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中华：社保交不交由人民个人选择，政府司法机关不应强制追缴
海报新闻首席记者张海振、李子骄报道：不少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存在一种认知误区，认为社保是单位给的“福利”，双方可以商量，可以现金折现，或者签订“自愿放弃社保”的协议。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均明确规定，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不是可以自由协商处置的福利。202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明确，“自愿放弃社保”的约定一律无效，签了字也不作数。 今天，(多地追缴社保和公积金不设时效限制)上了百度热捜。江苏嘉誉东辰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明鑫告诉记者，员工自愿放弃社保协议是无效的，单位若没有足额缴纳社保，员工可以投诉。维权关键的难点在于证明劳动关系，除劳动合同外，工作服、工作证、工资流水、考勤记录等都可以作为证据。北京中定律师事务所律师林雪也表示，依法足额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强制性法定义务，从国家层面来说，大多地方社保和公积金的补缴、追缴是没有受时效限制的，10年前的也能追。 社保缴费基数的 “快速提升”：数据背后的民生压力。今年 7 月起，北京、上海同步启用新一周期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北京缴费基数下限调整至 7270 元，上海缴费基数下限调整至 7546 元。梳理历年数据，能够直观感受到缴费基数下限抬升带来的缴费压力变化。2016 至 2020 年，北京、上海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均保持相对温和的上涨节奏；进入 2020 至 2024 年，两地基数下限上涨幅度明显放大，增速显著快于前一个四年周期。除京沪之外，深圳等城市近年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也出现较快上调。 我认为：社会保障的初衷本是守护普通人的生活，而不是用强制手段向劳动者与企业进行摊派。当下有一种很流行的逻辑：因为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保基金面临收支压力，所以必须强化强制征缴，要求所有人足额参保缴费。但这套逻辑值得反思：不能因为基金缺钱，就剥夺个人的选择权，社保缴费理应还给个人自由。 很多人支持强制社保，理由是普通人短视，不会主动为养老做打算，需要国家替个人做长远规划。但现实是，每个个体处境千差万别，并非所有人都适合这套制度。有的人收入微薄，当下生存压力远大于几十年后的养老问题；有的人有房产、储蓄、商业保险，已经为晚年做好安排；还有一部分人对未来制度、待遇存在顾虑，更愿意把钱握在自己手里自行支配。每个人对风险、对未来的判断不一样，是否参与社保，本质上是关乎个人财产与人生规划的选择。如果无视个体差异，一律强制扣除工资用于社保，等于直接处置个人的劳动收入。 尤其要厘清一个关键点：不能把社保基金的收支压力，变成强制民众缴费的正当理由。社保基金出现缺口，应当从国有资产划转、财政补贴、制度改革、提高运行效率等层面去化解，而不是把成本转嫁到在职劳动者和企业身上，靠扩大强制征收来填补窟窿。若是只要资金池紧张，就进一步强化强制缴费，那社保的性质就容易发生偏移，从民众的保障工具，变成化解财政压力的手段。 社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强制参保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确立的法定规则，其设立初衷是通过社会共济机制分散个体的养老、医疗、失业等民生风险，保障劳动者在特殊情形下的基本生活权益。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保基金收支平衡压力、中低收入群体缴费负担感知、中小微企业用工成本等现实问题逐步显现，社会层面对社保制度的运行逻辑也产生了多元讨论。本文从法理依据、制度实践价值、当前运行中的现实争议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梳理我国社会保险强制参保制度的立法逻辑与实施成效，结合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新特征、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实际与不同群体的差异化保障需求，探讨在坚持法定参保制度核心框架的前提下，优化制度弹性、降低缴费负担、拓宽资金来源、提升基金运行透明度的可行路径，同时结合我国历史治理经验与现代公共财政逻辑，探索兼顾民生福祉、实体经济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方向，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险体系、兼顾制度公平性与个体灵活性提供学术参考。 关键词：社会保险；强制参保；社会保障；公共财政；制度优化 一、引言 社会保险制度是现代国家民生保障体系的核心支柱，不同于商业保险的自愿缔约逻辑，世界各国普遍将核心社会保险项目设定为具有公共属性的法定保障制度。我国自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颁布以来，逐步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险体系，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法律形式巩固了这一法定规则。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市场灵活化程度提升、中小微企业经营压力加大，社会层面出现了对社保制度的不同讨论：海报新闻首席记者张海振、李子骄的公开报道显示，不少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存在认知误区，认为社保是单位给的“福利”，双方可以协商现金折现，或是签订“自愿放弃社保”的协议。202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明确“自愿放弃社保”的约定一律无效，多地追缴社保和公积金不设时效限制的话题登上百度热搜，江苏嘉誉东辰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明鑫、北京中定律师事务所律师林雪均在公开采访中明确了社保缴费的强制性属性与维权路径，相关讨论进一步引发了公众对社保制度运行逻辑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重新厘清社保制度的法理根基，客观分析其在实践中的成效与待优化空间，对推动我国社会保险体系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法理基础与立法逻辑 2.1 社会共济的公共属性是制度设立的核心法理来源 社会保险区别于商业保险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公共保障属性而非盈利属性。商业保险遵循自愿缔约、等价交换的市场规则，而社会保险的设立目标是通过大数法则，将个体的养老、医疗等长尾风险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分摊，避免部分群体因短视、收入不足等原因未提前储备保障，最终陷入老年贫困、因病致贫的困境，增加整个社会的公共救助负担。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均明确规定，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不是可以自由协商处置的福利。这一规则的核心逻辑在于，社保制度的运行依赖于全体参保主体的共同参与，若完全将社保定义为可自由协商的福利，很容易出现“健康人群、年轻群体不愿参保，高风险群体集中参保”的逆向选择问题，最终导致社保基金收支失衡，保障体系无法持续运行。 2.2 劳动者权益的兜底保障逻辑 社保制度的另一层核心价值，是对弱势劳动者群体的制度兜底。在劳动力市场的劳资关系中，用人单位天然处于优势地位，如果将社保设定为可协商的福利，大量议价能力弱的低收入劳动者，很容易被迫为了获得当期工资而放弃长期保障，最终在发生工伤、失业、年老等情形时失去基本生活依托，本质上会造成劳动者长远权益的受损。法定参保规则通过法律的强制性，平衡了劳资双方的地位差，避免劳动者的长远权益被短期的市场博弈牺牲。 从司法实践层面看，202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自愿放弃社保”的约定一律无效，签了字也不作数。江苏嘉誉东辰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明鑫在公开采访中指出，员工自愿放弃社保协议是无效的，单位若没有足额缴纳社保，员工可以投诉，维权关键的难点在于证明劳动关系，除劳动合同外，工作服、工作证、工资流水、考勤记录等都可以作为证据。北京中定律师事务所律师林雪也表示，依法足额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强制性法定义务，从国家层面来说，大多地方社保和公积金的补缴、追缴是没有受时效限制的，10年前的也能追。这些司法层面的规则，本质上都是对劳动者长远权益的兜底保护。 三、当前社保制度运行中的现实争议与认知反思 社会保障的初衷本是守护普通人的生活，而不是用强制手段向劳动者与企业进行摊派。当下有一种很流行的逻辑：因为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保基金面临收支压力，所以必须强化强制征缴，要求所有人足额参保缴费。但这套逻辑值得反思：不能因为基金缺钱，就完全忽视个体的差异化处境，社保制度的优化方向，应当在坚守公共保障底线的基础上，兼顾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 很多人支持完全刚性的强制社保，理由是普通人短视，不会主动为养老做打算，需要国家替个人做长远规划。但现实是，每个个体处境千差万别，并非所有人都完全适配统一的缴费节奏：有的人收入微薄，当下生存压力远大于几十年后的养老问题；有的人有房产、储蓄、商业保险，已经为晚年做好安排；还有一部分人对未来制度、待遇存在顾虑，更愿意把钱握在自己手里自行支配。每个人对风险、对未来的判断不一样，是否参与社保的具体方式，本质上是关乎个人财产与人生规划的选择，如果无视个体差异，完全不考虑不同群体的负担能力，反而会让制度的运行效果偏离最初的保障初衷。 尤其要厘清一个关键点：不能把社保基金的收支压力，变成无限制强化缴费征缴的正当理由。社保基金出现缺口，应当从国有资产划转、财政补贴、制度改革、提高运行效率等层面去化解，而不是把成本转嫁到在职劳动者和企业身上，靠扩大强制征收来填补窟窿。若是只要资金池紧张，就进一步强化强制缴费，那社保的性质就容易发生偏移，从民众的保障工具，变成化解财政压力的手段。 当然，对个体选择权的尊重，不等于取消社会保障体系。区分两种模式的边界很重要：愿意参保的人，可以继续缴纳社保，享受对应的养老金、医保报销待遇，遵循多缴多得；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处境的群体，可以匹配更有弹性的缴费方案，避免低收入群体被过高的当期缴费挤压生存空间，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双向对等。很多人担忧，如果增加制度弹性，社保统筹体系会迅速难以为继，但这个风险，恰恰是制度设计需要去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反过来用刚性规则绑架民众。当越来越多打工人感受到每月社保扣款对当下生活的过度挤压，制度就会积累社会情绪，尊重不同群体的实际处境，反而可以倒逼制度改革：优化待遇计算、降低缴费负担、提升基金透明度，让社保变成大家发自内心愿意参加的保障，而不是不得不承受的法定负担。 放在企业的角度也是同理。刚性的高比例社保缴费，直接抬高用工成本。不少中小微企业利润微薄，高额社保成本挤压生存空间，最终转化为压低工资、减少招工，受损的还是普通劳动者。如果制度拥有更多弹性，一部分企业和员工可以双向适配更合理的缴费方案，把更多收入直接给到劳动者手中，由个人自主决定是存起来、买商业保险，或是投入当下生活，反而能实现劳资双方的双赢。 反对者常说，人会短视，老了会陷入贫困，所以必须完全一刀切强制缴费。可一个成年人，应当拥有基于自身处境做出合理规划的权利。社会可以宣传风险，可以做科普，可以提供鼓励参保的政策补贴，但不应当完全无视个体的收入差异，用统一的高缴费比例过度占用中低收入群体的当期劳动报酬。总而言之，社会保障的落脚点，应当是服务人，而不是约束人。社保基金的压力，应当通过制度改革去化解，而不是以缺口为理由单向强化缴费强度。 四、从历史治理经验看民生负担与社会稳定的关联逻辑 纵观华夏数千年治乱周期，历代政权更迭、社会动荡背后，赋税盘剥是贯穿始终的核心导火索。所有王朝兴衰循环，核心症结均在于不合理赋税对民间的过度压榨：税收天然存在阶层不公，底层工农、小商户承担绝大多数税负；随着官僚体系、国防、民生开支持续扩张，官府只能逐年加征各类苛捐杂税；长期抽取民众劳动与经营所得，日积月累必然积累大范围民怨，一旦百姓生存底线被突破，流民四起、起义爆发，最终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新旧政权交替。放眼近代民国覆灭之路，更是完整印证“苛捐失民心，民心失则政权倾覆”的历史铁律。 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6000 元的部分税率 3%，最高档超过 960000 元的部分税率为 45%，体现了 “量能课税” 原则；经营所得与财产性所得也有明确税率规范。但在实际征管中，社保缴费与税负感知仍需关注：以北京月薪 5000 元为例，个人需缴纳养老保险、医疗、失业及公积金共计 1113 元，到手仅三千余元；全国 2.8 亿农民工中，按 3500 元平均月薪计算，每月社保个人缴纳约 400 元，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仍是不小的负担。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地方财政困境引发的不规范收费问题。此前部分地方政府为弥补财力缺口，将 “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 作为收入来源：霸州曾向下辖乡镇摊派超 3 亿元非税收入任务，在 67 天内向企业开出 6700 万元罚单。这种 “以罚代支” 的行为不仅损害政府公信力，更直接加重企业与民众负担，与历史上 “苛捐杂税” 的危害一脉相承。 在当前经济下行、部分群体工资增长乏力的背景下，社保缴费压力的上升引发了 “民生负担” 的担忧。回顾中国历史，赋税轻重与王朝命运的关联早已留下深刻教训。中国历史恰似一部周期性循环的兴衰史：新王朝建立初期，往往因吸取前朝灭亡教训而推行 “轻徭薄役、与民休息” 政策，推动经济复苏与民生改善；但王朝后期，苛捐杂税日益繁重，最终因民力枯竭、民怨沸腾而走向覆灭。《汉书・食货志》中，董仲舒对秦代赋役的记载尤为典型：“古者税民不过什一，至秦则不然…… 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秦代赋役较前代激增 20-30 倍，农民租种地主土地需缴纳五成地租，最终 “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成为强秦短命的重要诱因。 后世王朝虽多次推动赋税改革 —— 汉初 “十五税一”“三十税一” 的轻赋政策、北魏均田制、唐代租庸调制、明代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亩等，均在短期内减轻了民负、促进了发展，但王朝末期的赋税膨胀却屡屡重演。民国末期甚至出现 “自古未闻粪有捐，而今唯独屁无税” 的荒诞景象，最终因民不聊生而政权崩塌。历史反复证明：“民富则国强，民穷则国危”，赋税负担的合理性直接关系社会稳定根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从秦代的 “赋役三十倍于古” 到民国的 “粪捐” 之耻，历史早已证明：苛捐杂税侵蚀的不仅是民众的财富，更是政权的根基；而轻徭薄役、民生为本的治理，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今天，我们更应坚守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以规范的财政管理保障民生，以均衡的发展缩小差距，以务实的投资改善生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践行 “得民心者得天下” 的千古铁律，让国家在民生兴旺的基础上走向持久繁荣。 五、现代公共财政视角下的社保体系改革创新路径 与此同时，当下主流经济认知存在一大认知误区：普遍畏惧货币投放，片面认定“印钱必通胀”。事实上通货膨胀的核心根源从来不是流通货币总量增加，而是商品、物资供给短缺；只要持续加大实体生产、各类实物产能充分释放，物资供给持续充盈，无论流通货币规模如何扩充，物价都不存在持续上涨基础。美国长期推行量化宽松、持续投放美元，却长期保持全球第一军事、经济、科技强国地位，并未出现持续性恶性通胀，核心依托持续产业扩张与全球商品供给消化新增货币，这套货币调控思路具备极强借鉴价值。我国可结合自身公有制独特优势，探索“依托国有资源替代税收、定向印钱全力扩大实体生产”的全新发展道路。 我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全民公有资产：土地、矿产、江河水电、铁路管网、央企国企等全民公有资产的稳定经营收益，完全可以作为常规财政底盘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降低公共开支对普通劳动者和中小微企业的税费依赖。配套实施定向锚定实体生产的货币投放机制，所有新增货币仅定向用于实体扩产、民生基建，杜绝资金流入金融投机、楼市炒作，彻底规避资产泡沫，最终可以逐步实现三大核心发展目标： 一是全体居民务工、灵活就业、自主创业、个体经营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大幅提升，劳动报酬更多归个人所有，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当期生活压力； 二是各类工厂、商铺、涉农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所得自留比例大幅提高，大幅降低经营成本，释放中小微企业的经营活力，带动更多就业岗位； 三是社保基金的补充来源持续拓宽，不再依靠单向提升缴费比例维持收支平衡，从根源化解千百年来“征税必生民怨、经营背负税负、劳动收益强制分割”的深层次社会矛盾。 这套改革方向，既不改变我国社保体系公共保障的核心属性，又能从根源上减轻劳动者和企业的缴费负担，长久实现百姓无过重税负、企业无过度经营负担、社会物资持续充裕、全民充分就业、国家长期安定，从制度层面稳固民心、规避社会动荡隐患，是兼顾群众切身利益、实体经济长远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改革方向。 六、结论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设立初衷，是为全体民众提供兜底性的民生保障，其核心价值是通过社会共济分散个体风险，这一制度的根基符合我国的民生发展需求。当前实践中出现的各类争议，本质上是制度运行过程中发展中的问题，而非制度本身的合理性问题。未来我国社会保险体系的完善方向，应当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发点，在坚守公共保障底线的基础上，通过多渠道充实社保基金、降低中低收入群体和中小微企业的缴费负担、优化差异化参保规则、提升基金公开透明度等改革举措，逐步消解当前的现实痛点，结合我国公有制经济的独特优势，探索依托全民公有资产收益补充公共开支的新路径，让社会保险真正成为适配不同群体需求、企业可负担、群众发自内心愿意参与的公共保障制度，最终实现社会共济与个体权益的平衡，为国家长治久安、民生持续改善筑牢坚实的制度根基。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
