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
陈中华:政务服务中心门头被人损毁,各级各地政府应当深刻反思

陈中华:政务服务中心门头被人损毁,各级各地政府应当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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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挖掘机,对准政务服务中心的门头雨棚、门前台阶,轰鸣之间,公共设施轰然破损。这场发生在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的事件,画面冲击力极强,迅速牵动舆论。据通报,嫌疑人胡某某已被控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无人员伤亡,案件正在办理中。据报道,矛盾缘起拆迁补偿争议。这起事件,绝不能简单定性为一起 “破坏财物案” 了事,它是一面镜子,照见公民维权的底线,也拷问基层矛盾化解、诉求回应机制的短板。

首先必须厘清一个根本边界:诉求有委屈,不等于可以突破法律底线。 无论当事人认为自己的拆迁补偿诉求是否合理,驾驶工程机械冲击、损毁政务场所,都是法律明确否定的行为。政务服务中心,是面向全体市民办事的公共空间,里面有普通办事群众、窗口工作人员。这种方式把个人纠纷转化为对公共秩序、公共财产的暴力冲击,潜藏巨大人身安全风险。当事人原本是征收争议当中的利害关系人,本可以依托行政协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调解仲裁等法定渠道主张权益;一旦选择私力破坏,自己就变成刑事案件的嫌疑人。原本的合理诉求,被暴力行为裹挟,脱离法治轨道,最终权益非但无法借此实现,还要承担沉重的法律后果。“以暴维权” 没有赢家,这是所有权益受损者都应当汲取的沉痛教训。法治社会的共识是:有理,也不能违法。当然,如果当事人确实历经多年奔走、反复信访起诉却状告无门,合法诉求长期被搁置,那么在量刑上就应当从轻处罚。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倒逼,震慑部分地方政府不作为、乱作为,倒逼基层正视群众合理诉求。

但舆论之所以广泛共情、持续追问,核心在于大家关心:矛盾是如何一步步走到这一步的? 政务大厅,本就是专门用来接待群众、受理诉求、化解争议的地方。一个人最终选择把挖掘机开到这里,而不是走进窗口递交材料、申请调解,本身就是一个危险信号:在矛盾前期,诉求倾听、沟通协商、实质化解的链条,很可能出现了梗阻。征地拆迁直接关乎财产生计,利益博弈复杂,很多矛盾不是简单的 “对或错”。有的争议卡在补偿标准、评估程序、款项兑付、历史遗留问题上;当事人反复反映之后,如果得到的只有程序化答复、机械的文书,缺少面对面的释法说理、实质性协调,群众就容易产生 “渠道无效、求助无门” 的无力感。当制度化救济给人的感受是门槛高、周期长、见效慢,个别极端心态就容易滋生,误以为 “闹大才能解决”。这种错误预期,是基层治理要着力破除的误区。

反思的第二层,是基层治理要从 “事后处置” 转向 “源头预防、实质解纷”。 很多地方处理征拆矛盾,习惯于走流程、做文书、等诉讼,把程序走完当成工作闭环,却忽略当事人最在意的 “矛盾能不能真正化解”。商事调解、行政调解、征地争议协调机制,本就是用来消化这类纠纷的缓冲带。对于补偿争议、历史欠账类纠纷,应当前置排查,主动对接,分类施策:能协商的协商,需要评估复核的及时复核,存在政策理解偏差的耐心释法;确属一时难以达成一致的,也要清晰告知当事人合法路径、时限与风险,保持持续沟通,不让诉求长期悬置、情绪不断累积。矛盾化解,不是等冲突爆发之后再出警、再追责,而是把工作做在情绪激化之前。门头可以快速修复,台阶可以重新浇筑,但积压的信任裂痕,修复起来要难得多。

第三层反思,关乎公开与公信力。 这类极易引爆舆论的涉民生纠纷,在依法办案的同时,也需要兼顾信息公开。在不影响侦查的前提下,厘清纠纷背景、争议焦点、前期处置过程,清晰说明法定救济渠道,能够减少网络猜测、谣言滋生,避免舆论走向对立。只公布强制措施结果、回避纠纷原委,容易让猜测替代事实,放大负面观感。公开不是妥协,而是治理自信;把前因后果、政策依据、救济路径讲清楚,恰恰是维护公信力的方式。

最后,这件事留给社会两层并行的法治命题。 对公民而言:维权的正当性,不能自己定义,必须放在法律框架之内。暴力破坏公共设施,永远不是维权选项。 对治理端而言:法治不只是惩戒违法的人,更意味着保障群众的诉求渠道畅通有效。法律要制止私力报复,治理体系也应当让合理诉求 “有地方说、有人听、有回音、有结果”。

征地拆迁矛盾是长期存在的治理难题。化解这类矛盾,靠高压震慑不够,单靠一纸判决也不够。最好的状态,是让群众相信:不用铤而走险,制度本身就能托住他的合法权益。唯有法理有刚性、治理有温度、渠道有实效,才能减少这类悲剧,守住秩序,也守住民心。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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