、规避政权动荡隐患，是兼顾群众切身利益、实体经济长远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改革方案。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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